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表现形式]规范执法方面
生活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表现形式一 党的政治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的行为规范，是党最重要的纪律。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对于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至关重要。广大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把严守政治纪律作为增强党性的一项基本要求，做严守政治纪律的表率。
一是遵守政治纪律不够严格。对照党章的要求和党的政治纪律十不准，发现自己在有些方面做得不够或不好。比如在朋友聚会、同事或家人的交流过程中，对一些发表损害党的形象、诋毁党的信誉的言行时不敢直面斗争，有时还随声附和;对自治区党委、政府的一些政策有评头论足的现象。二是存在一些违规违纪现象。在中央“八项规定”和自治区党委“十项规定”出台之前，自己也是随波逐流，特别对一些明显不符合规定的行为没有拒绝。主要是党性意识淡薄了、思想麻痹了，不能明辨是非，对一些不良倾向和不良作风习以为常，逐步成了一种工作方式。比如参加迎来送往的宴请活动等。三是理想信念有所弱化。对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重大决策、重要部署特别是民族宗教政策有时认识不深、理解不透，有时也会妄加评论。对打击“三股势力”和暴力恐怖犯罪行为主动发声。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进行系统的学习不够，致使自己的政治敏锐性不够强，遇有突发或重大政治事件时会不知所措，不能够看到事件的本质;对与“三股势力”及新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三股势力”利用各种方式从事渗透破坏活动的警惕性不高、敌情观念不强。四是政治鉴别力不够强。对“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的实质领会不深，不能入脑入心，自觉遵循。有时对错误言行、负面言论缺乏基本的鉴别力。五是执行力不够强。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自治区党委的重大战略部署，有理解不深刻、落实不到位的现象，在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上有所欠缺，缺乏对策和方法，缺乏开拓创新精神，有等靠要思想，破解难题的办法、手段不多。
1、形式主义方面。一是满足于一般性的学习。特别是政治理论学习多，业务学习少;泛泛学的多，认真领会少;学得多用的少。突出表现在：对法律法规知识掌握较少，对政策知识浅尝辄止领会不透，特别是对如何更好做好服务方面研究探索不够，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紧密，缺乏思路。二是工作部署多，检查指导少。存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在推进综合处工作方面不能耐心听取领导和同事们的意见或意见，以为别人都不懂就是自己清楚明白。
2、官僚主义方面。一是服务观念不够强，宗旨意识有所淡化。习惯于别人为自己服务，缺乏为别人服务的意识。公仆意识不强，个人位置摆的不正。局机关有些安排布置的工作没有有效落实好，工作中出现打折扣、搞变通、做选择，对局机关出现的中梗阻现象缺乏敢于担当的勇气。二是存在“官本位”意识。在工作中对自己负责的综合处的工作关注多，对全局的工作关注少，缺乏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综合处与业务处在相互配合上，综合处的同志对业务工作了解少出现脱节现象。三是工作方式方法简单，领导艺术和水平需要提高。工作分工不太合理，有些工作分工流于形式，致使下属有推诿情绪，既影响了工作的推动，也影响了下属工作的积极性。
3、享乐主义方面。一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进取精神和拼搏精神逐步削弱，艰苦奋斗的精神越来越少。二是觉得有分管领导在，自己身上担子轻、压力小，遇到一些困难或问题有时就往上推或者往下压，思考问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少了，习惯等局领导安排布置工作，被动性强。三是开拓创新意识淡薄，习惯于老套路、老办法，有些工作能拖就拖、能推就推，实在推不动就慢慢拖，有消极守摊子和等靠的思想。四是有公车私用的行为。
4、奢靡之风方面。一是随着生活环境越来越好，自己对工作生活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收到社会上一些奢靡之风的影响和侵蚀，自己也不知不觉的适应了、接受了。二是出差、考察、调研在交通、食宿方面有追求高标准、好条件、舒适安逸的想法，看到别人发展的好有攀比思想，到普通饭馆吃饭不适应了，对于高标准的接待、参加一些高标准的宴请也欣然接受。三是接待客人喜欢到有档次的酒店接待的现象。四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越来越淡薄，看到一些浪费现象既不反对也不制止，有时自己办公室的灯和电脑彻夜不关，看到饭桌上剩下被倒掉一点也不心疼。
当前，我们党员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大多数同志能严格遵守党规党纪，践行为民务实清廉要求。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各级党员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执行政治纪律不严、遵守政治规矩不力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一)要清醒认识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各种表现。归纳了一下，主要表现为“五个主义”： 一是理想信念上的虚无主义。习总书记在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指出，“虚无主义是在西方各种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哲学基础的错误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一股政治思潮。它消解的是人们的文化认同，瓦解的是人们的理想信念，摧毁的是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消融的是民族精神。”作为马列主义政党，没有马列主义作为思想上的“定海神针”，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就会产生动摇，在事关重大原则问题上就会立场不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就会旗帜不鲜明，就容易丧失基本的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周永康、李春城之流，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大师”，日常工作有“大师”相伴，重大决策由“大师”定夺。河北省有一个贪官，贪了很多钱财，自己也没有享用，为求仕途升迁，专门找“大师”算命，将贪污受贿来的大笔钱财捐给了寺庙。这些行为都折射出，他们已经丧失了一名共产党员最基本的信仰。现在，我们少数党员干部不珍视党的历史，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不能保持一贯清醒的认识，对党的理论体系和决策部署不学习、不研究、不领会，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导致理想信念动摇，精神空虚匮乏，行为出现偏差。如我镇少数镇村干部对一些封建迷信活动不警醒、不反对、不制止，有的自己还求神拜佛，这是非常要不得的，必须加以纠正。
二是工作落实上的本位主义。本位主义者缺乏大局观和全局意识，考虑问题时往往以自我或小团体为中心。它包括形形色色的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和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官本位主义。其中，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突出表现为：有的党员干部大局观念淡薄，在执行上级决策上搞实用主义，甚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在贯彻执行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自我标榜为“聪明灵活”;有的对可能涉及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的工作，态度不坚决，甚至拖着不办当“钉子户”。官本位主义突出表现为三种类型：1、权力崇拜型。有的干部做了一点事情，生怕领导不知道，总想找机会向领导汇报汇报，正常汇报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心里揣着“小九九”来汇报工作的，我们是不欢迎的。2、权力滥用型。一些干部权力法定、权力公器意识淡薄，行使权力不讲边界，不讲规则，不讲程序，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我的地盘我作主”，听不得不同意见。3、权力寻租型。有的干部把权力作为追求和实现个人利益的资本和筹码，大搞权物交易、权钱交易。党的十八大以来，相继落马的国家级、省部级高官，他们的违纪违法行为无一不夹杂这几种“交易”。虽然我们基层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不大，但是寻租的空间却不小。同时，我们有些单位的“一把手”，在从严治党、落实“两个责任”和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上，失之于软、失之于宽，这是非常要不得的，现在指出来，希望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三是同志关系上的山头主义。有的党员干部热衷于拉帮结派，以地域、同学、战友以及出身、经历划界，立山头、搞宗派、编“关系网”，搞团团伙伙、亲亲疏疏、利益输送，把正常的同志关系扭曲成庸俗的人身依附关系，甚至搞“私人俱乐部”。这些都是“山头主义”的典型表现。最近，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高官违纪违法的案情逐渐浮出水面，这些“大老虎”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拉帮结派。媒体称周永康是“豪门寡头”、令计划搞“家族集团”，把周徐令苏的这种搞小圈子的做法称为“封建依附”。这些拉帮结派的山头主义，如果不是党中央重拳出击，及时打击，只怕不仅会误党误国误民误军，还很有可能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甚至丢掉执政党的地位，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我们党员干部中，可能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山头主义”，但是存在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现象。
四是个人行为上的自由主义。毛主席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政论《反对自由主义》，文中列举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有不少至今还能在我们周围发现。比如，少数党员干部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重大问题上，信口开河、妄加评论，散布一些与党中央不一致的论调，把听来的小道消息当做“新闻”传播，对社会舆论产生了错误导向;有的同志对镇委镇政府的决策部署不是一五一十地去抓落实，而是在背地里说三道四、叫苦连天，觉得工作推进太难了，任务太重了，在局部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有的同志在工作中“爱国爱党”，在网络中却自由散漫，发帖跟帖随意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人格分裂，做“两面人”。
五是困难斗争面前的好人主义。好人主义奉行“多栽花、少栽刺”庸俗关系学，回避问题、掩盖矛盾，放弃原则、取消批评，害党，害人，害己。好人主义体现在政治立场上，就是缺乏定力、不敢斗争。比如有的党员干部对社会上流传的政治笑话、灰色“顺口溜”不制止、不斗争，对社会上的错误思潮、错误行为、错误倾向缺乏鉴别力、免疫力和抵抗力。我们有的党员干部对一些诋毁诽谤党和政府的反动言论视而不见，当政治逃兵，扮“绅士”、装“深沉”，在政治言论上该一致的不一致，该斗争的不斗争。好人主义体现在为人处事中，就是一团和气、八面玲珑。有的班子表面上维持一团和气，出了问题掩着、盖着，生活会上你好、我好、大家好，谈成绩的多，相互批评的少;有的干部怕丢选票，宁可得罪工作，也不得罪“朋友”，宁伤原则，不伤感情;有的领导对下级该公开批评时，却包着、护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下级对上级则投桃报李，随声附和，抬着、捧着;同级之间，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知这个干部不咋样，只要与自己没有利害冲突，有组织来考察，说优点一大堆，说问题轻描淡写，做顺水人情，当“好好先生”。去年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体情况是很好的，但是在开生活会的过程中，仍然有少数党员干部好人主义盛行，怕得罪领导、怕陷入孤立、怕丢掉选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仍然存在对上级放“礼炮”，对同级放“哑炮”，对下级放“空炮”的现象。好人主义体现在干部监督管理中，就是不管不问、听之任之。现在强调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如果有的党支部书记和领导干部继续当“老好人”，一旦下属出了问题，你也要吃不了兜着走。原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好人主义体现在遇到各种困难时，就是怨天尤人、不思进取。有的同志自己不敢担当、不愿负责也就罢了，在别人克难攻坚、冲锋陷阵的时候，他非但不鼓劲儿，反而在旁边“喝倒彩”，劝别人“不要上”、“搞不得”。表面上看，这种同志好像是在为别人考虑，做“好人”，实质上是政治上的“坏人”、是影响事业发展的“坏人”。
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有没有严格的党内生活密切相关。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能力强不强、威信高不高，同是否经受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锤炼教育密切相关。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摒弃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倾向，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现象。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以抵制各种政治灰尘和腐朽思想侵蚀，解决党内矛盾和维护党的纪律。
注重加强党内监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可以使党的每一位成员，自觉置于党组织的监督之下。建党初期，党的“一大”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1945年，党的“七大”详细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及时成立了中央和地方党的各级纪检检查委员会，进一步扩大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职权。十二大以后，党内监督呈现出新的特点，形成了以制度监督为核心、多种监督形式相结合的监督模式。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实行党务公开，建立巡视制度，依法实行罢免制、质询制、问责制等一系列制度。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严肃责任追究，不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必须形成威慑力。
注重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如果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被削弱，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著名论断。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深刻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江泽民同志强调“全党纪律严明，朝气蓬勃，我们党就能够从胜利走向新胜利”。胡锦涛同志指出，“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事实证明，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是党的力量所在，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注重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是巩固党内民主发展成果的根本之策。党内政治制度的有力维护和高效运行，推动着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并形成了以党代会、全委会、党内选举、党内监督、党员权利保障制度为基础的党内政治运行机制。早在1980年，为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党就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主要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党内和党外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2020年，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党中央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实践证明，这些制度、规定的实施，有力地推动党内政治良性运转，促进党的集体领导规范化、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拿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党内活动，使党内政治生活的庄重性、严肃性、政治性得到了恢复，党内原则得到了坚守，政治灰尘得到了清洗。但是，党内政治生活在一些地方也存在着形式化、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不重视或长期不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生活，严重影响了党组织功能和党员作用的发挥。
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表现在不严格执行组织原则，不按组织程序办事，党的意识、党员意识淡化，认为过党内政治生活可有有无。有的喜欢自我表扬，自吹自擂，个人利益至上，谈成绩浓墨重彩、褒奖有加，说问题避重就轻、隔靴搔痒，不注重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有的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处世哲学，喜欢打“太极”，好人主义盛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谁也不去得罪，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民主生活会上不闻“炮声”，一些同志认为自我批评没“面子”，批评领导丢“帽子”，批评同级失“选票”，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表扬与自我表扬，相互批评变成了相互吹捧。
民主决策流于形式。一些基层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随意性大，存在党内情况不通报、不反映，重大决策不征求意见。一些党组织不按章办事，民主决策流于形式，很多领域、很多时候，设计了民主决策，但讨论不充分，民主发扬不够，先定调后讨论等现象十分普遍。个别领导一手遮天，依靠个人权威把所谓的集体决策变成个人说了算，许多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被“保留”了，决策时“一致通过”，出现失误集体承担，用“党委”作挡箭牌，集体负责变成无人负责。
党内生活制度成摆设。主要表现在一些党组织在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上缺乏创新，方式方法过于单一，习惯于念报纸、读文件、看电教片、传达上级讲话，枯燥无味，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一些党组织往往把党内生活制度仅限于“三会一课”，对党的政治生活制度的理解比较狭隘，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此外，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不落实，一些党员很少在党内生活会上汇报思想，主动接受组织监督，变成了“特殊党员”。
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存在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广大党员锤炼党性、改进作风的基本场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需从严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等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严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组织是一个大熔炉，党员应当能经常得到党组织的教育引导，得到党内同志的批评帮助。要保持正常的、健康的党内生活，应在党内倡导不怕得罪人、容得下尖锐批评的作风，让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担当、坚守和责任。做到“真”批评，动真碰硬、触及问题、触动灵魂，洗涤思想、去除污垢;“敢”批评，敢于揭短亮丑，敢于自我解剖，敢于解剖别人，敢于同错误和消极现象作斗争;“严”批评，坚持原则，严肃纪律，严格要求，严于律己。
第二，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一方面，认真贯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基本原则，提高运用民主方法形成共识、开展工作的本领，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实话，允许保留不同意见，再进行正确集中，防止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坚决纠正软弱涣散、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强化统一意志和共同意识，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防止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的软弱涣散。
第三，自觉遵守党的各项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各项纪律，从严要求、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广大党员干部，把从严管党治党贯穿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和各环节。严格纪律教育，加强组织管理，坚决纠正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等现象。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党章规定，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坚决同违反党内政治生活有关规定要求的行为作斗争。
第四，认真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坚决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和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等制度，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强化党内政治生活制度的约束力和执行力，促进制度效力和功能作用的发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强化内部监督，增强党员的制度意识，形成遵守制度的良好氛围。
第五，推进党内政治生活方式方法创新。坚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容，把党内生活搞得更加生动活泼，提高政治生活的吸引力感染力。注重解决党性党纪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创新党内政治生活形态和方式方法，扩大参与对象和范围，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开放性共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