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符号的莫斯科
在写作《等待呼吸》之前，钟求是没有去过俄罗斯，更没去过莫斯科，他是在小说写完之后才去了一趟莫斯科，去的用意在于看一看真实的莫斯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由此来验证这一部从莫斯科始发的小说在细节上是否准确、可靠。这是一个有趣的症候，说明莫斯科、俄罗斯之于钟求是以及他的同代人并不是一种实体性存在，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和理想、信念、浪漫、情怀相关的符号，这个符号与实体并没有多少关联，它甚至必须遮蔽、扼杀实体，才能确保自己的优先性。①不过，符号又需要实体来验证，这倒不是因为符号是假设性的、可证伪的，而是要进一步夯实符号之于实体的绝对优先性——符号总是对的。被实体所验证的符号越发拥有了正确性、优先性，哪怕实体早已沧海桑田，符号还在，一定在，像是恒星——莫斯科及其表征着的革命激情就是钟求是这一代人的恒星。
以莫斯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符号体系，这一体系始终被宏大的概念、恢宏的情怀填得满满当当，没有给日常生活留下多少空间，日常生活的困窘、匮乏还从反面进一步激发了那些概念、情怀。它的危机时刻是，它的精神源头——马克思主义——遭遇了哈耶克理论，哈耶克在不断地质疑、改写着马克思，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一再地论证“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而他们的证明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延异”。就这样，这个符号体系一直被马克思和哈耶克这两股相反的力量拉扯着，并最终完全地倒向马克思（起码是在钟求是这里）。片刻犹疑之后倒向马克思的过程真是一种销魂的体验，销魂到因为窒息所以就要喷发、爆发，就像“等待呼吸”这个标题所揭示的那样。甚至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过在马克思和哈耶克之间的犹疑，倒向马克思的体验就未必来得那么销魂，要知道，犹疑才是走向销魂的最美妙的“前戏”——信仰的坍塌对于信仰者是绝望的，但坚定或者重建信仰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体验，后信仰时代的人们不配拥有。需要强调的是，犹疑与坚定之间的辩证不是俄罗斯人而是作为旁观者的中国人的心路，旁观者比当事人更能全面、准确地把捉本质，这一事实由杜怡的一句隽语轻轻揭出：“一只中国相机，记录了苏联的一天……”
执着于马克思和他所建构的信仰系统的命运，钟求是所塑造的夏小松就不只是一个人物，更是一种仰望的姿态，一串抒情的声音，一个金光灿灿的符号。于是，夏小松在胸膛上文了一个马克思头像，这个头像反过来把他的肉体一笔删除。他当然是有雄性魅力的，不由分说地征服了杜怡，但他的雄性魅力并不是来自于他的肉体，而是来自于马克思、莫斯科以及那个失去了的信仰的时代。钟求是与信仰时代的前辈们一样，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信仰是雄性的，雄性的信仰需要自己的温婉可人的雌姓配偶，雌性有多温婉，信仰的雄性气质就有多昂扬、勃发，就像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以及“我失骄杨君失柳”。那么，夏小松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杜怡？或者说，杜怡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个杜怡一样的角色存在，杜怡是夏小松的标配，就像作为骑士的堂吉诃德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杜尔尼西亚？这样一来，杜怡也许就只是一种臆想，一种出于男权、出于雄性信仰的臆想，她先后行走于莫斯科、北京、杭州、温州、晋城，她的肉体也会与另一具肉体交合，但她的灵魂一直萦绕于活的或者死的夏小松，她从来就没有她自己、不是她自己，她只是大写符号的一个补充说明，一个不可或缺但太过悲怆的补充说明。
二、“死活人”与“活死人”
齐泽克从拉康理论生发开去，说，存在两种死亡，一种是真实的、生物学死亡，一种是符号性死亡，“结账”。哈姆雷特的父亲死了，但没有符号性死亡相伴，没有“结账”，他就还没有死透，必须作为幽灵一再返回，直到他的债权得到清偿。②信仰系统的肉体死了，却迟迟等不到它的符号性死亡。夏小松的肉体死了，同样等不来自己的符号性死亡，他只能身镌着一整套信仰系统，作为幽灵，一再返回到杜怡以及钟求是这代人的世界，等待着最终的“结账”。所以，夏小松和他所服膺的信仰系统就是一只“幽灵的手”，这只手伸进了杜怡其后的生命，感召着她，控制着她，她感到幸福，又感到疼痛，就像那根手指捅进她的身体深处时，她痛叫一声，眼里淌出汹涌的泪水。夏小松“幽灵复归”的典范方式是，北京的半地下室，每个晚上，她喝几口黄酒，写一段两个人的往事，莫斯科河边咖啡店的约会、莫大图书馆的共读、“立陶宛”电影院散场后重返影厅的相偎，等等，接着点火烧掉。叙事人这样分析：“每一段回忆的重现，都让她与夏小松见上一次面。每一回纸稿的焚烧，都是她跟夏小松的一次道别。道过别之后，这个夜晚的睡眠就轻松一些。”不道别，就没法获得安稳的睡眠，因为幽灵还没“结账”，她只有一再地与幽灵见面、道别、再见面，才能抚慰幽灵的没着没落，并平复自己的焦虑。但是，见面、道别的循环本身就是不安稳，幽灵也正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延续了自己的“生命力”的，这样一来，死过一次的幽灵不再有死亡。
有趣的是，小说发生了两次文身事件，一次是他把马克思文在自己胸前从而被彻底地符号化，一次是那个蠢蠢欲动的下午，她对他说：“我喜欢这个下午……你在我身上文出了你。”“文”是一次刻写，是一种勾魂术，她活着，其实已经失魂落魄，她成了一个幽灵。不过，“幽靈她”并不同于“幽灵他”。齐泽克说，一个有机体的整体不只是由两个互补的部分（内/外、生/死、灵/肉）组成，还存在着“一种扰乱有机整体的双重增补”，具体到生/死这一组对立，“它的增补既是居留于象征界外部的活死人（living death），是只在实在界之疯狂中持存的身体，同时也是象征机器本身的死活人（deathly life），它‘表现得好像它拥有一种它自己的生命似的，虽然它并不拥有”③。哈姆雷特的父亲是“死活人”，死了的他依旧拥有自己的意志，能够“幽灵复归”，驱策儿子为自己复仇。夏小松就是“死活人”，虽死犹生，以缺席的方式在场，他始终是杜怡的皈依、律令，杜怡活着的唯一使命就是聆听他的讯息，延续他的生命。安提戈涅则是“活死人”，她还活着，但被排除在城邦共同体之外，提前迎来了自己的符号性死亡，就像她自己所说：“我既不是住在人世，也不是住在冥间，既不是同活人在一起，也不是同死者在一起。”杜怡就是“活死人”。她不属于任何共同体，绝对的孤立，这既出于共同体对她的排斥，也是她的主动选择，她径自萎谢了。这一虽生犹死的状态，章朗看得格外分明：“其实我见到她的第一眼，就判定她还不属于某个家庭，也不属于某个男人。我不明白这种感觉从何而来，也许是因为她身上那种孤单的气息吧。”绝对孤立的她只听从一个内在的声音，幽灵的声音，肉体则被遗弃在现世，像是一堆累赘。
作为“活死人”的幽灵的显著表征，就是肉体处理的随意性，越随意，就越能说明幽灵与现世的隔绝，以及与作为“死活人”的另一个幽灵的隐秘、本质的关联，因为此处的肉体不受任何象征秩序的规约，它甚至渴望自毁，从而让自己的灵魂早日与另一个灵魂重逢。于是，杜怡可以铺展出自己的肉体，让野狐禅书法家泼墨，可以跟不爱的男人疯狂做爱……要知道，跟夏小松恋爱时，她的身体把控得多么张弛有度啊，叙事人分析：“杜怡跟夏小松的身体相处，总的调子是放而不肆、彻而不底，未让情况失控过。”把控有度，是因为灵肉谐振，当她沦为“活死人”以后，肉就成了死肉，死肉越是嚣张、失序，就越说明它已经死透了，嚣张、失序正可以看作是对于失去了的生命的招魂。肉之死的典型呈现，就是她周期性地启动昏睡模式，没有梦，地老天荒的混沌，昏睡中的身体只是一枚蝉蜕，一碰，就化为齑粉。
值得一提的是，“死活人”是符号，是象征秩序本身，所以是男的，“活死人”的符号性被删除，只剩下一具在实在界里癫狂的肉体，所以只能是女的。钟求是的性别想象还是有着不少男权的残渣。
三、情怀，注定是不及物的
符号是要书写的，写在哪里？杜怡的肉体。于是，我们看到她的肉体一再受到摧折，从被“死活人”破处（由她引领，那么心甘情愿），到胸口被打上一个血红的“×”（他的胸前是马克思，是大写符号，“×”则是实在界的嘶吼，毫无“意义”），再到手指被砸断（他的手指却是多么坚硬啊）。可是，为什么就是摧折呢？那个小学教师的弟弟胸口也有一个疤痕，酒后拿烟头烫的，说是要在身上留一个“丢失的记号”，而她肉体的一处处残缺不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个“丢失的记号”？她永远地丢失了他，但有了这些记号，被丢失的人就被铭刻下来，就有了被唤回的可能。由此可见，符号的书写纠缠着虐他与自虐的冲动，是酷烈的。其实，杜怡的世界哪里只是一味在丢失，还有终极的增补。后来，她怀上了章朗的孩子，随即从他的世界销声匿迹，独自生下孩子，叫“老纪”。老纪，纪念谁？当然是夏小松。一个符号给一个血块作了命名，符号从来不放过任何刻写的机会，或者说，符号在对肉体刻写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更神奇的是，杜怡带着老纪回到了夏小松的家乡，出生和埋骨地，在章朗的想象中，老纪由此扎了根，“老纪一点点长大，等于一点点接上了夏小松的血脉”。明明是自己的血脉，他却想象老纪接上了夏小松的血脉。老纪的小脸还既出人意料又合乎逻辑地像极了夏小松，“真他妈的像呀”，章朗一时间“有点激动又有点迷茫”——符号刻写肉体，更改写肉体，肉体只有在被符号刻写、改写之后，才是有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肉体易朽，符号长存。
符号真是坚实啊，那颗从莫斯科白宫广场，从历史的深处射来的子弹还在飞着，一直飞下去。问题在于，一直在飞，始终没有击中目標从而完成自己的飞行的子弹会不会并不是一颗真实的子弹，它天生就不可能击中任何目标，就像一把作为打火机的枪？其实，钟求是对于子弹的成色早有狐疑。那次，在“马雅科夫斯基”地铁站，一个俄罗斯小伙子在拉小提琴，夏小松一时兴起，掏出《资本论》，用俄语朗诵起来，“橘黄的灯光正好打在他身上”。这是戏剧的高潮时刻，杜怡深受感染，在她的深情之眼里，“夏小松的样子有些抒情，他的神情暗淡，精神却饱满，像是进入了资本家反对者的角色”。原来，《资本论》只是道具，里面的段落只是台词，而夏小松在演出一个“资本家反对者的角色”，这样的角色扮演根本没有能力“解释世界”，遑论“改变世界”？对于以“改变世界”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此情此景多少有些轻浮。不过，在资本时代做一个真实的“资本家反对者”，在“拟像”世界里打出一颗实实在在的子弹，就像站在三维空间想象四维空间一样，是不可能的。钟求是所能做的，就是把主义弱化、抽象化为情怀，一种不满于现实的平庸，渴望改变、渴望爆裂甚至渴望窒息的情怀。为什么会渴望窒息？夏小松说，读马克思就像是潜水，在享受窒息，在“等待呼吸”，“等待呼吸”就是对呼吸顺畅、平和到忘记有呼吸的无聊现实的反叛，只有在“等待呼吸”的过程中，氧气才不再只是生命持存的习焉不察的必需品，而是一种激情，一种燃烧。这样的情怀不必及物，也不可能及物，指向的只是钟求是这一代人自己。就是在这里，钟求是作出一个理论宣判：重要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让过于现实的自己被“理想”（钟求是的关键词）所悬置，所窒息，从而“等待呼吸”。
为了隔离性地看清自己这一代人，钟求是在“第三部”引入章朗这一后信仰时代的视角，在章朗看来，“他们这一代人，心里似乎多存了一些大的东西，譬如理想，譬如情爱”。有理想的，定格于年轻，而浑浑噩噩的，则越活越沧桑了。在沧桑的年轻人的凝视中，杜怡的孤单就不只是被共同体所驱逐，更是清洁、孤傲，一种属于钟求是这代人的清洁、孤傲，这一份清洁和孤傲是他和他的同代人送给下一个代际的叮嘱，虽然也许只是不合时宜的叮嘱。
四、不是结论
那么，夏小松什么时候才能把他的账给结了，从而彻底地死去？也许，《等待呼吸》的写作正是“结账”的一种方式。小说结尾，章朗给夏小松上坟，一缕缕香烟的烟雾冉冉升起，这正是钟求是对于往事的祭奠，对于幽灵的抚慰。不过，换一种思路去想，钟求是一定是被信仰体系的幽灵一再造访，才有了写作《等待呼吸》的冲动，这样的写作既是“结账”，也是另一种沉湎，而沉湎的时刻就是“幽灵复归”的瞬间。
所以，只要他们这批人没死，信仰、理想的符号性死亡就还没有到来，它只有在他们死的时候再死一次，从而迎来自己的终极性死亡。
2020年10月18日，浙江大学启真湖畔
【注释】
①我的讨论之所以有理由从钟求是“这一个”延展到钟求是“这一代”，是因为在写作《等待呼吸》的时候，钟求是一再地诉诸“我们”，他有着为“我们”立言的强烈冲动。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他这样描述自己所属的代际：“我有时候想，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还真是有点不一样。我们也世故，我们也狡猾，但我们中的一些人总归还存放着当年的情怀和向往，这在遍地忙碌的利己主义者和拜物主义者中间，悄悄成了一种难得的存在。”《拭去“理想”一词的灰尘》，《文艺报》2020年6月29日。
②[斯]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86页。
③[英]托尼·迈尔斯：《导读齐泽克》，白轻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第92页。
（翟业军，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