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写过一篇题目类似的文章，谈王安忆早期作品与她插队经历的关系。所谓“内”，是指她插队的人生波折;所谓“外”，是指她的知青题材小说。我以为，仅从作品层面，是很难进入王安忆的文学世界的，而只有深入细致地挖掘其人生经验的复杂成分，才弄得清楚她“为什么写”的问题。
我这里所说“在文本内外”，可能与上述稍有不同。所谓“内”，是指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所谓“外”，则是批评家怎样来看作家的作品。在文学批评活动中，或隐或现地反映着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但这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关系，而是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
确实，批评家与作家是两种不同的角色。批评家在从事对作家作品的批评活动时，既是一位读者，也好像是对作家个人的情况比较熟悉的朋友。正因他是一位读者，才知道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心理期待;他又不能只是读者，而是一位比读者更了解作家生活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朋友。他不是冷淡地站在作家的世界之外，而是设身处地进入其心灵活动之中，体贴地触摸和猜想这些隐秘的心理活动。我把这种“设身处地”和“触摸”，称之为“入其内”的批评经验，没有这种经验做底子，他的批评文章就会与作家的真实一面很“隔”。
卢卡奇有一篇题为《〈农民〉》的批评文章，分析巴尔扎克一部不那么引人关注的长篇小说。要讲，卢卡奇与巴尔扎克不是同时代人，然而，这篇文章为什么那么了解巴尔扎克“这个人”呢？我认为就是他“入其内”了，真正进入批评对象的个人世界中去了，而且是非常了解的那种“熟悉”。他说，在很年轻的时候，巴尔扎克就写过一本小册子，主张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反对拆散大庄园，主张维持长子继承权，像英国那样，即使经历工业革命那样激烈的社会结构调整，也依然完整地把贵族庄园和文化传统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在农业和工业的过渡之间，需要有一个英国1648年“光荣革命”那样的妥协方案。他的意思是，英国成功地在巨大转型活动中，让大庄园发挥了它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义务，即是在社会变迁中的压舱石的作用。从巴尔扎克的个人矛盾，到他对《农民》这部小说的批评，卢卡奇敏锐抓住了作者担心文化毁灭的历史心情。他说，正是这种矛盾，体现了巴尔扎克作品的“伟大性”。
其实，每个作家的创作史中，都有一个这样那样的“历史心情”。这是认识一个作家内心世界的最关键的一点，即我所谓“入其内”的说法。
但是，对一个批评家来说，仅仅“入其内”也不够，还应该“出其外”。所谓“出其外”，就是一定不能被作家这个人束缚住，而需要从这个漩涡中走出来，站得比作品更高一点，去体谅作家内心世界的想法，也就是“历史的心情”，是在他具体的作品中是否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一般说来，作家的这个“内”，和他的“外”结合得好不好的问题，是决定这些作品哪些是他的“代表作”，而哪些只是他的“一般性作品”的一个取舍标准。
作家对自己的文学作品，有一套“好作品”和“坏作品”的认定标准。但那只是作家本人的看法。批评家评价作家作品，因角色差异，以及他工作方式的不同，往往与作家不一样。对比较高明的批评家来说，他对作家作品的取舍和评价，经常会是出乎意料，同时又是入情入理和富有启发性的。这种评价，会不同程度地修正作家的看法，影响读者的阅读，对文学史的构成发挥长时期的影响。
因此在我看来，好的批評家和他较好的作家作品评价文章的出现，恰好是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内与外”的关系协调得比较好的时候。
程旸，生于1985年，北京海淀区人，原籍江西婺源。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兼及文学批评。近年来关注的重点领域是王安忆和路遥研究。在国内核心学术杂志《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坛》《江汉论坛》发表多篇论文，为《文艺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读者》撰稿多篇。不少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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