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芬芬
《论语·为政》篇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是孔子对自己自强不息一生的回顾和总结。对其中的“四十而不惑”，朱熹《论语集注》解释说：“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朱熹认为“不惑”是“无所疑”，对事物理解透彻、没有疑惑。杨伯峻《论语译注》说：“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不惑”是知识丰富、不迷惑的意思。“四十而不惑”一般多释为四十岁掌握的知识多、经历的事情多，知道问题的来龙去
脉，故没有疑惑。不过，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三十岁学有所成，从格物、致知的角度，应该不致迷惑了，为何要到四十岁才说没有疑惑呢？“何以《大学》穷理在十五时，而夫子穷理必待之四十、五十？”（《论语集释》引《四书改错》）再说，术业有专攻，一个人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总有因知识欠缺而造成的疑惑、迷惑。按照后世“疑惑”“迷惑”的意思来理解“四十而不惑”的“惑”，也许遮蔽了孔子的原意。
“辨惑”是孔子和弟子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论语》记载了两个弟子就如何“辨惑”向孔子请教，孔子都作了清楚的回答。从孔子师徒的讨论可知，他们所说的“惑”，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疑惑”“迷惑”大相径庭。我们应该在这些语境中，去探究“惑”的意思，以求理解“四十而不惑”，发挥其人生启迪意义。
子张问“辨惑”
《论语·颜渊》篇：“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有一天子张向孔子提问如何崇德、辨惑，孔子说，只要坚持做到忠、信，不断向“义”靠拢、前进，就可以做到“崇德”。关于“辨惑”，孔子说，对同一个人，喜欢的时候百般宠爱，厌恶的时候要置他于死地，这种不辨是非、感情用事，就是“惑”。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确是我们庸常之人常有的缺点、弱点。《韩非子·说难》篇卫灵公对待弥子瑕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弥子名瑕，卫之嬖大夫也。弥子有宠于卫。卫国法，窃驾君车，罪刖。弥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出，灵公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犯刖罪。”异日，与灵公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以其余献灵公。灵公曰：“爱我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瑕色衰而爱驰，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余桃者。”
同样一个弥子瑕，同样的矫驾君车、分桃，前后评价天壤之别，弥子瑕的命运生死，完全凭卫灵公的好恶决定。孔子所说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就是这种情况。不能客观、理智地对待人和事，感情用事，任性，就是“惑”。
樊迟问“辨惑”
樊迟也问孔子如何“辨惑”。《论语·颜渊》篇：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曾向孔子问稼、问圃，孔子说在稼穑方面，“吾不如老农”，在种菜方面，“吾不如老圃”，還批评樊迟“小人哉”。这次樊迟问崇德、修慝、辨惑，孔子夸奖：“善哉问！”朱熹《论语集注》说：“善其切于为己。”夸他能提出关于“为己之学”的问题。
“先事后得”，事，做事；
得，回报，收获。先不计较有没有回报，做应该做的事情，长期这样做，自然就能“崇德”。“修慝”，即如何处理自己心里的怨恨，孔子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要致力于改正自身的缺点，而不是老盯着他人的缺点，要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这样就不会对他人心怀不满，此为“修慝”。关于“辨惑”，孔子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一时的忿怒，不加控制、不计后果而任其发泄，造成的恶果，不但自己要承受，还会累及父母亲人，这种情况就是“惑”。如张飞，他没有死于战场，而是死于自己的情绪，死于冲动，死于“惑”。“冲冠一怒为红颜”也是“惑”，因一时之忿而忘掉民族、国家大义。《孙子兵法·火攻篇》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国君、将军尤其要避免在忿怒的时候做决定，他们如果被“一朝之忿”所左右，后果更严重。
孔子给子张和樊迟解答“辨惑”，表面稍有不同，实际意思一样，都是失去理智，不能冷静、客观地对人做事。“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任由自己的情感、好恶；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是被自己的忿怒等情绪所左右。总之，人们因为好恶、忿怒而不能保持清明、冷静，一时头脑发热，失去理智，做事偏激、任性、冲动，这都是“惑”。所以，孔子所说“四十而不惑”的“惑”，不是因知识储备、认知能力不够造成的疑惑、迷惑，而是受不良情感和情绪的蒙蔽，感情用事，做事冲动，不计后果，丧失理智，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做了一些难以挽回、让自己后悔不已的事情，这才是人生最可怕的“惑”。这种“惑”是自身修养不过关造成的。“不惑”，是通过提升、修正自己，让自己避免陷入这样的“惑”。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
孔门教育非常重视“辨惑”，孔子指出“惑”的几种行为，其实是普通人终其一生都难以克服的弱点，是人们修身所面对的最大障碍。弟子们亲受孔子的教导，明白人们修身正要从这些“惑”处入手，《大学》的“四不正”和“五辟”，都围绕着孔子所说的“惑”进行演绎。“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
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
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
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四不正”是因为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等的干扰，心不得其正，就谈不上身正。“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此为“五辟”。辟，即偏僻，缘于不能恰当处理喜爱、厌恶、敬畏、同情、骄傲等情感和情绪，造成偏心、偏激、偏颇、偏见等。《大学》是是孔门修身心法，是“初学入德之门”（《四书集注》引程颐语），给芸芸大众指示修身的入手处和关键，是孔子“辨惑”思想的丰富、发展和系统化。
《荀子·修身》说：“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善于控制情感、情绪，不为自己的喜怒好恶所左右，才能赏罚得当。王阳明《与黄宗贤书》说：“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发扬时便翕然收敛得，愤怒嗜欲正沸腾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能够忍默、收敛自得意满，能够战胜、消化愤怒嗜欲，此为“不惑”，王阳明称赞这种人是“大勇者”。
人们陷入“惑”的状态，归根到底是受欲望的蒙蔽。梁漱溟《智慧有一个要点就是要冷静》一文说：“正在计算数目、思索道理的时候，如果心里气恼，或喜乐，或悲伤，必致错误或简直不能进行。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但是一般人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偏不明此理。他们总是为感情所蔽，而不能静心体察事理，从事理中寻出解决的办法。”他还讲了猴子摇花生米的实验。把花生米装进玻璃瓶，猴子使劲儿摇晃，偶尔有花生米蹦出来，猴子可以去吃。后来，科学家又装上花生米，教猴子把瓶子倒轉过来，花生米很容易出来，但猴子两眼只盯着瓶子里的花生米，根本没有心思去学习如何倒转瓶子。猴子的智慧被食欲的冲动所蒙蔽。梁簌溟说：“智慧的优长或贫乏，待看他冷静与否。”
《韩非子·喻老》“心不在马”的寓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赵襄子学御于王子期，俄而与子期逐，三易马而三后。襄主曰：“子之教我御，术未尽也？”对曰：“术已尽，用之则过也。凡御之所贵，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今君后则欲逮臣，先则恐逮于臣。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在于臣，尚何以调于马？此君之所以后也。”
赵襄子向王子期学驾车，学了不久就与王子期赛车，襄子换了三次马都输了。子期告诉襄子，驾车的关键，马要安于车，人心要专注于马，才可以跑得快、跑得远，而赵襄子太在乎输赢，心思都用来关注对手，不能专注于调理马，因此失败。过于在乎输赢，不能保持专注、冷静，与学不会摇花生米的猴子一样，都是“惑”。猴子蔽于食欲，至多吃不到花生米，而人蔽于各种欲望不能自拔，有时造成的损失不可以量数。
受各种欲望支配，被情感、情绪所左右，头脑冲动，缺乏冷静，失去理智，这种“惑”是芸芸大众终其一生难以摆脱的缺点，也是人们修身面对的最大敌人。孔子说自己“四十而不惑”，孔子四十岁已摆脱了这种“惑”。《论语·子罕》篇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没有自以为是、不知变通、固执偏激、自高自大等毛病，臻于“不惑”之境。心里没有一个大大的私己，当然不会被各种欲望纠缠，也不会被忧惧、喜好所左右。“四十而不惑”，体现出孔子修身的功夫，也是孔子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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