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内容摘要】图像学的意义阐释主要包含三个层次，即图像本体阐释学、图像寓意阐释学、图像文化阐释学，三者分别关注的意义系统是自然意义、规约意义和内在意义。就阐释路径和方法而言，图像本体分析主要体现为图像形态、图像内容、图像形式分析;图像寓意分析主要体现为视觉话语分析，而视觉转喻与视觉隐喻是两种常见的分析路径;图像文化分析更多地体现为视觉文化批评，其中文化历史批评和文化政治批评则是两种常见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图像学;视觉修辞;图像本体分析;图像寓意分析;图像文化分析
一幅图像所诉说的内容，有时候超过了千言万语。图像世界里的“千言万语”，并非先天携带的，而注定是被阐释出来的。从视觉符码到视觉意义，阐释主体及其阐释活动的功能不容小觑。只有当文本被置于一定的阐释结构中，文本的生产者和解释者之间才能形成某种隐秘的关联或对话。正是在阐释活动中，符码开始从原始的凌乱状态或自然结构中挣脱出来，获得一定的线索、脉络、逻辑，最终以“文本”的形式流动起来，成为社会意义系统的一部分。简言之，阐释的目的就是将文本从自然状态带入社会状态，从而赋予文本以意义。阐释与意义的关系非同寻常，二者总是伴随在文本实践的发生结构之中。因此，大凡我们尝试理解或复原一个文本的意向性内容时，阐释行为必然在发生作用。因为人类需要意义，阐释便成为一种基础性的释义方式。不同学科围绕着文本、解释、意义等问题的讨论，逐渐形成了一门学问，即阐释学（hermeneutics），又称诠释学或解释学。在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埃米里奥·贝蒂（Emilio Betti）、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学者的努力下，阐释学于20世纪逐渐发展为一种哲学流派和思潮，其依托的哲学话语基础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强调基于文本本身的形式与构成，准确把握文本的原意。实际上，阐释学不仅仅关注文本意义解释的理论与哲学问题，也关注文本释义系统中的规则与方法问题。那么，相对于文本化的、结构化的语言文本，我们该如何把握图像文本的意义规则？
一、图像阐释的三个意义层次
谈及图像的释义体系，不能不提到图像学（iconology）所提供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作为图像研究的一门科学，图像学致力于图像文本的阐释学研究，因此图像学也被称为图像阐释学。现代图像学的代表性流派是以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弗里茨·萨克斯尔（Fritz Saxl）、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和埃德加·温德（Edgar Wind）为代表的瓦尔堡学派。瓦尔堡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潘诺夫斯基在著名的《图像学研究》（1939）开篇便指出：“图像学是艺术史的一个分支，它关注的是艺术作品的主题（subject matter）或意义（meaning），而非艺术作品的形式（form）。”①围绕图像符号的主题和意义，瓦尔堡学派的图像学所关注的“阐释”问题主要包括意义构成、风格形式、历史演变、文化内涵等问题研究，而在研究方法上则主要诉诸案例分析、形式分析、图像史学、文化批评等。
如何理解图像符号的释义体系？潘诺夫斯基将瓦尔堡学派的图像阐释方法归纳为三个层次——前图像志描述（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图像学分析（iconographical analysis）、图像学深度阐释（interpretation in a deeper sense），三者分别关注的意义系统是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规约意义（conventional meaning）、内在意义（intrinsic meaning）。②我们可以将图像阐释的三个层次，分别概括为图像本体阐释学、图像寓意阐释学、图像文化阐释学。实际上，图像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指出，瓦尔堡学派关于图像阐释的三个层次，继承了德国古典阐释学传统，即在语言文字阐释的三个层次基础上推演而成。德国古典阐释学先驱弗里德里希·阿斯特（Friedrich Ast）将文字阐释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文字层次（句法的层次），二是历史的层次（意义的层次），三是文化的层次（时代精神的层次）。③不难发现，图像学所关注的三个阐释层次，分别对应德国古典阐释学中语言文字阐释的三个层次。
我们不妨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日报》推出的那张著名的信息长图《中国抗疫图鉴》为例，从阐释对象（object of interpretation）、阐释行为（act of interpretation）、阐释路径（approach of interpretation）三个层面切入，④分别揭示图像学三个意义层次的阐释内涵和路径。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逐渐蔓延。为有效应对疫情，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防控措施，包括武汉封城、十余天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各省对口支援湖北省武汉以外地市的防治工作、兴建方舱医院集中收治輕症病人等，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与此同时，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举国上下众志成城，齐心抗“疫”，许多平凡人做出了不凡的举动：有人坚守岗位抗击疫情，有人积极筹集物资驰援武汉，有人主动请缨当志愿者……2020年3月，《人民日报》制作信息长图《中国抗疫图鉴》（见下图），汇集疫情期间的众生百态，记录平凡人的抗“疫”故事。
二、图像本体分析及其阐释思路
图像本体分析对应的是图像学的第一层次意义，即前图像志描述阶段的意义，主要探讨图像所再现的、模仿的自然意义，一般是由可识别的物象或事件构成。图像本体分析的阐释对象主要有二：一是艺术作品的事实信息，二是艺术作品的传递内容或构成内容。相应地，图像本体分析的阐释行为主要表现为类形式分析（pseudo-formal analysis）。⑤所谓类形式分析，意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分析，主要关注图像构成层面的直观信息捕捉与获取，如图像中的呈现元素、表达对象、形式特征等信息元素。
图像本体分析的阐释路径可以从三个维度切入：一是图像形态分析，二是图像内容分析，三是图像形式分析。第一，就图像形态分析而言，形态是一种基础性的解释语言，其决定了文本的表现形式，而不同的表现形式对应不同的视觉表征系统和释义规则。例如，在新闻图像中，摄影和漫画是两种不同的图像形式，二者对应的接受心理和符号功能存在明显差异：摄影回应的是“现场”“真相”等新闻事实层面的问题，而漫画则主要回应的是“评论”“分析”等新闻评价层面的问题。简言之，作为图像释义的基础语言，形态直接决定了图像意义分析的前提和方向，因此识别和判断视觉文本的形态，是前图像志描述的基本内容。第二，就图像内容分析而言，图像意义阐释必须建立在对图像元素的识别和把握之上，因此只有回答“图像包含了什么”这一问题，才能真正回应图像的意向性问题。第三，就图像形式分析而言，任何图像文本都包含一系列具体的视觉元素，而形式分析的关键就是把握不同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因此我们可以借助符号学、艺术学、修辞学等相关学科知识认识图像的形式问题。例如，图像形式分析的符号学方法主要包括图像文本构成维度的组合方式和聚合逻辑分析、文本要素结构维度的“展面”（studium）和“刺点”（punctum）分析等等。⑥
具体就信息长图《中国抗疫图鉴》而言，图像本体分析的关键是对图像形态、图像内容、图像形式加以描述和阐释。该作品主要采用漫画式的表现形态，使用“一镜到底”的叙事语言，选取了疫情期间多个“决定性瞬间”，将之组合、绘制成十四个场景，并按照疫情发展的时间线性结构进行总体安排，包括疫情前期人们欢乐迎接春节的景象、疫情中期不同群体抗击疫情的情景以及疫情后期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的境况。在相邻场景间，制作者充分利用视错觉设计原理，使用颜色渐变、元素重复等方式实现自然流畅的衔接，淡化场景转换的区隔感，将各个场景缝合成一幅长画卷。随着用户指尖滑动，长画卷缓缓展开，各个场景“流过”屏幕，形成“一镜到底”的一体感和连续性。必须承认，在图像元素构成上，相对于其他戴着口罩的医务工作者或普通公众，“钟南山”作为一个重要的“刺点”信息被刻意强化，这使得画面中的信息值（value）呈现出一种不均衡、不稳定状态——相对于“展面”，意义在“钟南山”这一“刺点”的“位置”快速汇聚，因此图像意义的生产获得了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形式”向度，即视觉形式与视觉意义之间建立了一种阐释结构。
三、图像寓意分析及其阐释思路
图像寓意分析实际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图像学分析，主要探讨图像所暗含的规约意义，也就是人们基于前图像志描述阶段的信息所推演或建构的意义。潘诺夫斯基指出，第二层次的图像规约意义分析的核心命题是图像主题（subject matter），阐释对象主要表现为“图像（images）、故事（stories）和寓言（allegories）的构成方式”，而阐释行为主要是“狭义层面的图像学分析”。⑦尽管图像阐释行为受制于个体的经验、知识和情感，不同主体面对相同的图像，或许会解读出不同的意义和话语，但是，图像寓意阐释学所强调的是规约意义，即一个时代相对普遍的、共享的、约定俗成的意义。规约意义源自某种普遍的因果记忆或逻辑推理，比如西洋画中的晚餐往往被理解为最后的晚餐，西洋画中的战役也往往被识别为滑铁卢战役等。
概括而言，图像寓意阐释学超越了简单的文本描述，其主要关注图像释义的话语问题。相应地，图像寓意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就是开展视觉话语分析（visual discourse analysis），即探究图像符号深层的“言外之意”。图像寓意存在一个基础性的符号结构，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的神话分析模型，⑧无疑揭示了图像寓意分析的意义原理。所谓图像寓意，实际上就是巴特所说的隐含在图像表意系统中的“神话”内容，即第二级符号系统的含蓄意指内容。
图像文本之所以存在规约意义，究其原因有三：第一，在符号学者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符号分类体系中，⑨规约符是一种典型的符号形式，其强调既定社会文化情景中约定俗成的意义。那么，对于规约性的图像符号而言，规约意义自然而然的是一种普遍的意义形式;第二，任何图像文本都不是孤立的，其释义体系受制于一个时代的语境系统，而语境作为文本阐释的元语言（meta-language），往往决定了图像符号的解释方向和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在图像文本形成或发生的语境维度理解其意义系统;第三，图像符号表征往往遵循既定的意义规则，如视觉修辞意义上的转喻和隐喻，而图像修辞实践不过是既定规则在既定情境中的使用，因此我们可以沿着意义规则所设定的解释方向，抵达一种相对普遍的规约意义。
就图像寓意分析方法而言，正因为图像文本的规约意义存在三种“来源”，我们可以沿着这三种意义“路径”开展视觉话语分析：一是规约符号的意指系统分析，二是文本实践的发生语境分析，三是意义规则的修辞结构分析。第一，就规约系统的意指系统分析而言，图像话语分析的主要思路是探讨图像与文化的接合（articulation）方式，即图像符号能指如何与某种约定俗成的所指建立联系，而罗兰·巴特提出的二级符号系统有助于把握图像意指结构中的含蓄意指;第二，就文本实践的发生语境分析而言，图像话语分析主要强调对视觉语境所创设的释义规则加以研究，而互文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提供了三种基本的语境形态及分析路径;⑩第三，就意义规则的修辞结构分析而言，图像话语分析的目标是揭示视觉编码体系中的修辞策略，特别是对视觉转喻、视觉隐喻这两种基础性的修辞结构加以研究。就信息长图《中国抗疫图鉴》而言，我们可以沿着意指系统分析、发生语境分析、修辞结构分析三个阐释维度切入，具体把握图像意义的生成机制。例如，从视觉转喻角度来看，《中国抗疫图鉴》选择了十四个代表性场景，以此勾勒一个时代的抗“疫”景观，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部分指代整体”的视觉转喻策略。视觉转喻分析的关键并非考察“什么指代什么”，而是要关注“喻体是如何被选择的”“喻体为何能抵达本体”，以及“这样的指代结构建构了何种认知意义”等这样的问题。纵观这十四个场景，画面总体上呈现的是疫情中的普通民众和医务工作者，这无疑呈现了一幕幕有别于宏大叙事的微观叙事景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每个人都“重装上阵”，参与到这场盛大的抗“疫”之中，在历史长卷上书写下这個时代的英雄史诗。
四、图像文化分析及其阐释思路
不同于第二层次的图像寓意分析主要关注图像符号所承载的主题（themes）或概念（concepts），第三层次的图像文化分析则旨在挖掘图像深层的内在意义。潘诺夫斯基指出，图像规约意义分析的阐释对象是图像符号背后的象征价值（symbolical values），阐释行为主要表现为图像深度阐释，即图像学综合（iconographical synthesis）。如果说图像寓意分析主体上还是狭义上的图像学分析，图像文化分析则聚焦图像所处的时代与文化，更多地将图像视为社会文化或观念的一部分，尝试在图像文本维度上发现一个更大的世界。正如潘诺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图像内在意义分析的目的就是“发现一个民族、时代、阶级、宗教、哲学话语的基本态度得以形成的底层原则（underlying principle）”。比如，潘诺夫斯基的《哥特式建筑和经院哲学》（1951）一书表面上关注的是图像问题，实际上则尝试发现图像背后的文化哲学内涵：12世纪到13世纪的建筑学体系并非自成一体，而是深刻地嵌套在彼时的哲学体系中，二者具有异体同形的关系，其中的建筑图景不过是对天主教教义的视觉再现，那些醒目的视觉符号并非美学意义上的视觉物，而是指向神灵、天使等宗教内容。
概括而言，如果说图像本体分析主要关注“从图像看图像”，图像寓意分析核心聚焦“从图像看意义”的话，图像文化分析则努力打开图像阐释的历史向度、文化向度、政治向度，主要表现为“从图像看世界”。正如潘诺夫斯基在建筑图景中发现了“宗教世界”一样，第三层次的图像文化阐释学超越了图像本身的诠释范畴，旨在回答“图像能够为时代言说什么”这一命题。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H.Gombrich）进一步指出，图像阐释不能仅仅停留在图像本体层面，而要将图像置于一定的历史文化结构中，同时将其与其他文化现象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如此才能抵达图像背后相对复杂的社会文化内容。相应地，图像文化阐释学可以理解为更深层次的图像研究，旨在重返图像生产的文化语境与历史现场，从而揭示图像及其视觉实践的文化释义系统。
一般来说，图像文化阐释的前提和基础是对图像寓意的阐释，因为附着在图像深处的文化内容，往往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寓意体系，我们只有进入图像释义的寓意维度，才能真正识别和发现图像寓意得以存在并发生作用的一整套文化规则体系。换言之，图像寓意是抵达图像文化的中介和桥梁，而图像文化则铺设了图像寓意得以形成的元语言基础。图像文化阐释学体系中的“文化”内容相对较为复杂，既可以体现为一个文化历史问题，又可以还原为一个文化政治问题。因此，图像文化阐释学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文化历史阐释学和文化政治阐释学。例如，从文化历史阐释学角度来看，图像作为一个时代的视觉印迹，不可避免地在“言说”有关过去那个年代的故事，因此为文化史学家提供了考察历史的不可或缺的证据。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一书中系统论述了“图像与宗教”“图像与叙事”“图像与权力”“图像与文化”“图像与史学”等图像史学问题。伯克关心的核心命题是：“不同类型的图像在不同类型的历史学中如何被当作律师们所说的‘可信的证据来使用……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们记载了目击者所看到的行动。”显然，从图像史学的角度来看，图像阐释的历史文化向度被打开了，即图像携带着一个时代的历史观念和文化密码，因此我们可以在更大的历史文化维度发现图像深层的意义“世界”。
《人民日报》信息长图《中国抗疫图鉴》更像是一幅未完成的“故事长卷”——2020年3月推出的《中国抗疫图鉴》仅有十四个场景，而随着中国抗“疫”进程的推进，2020年4月推出的新版《中国抗疫图鉴》则增加了更多的抗“疫”场景，其中特别增加了一些情感化的“凝缩图像”，如护士隔着玻璃与男友亲吻、小患者和护士相互鞠躬、医务工作者摘下口罩露出笑脸……必须承认，这些“决定性瞬间”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时代的“凝缩图像”，是图像与情感的结合，亦是文化与政治的联姻。或许在很多年后，当我们回望这场席卷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时，《中国抗疫图鉴》无疑在图像维度上提供了一种通往“历史”的“叙事方式”，而如何认识“凝缩图像”的文化“出场”方式，如何理解历史话语与集体记忆的相遇方式，又如何把握文化意象与主流话语的接合方式等问题，无疑构成了图像文化阐释学必须回应的文化历史批评或文化政治批評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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