安特耶·文特曼 小妮子
德国体操运动员波琳·舍费尔和妹妹海伦在开姆尼茨体操中心的训练室
23岁的波琳·舍费尔时常想起在开姆尼茨体操训练中心平衡木上练习的那些日子：17岁的她自以为动作完成得不错，但教练总在指责她，甚至对她说：“看到你，我就忍不住咆哮。”回忆往事，舍费尔总是忍不住流泪：“每天都被侮辱的话，总会在性格中留下痕迹。”
7次德国冠军，2015年世锦赛平衡木项目季军，2017年世界冠军——波琳·舍费尔是近30年来德国成就最高的艺术体操运动员。而现在，她决定公开自己的遭遇。开姆尼茨体操训练中心由国家资助，致力于培养有天赋的体操选手。舍费尔称，那里的教练加布里勒·弗雷塞多年来对她百般刁难和折磨，超出了正常人所能承受的极限。除她之外，还有几个年轻运动员也指责弗雷塞的高压让她们受到了精神虐待，不得不服用强止痛剂，或是患上了厌食症、贪食症等进食障碍。
| 控制 |
一切都是为了成功，最大限度的成功。弗雷塞的前教练同事雷纳特·克吕格尔也证实了这些控诉。“我亲眼看到她是如何在精神上控制这些女孩的。”克吕格尔说。那时，她曾多次向上级反映这一情况，但从未得到重视。
四年前，在美国的运动员性侵丑闻曝光后，英国、荷兰和瑞士的一些运动员也公开了多年来遭受的身心折磨。舍费尔等人受到了国外同病相怜者的鼓舞，但她们和教练相处的时间甚至长过和她们自己的母亲，要对教练提起控诉，实属不易。好在动力战胜了恐惧，她们希望能让每个体操训练室都成为安全的地方，不再有孩子和她们一样因为热爱体操而身心受损。
舍费尔说，刚开始她认为弗雷塞是在关心自己，“学业、牙医预约、赞助合同等等都是她在为我办。”训练很苦，但她从不觉得累，“我只做她让我做的事情。”然而渐渐地，小小的“体操机器人”成长为一个年轻的女人，有了自己的想法，比如她会追问，为何总是这样训练而不尝试其他方法，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有时候我会反驳说，我才是最了解自己身体的人，但加比（译注：加布里勒的昵称）完全无法接受。”
对弗雷塞来说，最重要的是驯养和秩序。“她试图剥夺所有人的行为能力，确保自身处于支配地位，以便实现自我意志。”有人这样说道。“她的恶毒评论并非未经思索就脱口而出的，她是在故意贬低我。”舍费尔这样认为。尽管如此，那时她仍试图相信弗雷塞所言非虚。为控制体重，她曾有一周时间只喝柠檬水，其他什么都不吃。
| 体重 |
13岁时转到开姆尼茨训练的丽莎·赫尔也说：“我到这里的第一周，加比就告诉我必须注意保持体重。”当时她每周都会被叫到弗雷塞的办公室接受训诫多次。“她一再指责我是个大麻烦，我甚至因此而厌恶自己。”赫尔说。她患上了神经性贪食症，有时每天要吐两次。弗雷塞得知后送她去看儿童心理医生。“她似乎认为，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赫尔说。
教练加布里勒·弗雷塞
那时，赫爾几乎无法从体操训练中获得任何快乐，直到18岁时到了另一个训练营地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厌恶情绪并非针对体操本身。“加比不在我身边时，我就感觉训练过程非常愉快。”赫尔说。
回到开姆尼茨后，她要求不再跟着弗雷塞训练，否则就放弃体操运动。由于赫尔是重点培养对象，她的愿望实现了。但她提出要求后，弗雷塞对她的恶劣态度开始变本加厉。赫尔说：“那时我过得非常糟糕，甚至想过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赫尔说，新教练对她的态度和弗雷塞截然不同，“他把我当人看，给我价值感。”随后，她的贪食症也慢慢改善了。
| 疼痛 |
除了体重，女孩们还要面对另一个永恒的主题——疼痛。她们常常会达到训练的极限，肌肉、骨骼和关节都得承受痛苦。“大部分时候，即使疼痛难忍，我们也不敢说，因为教练会告诉我们：咬牙坚持，因为其他人都在坚持。”舍费尔说。
弗雷塞制定出几乎精确到分钟的训练计划，规定哪个女孩、何时、在何种器械上、以何种频率、做哪个动作。“女孩们匆匆忙忙地从一种器械赶往另一种器械。”弗雷塞的一位前教练同事说。女孩们认为，能在国家资助的营地训练是一种荣耀。她们很多都还是十几岁的少女，却都以征战奥运会为目标，愿意为此付出一切。
如果疼痛持续得太久，弗雷塞就会带舍费尔去看医生，但每次都以服用止痛药布洛芬告终。弗雷塞会给她600到800毫克的药片，每天两次，服用一到两周。那么，她的父母对此怎么说？舍费尔疲惫地笑着说：“如果我告诉家里，我为练习体操而服药，我妈会把整个训练中心给拆了，或者至少也会打电话给加比，而那之后，她可能会将从我妈那里收获的郁闷三倍奉还给我。”和很多其他女孩一样，她决定保持沉默。问题是，一旦停药，疼痛就会卷土重来，而弗雷塞会说“你还不够努力”“你太懒了”“你只是不想训练”。“于是我开始自己买止痛药。”舍费尔说，“我对药物产生了依赖。”需要时刻保持良好身体状况的压力对她来说实在太大了。
| 伤病 |
2015—2018年间，索菲尔·斯托伊在开姆尼茨接受训练。一天，她的头撞到了平衡木上。这个如今16岁的女孩这样描述弗雷塞的反应：“我疼痛难忍，但加比认为没有那么严重，我不应该哭得那么大声。”那时，她才13岁。
体操运动员丽莎·赫尔：“她一再指责我是个大麻烦，我甚至因此而厌恶自己。”
体操运动员索菲尔·斯托伊：“我全身都疼。”
体操是一项危险的运动，一瞬间的走神就可能致命或终生致残，比如艺术体操选手罗尼·齐斯梅尔就在训练中摔断了颈椎导致瘫痪。根据克吕格尔的描述，有一次，只因为一个动作没做到位，弗雷塞就让一个年轻的体操运动员不断重复一套完整的地板练习动作直到精疲力尽。“那个女孩没有力气了，但她必须继续训练，直到我说，如果还不停止，我就马上离开训练室，一切才结束。”
如今24岁的罗萨·史密茨在开姆尼茨训练了五年。一天，13岁的她告诉教练，她右胳膊疼，但训练基地的医生说并不严重。所以，她又咬紧牙关回去训练了，甚至还参加了比赛，直到某天早上，她都没法自己梳头了，才被母亲接回家。照X光后，医生发现，她的胳膊已经断了。
| 高压 |
曾在开姆尼茨训练中心工作的教练苏珊娜·温特尔说，弗雷塞有两副面孔，有时表现得极其友好，但更常冰冷如铁，她给运动员们最严厉的惩罚是忽视，可能连续多日不理睬一个女孩。
25岁的大学生伊萨贝尔·马考德回忆起自己在开姆尼茨的经历：“因为我不够听话，弗雷塞就要其他女孩离我远点。有一次，她们被叫进加比的办公室，排着队指出我有多差劲。”晚上回去的时候，女孩们向她道了歉。马考德认为这种做法非常残忍，因为她将一起训练的小伙伴视为姐妹。
另外，弗雷塞还让她做眼线。“我得盯着其他女孩吃了什么，是否私藏了巧克力。”她說。实际上，偷吃巧克力的女孩往往十分痛苦。一个女孩说：“我总想催吐出来，但太难了。”她们还在宿舍用其他方式自我惩罚，比如用尖锐物品割伤自己。
克吕格尔说：“我发现，这些女孩从来都没有安全感，天天如此，个个如是。”几年后，她也辞职了。“我经常想告发加比，”她说，“但如果受害者并不认为自己遭受了精神暴力，我要如何证明？这些孩子相信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大多是如今回想起来才意识到问题所在。”
2016年，美国队医拉里·纳萨尔性侵多名体操运动员多年的丑闻曝光后，弗雷塞也受到了媒体问询。她解释道，这里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但他们以后会更加关注这个问题。对于女孩们的指控，弗雷塞表现得非常吃惊。她的律师回应道，指控中包含大量毫无根据的不实信息。
开姆尼茨奥运训练基地主任托马斯·维斯说：“运动员们感到不满，是因为她们的成绩不够优异或训练太过艰苦，因为教练的要求太过严格或交流风格过于严厉。但是，这些都是她们的主观视角。体操训练日又不是小孩子的生日。”他表示不可能存在药物滥用的情况。“这里的大部分运动员都还未成年，必须得到父母和医生的书面许可才能开到药。”他宣称，“能积极训练、有效提高成绩的运动员，从来不会抱怨。”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编辑：周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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