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小娟
摘要：
福克纳立足于美国南方，执着探索人类心灵的内在冲突这一永恒的主题。一方面，他痛斥南方人性的丧失，批判南方人逃避自我的生存状态，哀痛南方淑女的放纵堕落，同情南方种族主义下身份迷失的混血儿;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复苏人类的种种美德，充分肯定南方人敢于面对自我的勇气，醉心于南方女性的坚强与博爱，钦佩具有坚定人格的混血儿。从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出发，试图管窥福克纳主要作品中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现象，从而剖析福克纳的伦理道德观，进一步揭示福克纳对美国南方伦理道德的关怀。
关键词：
威廉·福克纳; 人性伦理; 生存伦理; 女性伦理; 身份伦理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1）02-0142-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21.02.007
Abstract：
Rooted deeply in the American South，William Faulkner devotes his life to explore the eternal theme of the inner conflict of human mind.On the one hand，Faulkner sharply denounces the loss of human nature，criticizes the southerners self-escaping existence，grieves over the indulged and fallen Southern ladies，and sympathizes with the mixed blood for their lost in self-identity under racism.On the other hand，Faulkner endeavors to revive all kinds of human virtues，fully affirms the southerners courage of facing themselves，idolizes the strong and humanitarian Southern women，and admires the mixed blood of strong-willed personality.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the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ethical relations and phenomena in Faulkners major works in order to explore his ethical ideas and further reveal his concern for the ethic and moral of the South.
Keywords：
William Faulkner; ethics of human nature; ethics of existence; female ethics; ethics of identity
20世纪世界文坛奇才，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一生都致力于书写与展示他家乡那“邮票大小天地”的人情与现实。福克纳围绕家乡美国南方所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被比拟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他更是因此被诺贝尔文学组赞誉为“美国南方伟大的史诗作家”[1]197。福克纳的小说已然成为20世纪文学的里程碑，他本人更被视为20世纪“最强有力的美国小说家，明显地超越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2]200。
福克纳不只是一位卓尔不群的文学家，更是一位心系南方的道德家。福克纳作品“蕴藏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3]，“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生動刻画了南方人的伦理困惑与苦恼、精神异化与孤立。作为地道的南方传统道德家，福克纳更是站在道德的高度来审视整个南方社会和人们，一方面痛心于南方伦理道德的丧失，另一方面又极力塑造道德高尚的南方人物。
我国学者2004年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和继承我国道德批评传统的基础上开始倡导文学伦理学批评。首创者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在于说明文学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特点以及作家创作文学的伦理学问题，而且也在于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等关系的种种现象。”[4]92006年伊始，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福克纳作品中的伦理问题和现象：武月明（2006）、周海燕（2007）、胡松娜（2012）、王冬梅（2018）和李常磊（2018）等关注生态伦理;魏旭（2009）着重伦理叙事和叙事伦理;赵雪和黄开红（2014）关注家庭伦理;崔佃康（2016）研究伦理意识;刘桃冶（2017）研究伦理取向;李长亭（2017）论述爱的伦理。近几年，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对福克纳作品进行研究的成果斐然：2013年著名福克纳研究学者武月明出版专著《爱与欲的南方：福克纳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他对福克纳作品中的基本伦理主题（生态伦理、种族伦理、家庭伦理、女性伦理以及成长伦理）进行了深入剖析，肯定了福克纳小说的伦理价值;李凡和张纪鸽（2014）研究《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1930）中的家庭伦理观念;赵雪（2015）研究了《我弥留之际》中的伦理环境、伦理关系和伦理期望;蒋江婷（2016）分析了短篇小说《烧马棚》（Barn Burning，1939）中的伦理身份、伦理意识以及伦理选择问题;黄梦柯（2016）探讨《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1929）中的女性主义伦理、种族伦理和生态伦理;刘想惠（2017）探讨伦理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A Rose for Emily，1930）中的伦理冲突问题和困境。本论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试图从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出发，通过对比分析福克纳四部代表性作品（《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1932）、《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Absalom！，1936）和《去吧、摩西》（Go Down，Moses，1942））中的人性伦理、生存伦理、女性伦理和身份伦理，指出福克纳对美国南方伦理混乱、道德败坏的谴责，深掘美国南方悲剧的根源，同时探究福克纳对美国南方伦理道德的关怀和期望。
一、人性伦理
聂珍钊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力图把虚构的艺术世界同现实世界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及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4]99在古希腊，道德客观方面主要指“善恶标准、原则、规范等道德形式”[4]104。亚里士多德从道德的角度认为至善是“心灵合于德行的活动”[4]104。因此，人们的善恶行为可以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
福克纳本人曾宣称：“我想说，并且我希望，我唯一属于的，我愿意属于的流派是人道主义流派。”[5]44福克纳的“核心思想是人道主义或基督教人道主义”[6]71。福克纳在“人道主义宣言书”[7]422诺贝尔演说词中更是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人是不朽的，因为人类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8]388
美国内战之后，传统南方价值体系也随之坍塌，南方人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人性开始异化并扭曲。福克纳痛心于南方传统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丧失，他将战后南方人的精神状态有机地融合到他的作品中，对人性的堕落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同时他又极力想恢复“古老的优秀品质”，在作品中充分挖掘并弘扬人类的种种美德。
（一）人性的沦丧
人道主义注重人性的发展。自古以来，道德的价值强调人本性的善，因此必须抑制人本性中的恶。福克纳在其“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中塑造了众多世界文学史上的大恶人：《喧哗与骚动》中泯灭人性的杰生·康普生、《我弥留之际》中自私冷漠的安斯·本德伦、《圣殿》（Sanctuary，1931）中无恶不作的金鱼眼、《押沙龙，押沙龙！》中漠视人伦的托马斯·萨德本以及《村子》（The Hamlet，1940）中无情无义的弗莱姆·斯诺普斯等。
《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托马斯·萨德本“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魔鬼”[6]368，更是被众多的评论家称作为浮士德式的人物，他冷酷残忍、血腥暴力、冷漠无情，全然不顾亲情伦理，肆意否定和践踏人性。为了实现自己纯白人血统庄园王朝的“蓝图”，在海地，萨德本告发镇压黑人奴隶起义，抛弃只有1/16黑人血统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在杰弗生镇，他用不正当手段从印第安人弄来土地，绑架法国建筑师设计“萨德本百里地”，并奴役黑人建造庄园;为了被当地白人社会所接纳，娶当地商人之女为妻;拒绝承认前来认父的长子邦，并怂恿儿子亨利杀死邦（也是女儿的未婚夫），最终导致了三个儿女的悲剧;为了传宗接代，决定与妻妹罗莎订婚，提出“实验儿子”结婚遭到拒绝，也因此毁了罗莎的一生;为了生儿子，勾引忠仆佃农沃许仅15岁孙女米利并使其怀孕，但当米利生下女儿时，残忍嘲笑她不如当天下了小马驹的母马，而最终被沃许镰刀杀死。福克纳认为萨德本的悲剧在于“他违反了所有体面、荣誉、怜悯和同情的法则，因而受到了命运的报复”[9]103。的确，“萨德本计划中致命的缺陷正是对人的没有人性的缺陷”[10]245。萨德本的悲剧是人性随意否定和践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南方社会的毁灭已不可避免。
（二）人性的复活
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研究的目的是善，而善是万物的目的”[4]104。人道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性，赞美人的良知。福克纳的人道主义不仅表现在对人本性中恶的鞭笞，更体现在其对人本性中善的赞美。作为对南方昔日美好无比留恋的作家，福克纳在作品中反复歌颂那些古老的美德，塑造了芳香永驻的诸多至善之人：《喧哗与骚动》中忠诚奉献的迪尔西、《八月之光》中“地母”般的莉娜·格里夫和善良奉献的拜伦·伯顿、《押沙龙，押沙龙！》中竖毅仁爱的朱迪思·本德伦、《没有被征服的》（The Unvanquished，1938）中具有无穷智慧和勇气的老祖母罗莎·米拉德、《去吧，摩西》中博爱忍耐的莫莉等。
《喧哗与骚动》中的迪爾西是福克纳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柔、诚实”[10]107，而且，“她代表一种道德准则，足以跟物质主义的杰生相对抗”[9]313。迪尔西正直无私、仁慈高尚，浑身散发着圣母玛利亚的光辉。尽管只是康普生家的黑人女仆，她俨然已成为这个分崩离析家族的中心支柱：康普生太太整天无病呻吟、顾影自怜，迪尔西则以无限的忠诚和慈爱抚育孩子们;康普生先生过世后，她毫无怨言尽心照顾着一家人，维持着家中的一切;面对邪恶残忍的杰生，她奋起对抗，阻止杰生将白痴班吉送往精神病院，保护小昆丁免受毒打;她博爱善良，用自己的工钱为可怜的班吉庆祝生日，并竭力用爱照顾他。迪尔西集人世间所有的美好品德于一身，是康普生家族阴郁黑暗中的一道曙光，也是福克纳人道主义思想人性复活的完美体现者。
作为“拿玉米轴心的道德家”[11]192，福克纳毕生“注重对人的关怀和人性的张扬”[5]47，他对南方道德败坏所带来的人性扭曲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否定。福克纳坚信“永久的伦理中心应在对人的努力和人的忍耐精神的赞美中去寻找;人的努力和人的忍耐精神不是时间上的”[12]127，因而他对那些在异化社会中仍能坚持真善美的人物进行了高度的赞扬。
二、生存伦理
南北战争后，南方的膏梁纨袴们面对现实越发无力抗争，纷纷踏上精神的荒原。一战给世界带来的创伤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迷惘、焦虑、苦闷与绝望。福克纳终生“都在考察人的道德力量和生活的意义，以及人在现代社会中应该如何对待生活，特别是怎祥对待自己”[6]78，而且对他而言，“一个人只有通过自由选择并勇敢地承担其责任，才能造就‘真实的自我”[6]77。深受20世纪存在主义思想影响的福克纳相信人性完整的伦理观是：“逃避自我是恶，面对自我是善。”[6]78福克纳强调人自由选择中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选择指的是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4]267，而且“伦理选择往往同解决伦理困境联系在一起，因此伦理选择需要解决伦理两难的问题”[4]268。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作品中，福克纳的众多人物都身陷不同的伦理囹圄，他们有的逃避自我而遁入虚无或选择死亡，有的面对自我而获得重生。
（一）逃避自我
福克纳反复强调“一个人必须属于人类大家庭，并且在人类大家庭里尽自已的责任，不然他迟早会毁灭”[6]77。在世系小说中，福克纳毫不留情地谴责了不负责任、不讲道德、逃避自我的南方人物：《喧哗与骚动》中遁入虚无的康普生先生和沉湎于南方神话的昆丁·康普生、《我弥留之际》中异化疯癫的达尔·本德伦、《押沙龙，押沙龙！》中自我放逐的亨利·萨德本等。
《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康普生无疑是旧南方继承人，他沉迷于自己的贵族身份、家族荣誉观和南方传统道德价值观。但是旧南方的传统早已奄奄一息，旧的传统道德已然千疮百孔。为了虚幻的家族荣誉，昆丁数次陷于伦理两难的困境：为了家族名声，他附和父母的选择卖掉白痴弟弟班吉的牧场来换取去哈佛的学费，最终使弟弟沦落到精神病院;为了保持自己的贵族身份，他试图发挥自己的骑士精神，帮助迷路的小女孩，而最终却被控告调戏拐带儿童;为了维护家族荣誉和南方淑女形象，他不惜慌称自己与妹妹凯蒂乱伦来掩盖凯蒂失贞的事实，对于昆丁而言，“妹妹凯蒂的贞洁已成为康普生家族道德纯洁的象征”[13]194，而血亲乱伦却成为保护妹妹贞操的工具。在一次次的伦理困境中，昆丁的选择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面对凯蒂的堕落、家族的衰败、旧南方价值的崩溃，他选择自杀作为自我逃避，“干脆纵身一跃，舍弃一切，向无底的深渊沉沦”[14]194。
（二）面对自我
存在主义者认为：“对于个人来说，只有在人的意志决定为善的时候，在伦理意义上才是真正自由的，恶的选择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反对其固有意志的决断，是使人变得不自由的东西。因此，个人意志必须遵循道德规律。”[5]23文学伦理学批评也认为“无论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身份，都必须遵守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做出符合身份的伦理选择”[4]265，所以，伦理选择指的是人的道德选择。福克纳深信人性，强调人自由选择的道德性，在世系小说中他高度赞扬了那些敢于对抗罪恶、承担责任、面对自我的高尚人物：《八月之光》中幡然悔悟的盖尔·海托华和追求真爱的拜伦·邦奇、《去吧，摩西》中抛弃罪恶遗产的艾萨克·麦卡斯林、《坟墓的闯入者》（Intruder in the Dust，1948）中正视种族歧视的少年契克等。
《去吧，摩西》第5篇《熊》中的艾萨克·麦卡斯林被众多评论家尊称为英雄，福克纳也的确“把艾萨克塑造成一个潜在的现代主义英雄”[13]456：他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热爱尊重生命、“珍视自由的尊严”[15]334、敢于面对罪恶、勇于承担责任。在精神导师山姆·法泽斯的引领下，年仅10岁的艾萨克初入未经斧钺的大森林时觉得“目睹了自己的诞生”[15]165，于是舍弃一切文明与荒野合二为一，最终见到了心目中“大自然象征”的公熊老班;13岁那年，他以超常的勇气救了遭遇老班的小狗，在艾萨克与老班的对峙中，他并没有扣动手中的枪，因为他希望荒野永存;16岁那年，老班被杀死，他悲痛不已;21岁，在得知家族的罪恶后，他摒弃家族遗产和放弃土地、抚慰补偿受害黑人、毅然回归自然生活。艾萨克成长过程中的诸多伦理选择都显示出自身道德的高尚。艾萨克“成为了一个具有谦恭、怜悯、自豪和忍耐精神的《圣经》似的人物”[2]194。福克纳认为“即便艾萨克没有取得‘世俗的成功，但却获得了‘安宁和‘被认为是智慧的东西，而这些则‘更加重要”[13]459。
面对内战和一战后南方人精神的荒原，福克纳强调人自由选择的伦理道德性，在文学作品中否定和批判了那些不敢面对现实生活、逃避自我、违背伦理道德的人物;同时肯定并赞颂了那些积极面对生活、勇于面对自我、承担责任、遵循道德的高尚人物，从而希望人能突破精神的荒漠而勇敢真实地面对生活。
三、女性伦理
“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新教支撑着南方的社会、政治、文化”[6]114。加尔文主义信奉原罪，强硬地抑制人们的欲望，抵制批判一切享乐。19世纪的维多利亚价值观文化浸润着旧南方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体系，深受维多利亚时代文化影响的南方逐渐构建了自己的贵族神话。根据贵族神话，南方绅士和南方淑女应运而生。南方绅士应具有完美的人格，而南方淑女也应是“道德清白和无私的典范，其主要关心的就是维护性纯洁这一原则”[13]11。在南方，“女人要么是淑女，要么就不是”[14]143，众多的南方女性被这种淑女神话所禁锢和荼毒。随着旧南方在内战中的失败，南方旧的道德价值体系也逐渐坍塌，囿于淑女神话中的女性开始觉醒，纷纷踏上了漫长的抗争之路。
自20世纪20年代始，福克纳逐渐意识到淑女神话对南方女性的压抑和摧残，开始揭开南方淑女面纱，揭示了“在绝对纯洁的表象背后，她们也是普通人，有着正常的人类激情和性冲动”[13]30。福克纳塑造了众多不朽的女性形象，在他的笔下，“女性是美德的原动力和维护者，但同时也是邪恶的主要诱因”[9]137。在其作品中，福克纳同情饱受摧残的南方淑女们，钦佩奋起抗争努力生活的南方圣女们，哀痛那些抗争不成而自甘堕落沉沦的女性们。
（一）堕落的淑女
南方淑女“要求女性成为社会中值得尊重的、正派的群体，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完美的典范，要求女性摆脱任何性欲望，完全献身于照顾家庭、保全道德和培育共同体的文化标准”[13]180。在淑女神话的圈定下，福克纳笔下的淑女母亲们大多都被剥夺了正常的人格，而变成了冷漠无情的失职者。为了冲破淑女神话的桎梏，大多南方淑女陷入了自我毁灭的怪圈：《喧哗与骚动》中自我堕落的凯蒂、《圣殿》中自我沉沦的谭波尔、《八月之光》中自我放纵的乔安娜、《押沙龙，押沙龙！》和《献给爱米莉的一朵玫瑰》中自我禁闭的罗沙和爱米莉等。
《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康普生是福克纳“心中的挚爱”[13]204，她本性善良率真、美丽活泼，但为了摆脱并逃离南方淑女身份而一步步沉淪。出过一位州长和三位将军的康普生家族虽已败落，但无论是康普生夫妇还是兄弟们仍要求凯蒂成为大家闺秀，而且始终认为“至高无上的并不是她这个人，而是她的贞操，她本人仅仅是贞操的保管者”[2]129。目睹淑女神话对母亲人格的剥夺和性格的摧残，凯蒂青春期就开始了漫漫的逃离淑女之路，但这一梦想一次次都被家人扼杀：14岁，穿女人装束，抹香水，但遭家人嘲笑;15岁，主动亲吻一位少年，立即受到攻击，母亲甚至穿上了丧衣戴上了面纱;17岁，凯蒂恋爱并失贞，家人横加阻拦，哥哥昆丁甚至了为她的贞操提出离家出走、乱伦、决斗等，最终恋情无疾而终。凯蒂抗争的一次次失败让她决定以更加反叛的姿态进行抗争。在“贞操为道德之最”[6]193的南方，她“根本不认为贞操有什么价值。那一层薄薄的皮膜，在她心目中，连手指甲边皮肤上的一丝倒刺都不如”[14]359。于是，凯蒂开始恣意放纵自己，听任自己的原始本能，尤其是性冲动，开始与无数男人乱交而逐步沉沦堕落。文学伦理学认为“社会的伦理规则是伦理秩序的保障，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必然要受到伦理规则的制约，否则就会受到惩罚”[16]19。凯蒂无视社会伦理规则，肆意纵欲破坏伦理秩序并造成自身伦理混乱，最终酿成了自己和家人的悲剧：自己未婚先孕被丈夫发现而惨遭抛弃，最后成为纳粹军官的情妇;女儿小昆丁失踪;最爱的哥哥昆丁自杀;最爱的弟弟班吉被送到精神病院。福克纳认为：凯蒂的堕落标志着“女性特有的精神品质已经变得堕落不堪，并迫使南方社会陷入永久的贫瘠荒芜之中”[13]217。
（二）光辉的圣女
福克纳曾宣称：“我认为女性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她们非常了不起，……我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坚强、更坚定。”[9]138福克纳小说中不仅有饱受摧残而堕落的天使，也有在痛苦中道德升华的圣女们，如《八月之光》中的自然女性丽娜·格罗夫和《押沙龙，押沙龙！》中的圣女朱迪思·萨德本。
《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朱迪思·萨德本“事实上是基督教徒坚毅和仁爱的典范”[13]343，她坚强刚毅、博爱无私、执着奉献，俨然成为“福克纳笔下最令人敬慕的人物之一”[13]330。内战发生后，在面对黑奴逃亡、田地荒芜的萨德本百里地时，身为大家闺秀的她依然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学会了犁地、劈柴、做饭、织布，以刚强的男子气概维持种植园的运转;在自身物质匮乏时，依然会做“两倍于我们吃得下，三倍于我们供得起的食物施舍给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陌生人”[17]220;在面对痛苦与毁灭（哥哥亨利杀死未婚夫邦而后自我流亡）时，她以勇敢与坚忍不拔的气概面对着一切，购买墓碑，安排着葬礼;在邦与情妇的儿子埃蒂尼成为孤儿后，她突破种族的藩篱抚养这个混血儿长大并允许他称呼自己婶婶，在埃蒂尼感染致命病毒时，她亲自看护照顾他而最终感染病毒而死去。朱迪思的道德人性行为与她的父亲本德伦反人性反道德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且“她做的所有事都具有建设性”[13]343，她是福克纳笔下光芒四射的道德女神。
福克纳借助文学的力量史诗般地展现了南方淑女神话的衰亡，痛斥了加尔文主义和南方淑女神话对南方母亲人格的剥夺和南方少女性格的摧残，同时对南方淑女违背伦理规则而放纵堕落和遁入罪恶予以了否定，高度赞美了那些敢于直面痛苦、性格坚定、博爱宁静的南方圣莲们。
四、身份伦理
美国内战后，旧南方毒瘤蓄奴制虽然被法律条文废除了，但是南方的种族歧视问题并未消失，黑人们仍旧低白人一等，遭受各种非人的待遇。作为一位人道主义者，福克纳深信人的自由权平等权，对于黑人所遭受的种种不平等待遇，他深感愤慨：“人类各种种族都必须平等而且是无条件的平等，不论那个种族是什么颜色”[18]154。南方黑人的生存状态是福克纳同情的对象以及作品的中心。南方大量存在的在夹缝中求存的混血儿的遭遇是最令福克纳同情和挂怀的。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中，福克纳潜心刻画了众多身份不明的混血儿，在南方社会中，他们一方面忍受着正统南方白人的侮辱和排斥，另一方面又不被南方黑人社会所容纳。福克纳笔下的混血儿大多因身份问题而受到迫害和歧视、陷于困境。伦理身份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术语，而且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都同伦理身份密切相关。因被“我是谁”这个问题所困扰，大多数混血儿们都陷入迷惘与困惑，甚至走上犯罪的不归路，对此，福克纳痛心疾首，深表哀恸，借此更是不遗余力地批判了种族主义对南方社会的毒化;同时，他深信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注定要消亡，也潜心塑造了众多与自身身份完美融合的混血儿。
（一）迷失的羔羊
聂珍钊强调“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有时甚至是强制性的约束，即通过伦理禁忌体现的约束”[4]264，总之，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而且，“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的产生”[4]121。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作品中的众多混血儿对自身伦理身份都充满了困惑与迷惘，他们或身陷其中不能自拔，或试图摆脱不得而遭受毁灭，或与之抗争不成而走上不归路，如《八月之光》中弑父杀情人的乔·克里斯默斯、《押沙龙，押沙龙！》中与妹妹乱伦的查尔斯·邦以及自我毁灭的埃蒂尼·邦等。
《八月之光》中乔·克里斯默斯终其一生都在艰辛地探寻自己的身份：自出生起，就因为身上可能的“黑人血液”而惨遭外祖父抛弃;在孤儿院时，因为“黑鬼”身份而被他人嘲笑、孤立甚至折磨，孤儿院的经历让克里斯默斯的自我意识产生了严重的偏差，他开始变得冷漠;在寄养家庭中，养父麦克依琴以严酷的加尔文教义对他进行棍棒教育甚至虐待，克里斯默斯不以为然，反而对养母的温情关心表示鄙夷，此时，他的心灵已经产生了扭曲;17岁时，克里斯默斯与一位暗娼博比·艾伦谈恋爱，被养父发现，克里斯默斯几乎砸死了养父并偷钱想与博比逃离却惨遭博比背叛，他被彻底击溃了;尔后，克里斯默斯开始了为期15年“充满了性和暴力、寻找惩罚、逃避自我和追求自我”[13]285的流浪生活，然而，他的旅程并没有解决“他是谁”这个问题，反而令他对自己的身份更加混乱;来到杰弗生镇遇到乔安娜·伯顿后，克里斯默斯与乔安娜维持了三年多的情人关系，而当乔安娜执意想将他带上正途，他认定此为圈套并用剃刀割下了乔安娜的脑袋，最后自己也被种族主义者处以阉割私刑而亡。乔·克里斯默斯的一生是一曲不可避免的悲剧，悲剧的原因除了种族主义对人和社会造成的异化外，福克纳本人指出克里斯默斯的悲剧在于：“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究竟是白人还是黑人，因此他什么都不是。由于他不明白自己属于哪个种族，便故意地将自己逐出人类。这就是他的悲剧。”[19]66因此，克里斯默斯对自己伦理身份的不确定造成了他伦理的混乱，从而变得道德败坏，甚至违反人类的伦理禁忌（弑父杀情人），最终堕入了无底的深渊。
（二）坚毅的雄狮
福克纳在1941年曾说：“唯一的真理、坚韧、同情和勇气，是存在的”[13]426。在呈現种族主义残害下迷失的混血儿的同时，福克纳坚信人类具有强大的力量定能改善生存现状，努力去抚平创伤，“建立新的伦理秩序，摒弃白人至上的种族伦理”[20]ii，据此也塑造了拥有坚定自我品质的混血人物，如《去吧，摩西》中自强自立的路喀斯·布钱普和自尊自信的山姆·法泽斯。
山姆·法泽斯是《去吧，摩西》中《古老的部落》和《熊》的主要人物，他身上混合着三种血统（1/8的黑人血统，3/8的白人血统和1/2的印第安血统），但混合的血液并未影响他人格的发展，相反他情操高尚、自信自尊、意志坚定，是荒野的人类主宰。山姆·法泽斯“葆有淳朴、善良、正直的高贵品质和令人敬畏的人格尊严”[21]。山姆虽然是奴隶，但他却不从属于任何人，“他自己就是他本人的战场，是他本人被征服的舞台与遭到失败的陵墓”[15]141;他自豪自己的身份和传统，“从未想到有谁能比自己的出身更好”[15]143;对所有的人，他总是表现庄重和自尊，从不卑躬屈膝，总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他成为孤儿艾萨克·麦卡斯林的导师，不仅用爱和耐心教给他森林的事，而且教给了艾萨克那些“古老的优秀品质”（正直、善良、坚毅、勇敢、忍耐和尊重等），从而使艾萨克成为《圣经》似的英雄。山姆·法泽斯以无比自豪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多重混血身份并以人性的美好光辉来对抗种族歧视，成为“未受玷污和不可败坏”[15]161的人，最终获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对于福克纳而言，种族问题是“南方社会和南方人良心上的诅咒”[6]216。在世系作品中，他无情地痛斥和抨击了种族主义对南方社会和人的摧残，同时对黑人予以了最深沉的同情。他笔下混血儿寻求自我身份的悲惨旅程是种族主义对人性压抑和摧残的真实写照，同时他也盛赞了那些在种族主义的淫威下仍能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混血儿，从而更坚定了人类的美好品质定能战胜不公与邪恶，从而引导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五、结束语
生于斯，长于斯，福克纳对南方这片土地表达了无比的热爱之情，他在约克纳帕塔法郡上娓娓讲述着“人类心灵的内在冲突”的故事。作为一位传统的道德家，他以无比沉痛的笔触哀悼了南方传统道德价值解体下南方人性的沦丧，同时颂扬了那些浑身散发着美德之光的人;作为一位存在主义者，福克纳批判了在传统价值观崩溃后那些无法走出精神荒原而逃避自我的懦弱无能之辈，同时赞颂了那些敢于面对自己勇敢生活的优秀人物;作为一位亲女权主义者，福克纳抨击了南方加尔文主义和淑女神话对女性的禁锢和摧残，并以南方淑女的堕落再现了淑女神话的衰亡，同时又塑造了在灾难中仍能凌然傲立永开不败的南方莲花们;作为一位人道主义者，福克纳无情地谴责了种族主义对南方人和社会的荼毒和毁灭，南方混血儿在寻求身份的旅程中所经历的异化、迷失和摧残再现了种族主义的非人性，但同时福克纳坚信人类的坚毅和美德定能突破种族主义的藩篱。虽然福克纳笔下的南方社会道德败坏、人性扭曲沦丧、南方人精神荒芜颓废、女性放纵堕落、种族主义残暴，但是福克纳从未丧失信仰和理想，他深信人类定会蓬勃发展，因为人类具有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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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程爱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