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张逸
摘要：抑郁症是当今社会青少年最普遍的心理疾病之一。本文利用质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杨杨的深度访谈，分析原生家庭中不良的亲子关系对青少年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思考青少年抑郁症的形成机制。最后通过对患病抑郁症青年与父母关系转变的分析，从社会学角度提出预防青少年抑郁症和促进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康复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青少年;抑郁症;亲子关系;原生家庭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的临床特征，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共人物因抑郁症而自杀的新闻屡屡出现，抑郁症已经受到了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其中，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逐年增加，已高达4-8%。龚银清的研究表明，国内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数也在逐年上升，且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抑郁症已经成为当今社会青少年最普遍的心理疾病之一（龚银清，2005）。
抑郁症对青少年的影响不仅限于青春期，而是持续的笼罩其一生。侵蚀了他们的社交、学习、工作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左右其重大的人生选择和未来的人生发展（高万红，2017）。
抑郁症的产生是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了解青少年抑郁症的诱发因素，进而削弱减少它的负面影响，对预防和治疗抑郁症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原生家庭中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
1 文献回顾
在当下抑郁症受到高度重视的时代，家庭因素对青少年患抑郁症的影响早已得到过讨论。
国外学者关于亲子互动和家庭关系对精神疾病影响的研究颇丰。
赵居连曾经引用过弗洛伊德在《悲伤与忧伤》一文中对抑郁给出的解释：“当儿童时期有被所爱的人拒绝（通常是父母亲）的经验时，个体因为罪恶感而无法表达愤怒，接着产生对自己的愤怒，而个体后后来生活中任何的损失或被拒绝都会重新启动对自己的愤怒，并引起抑郁症的反应。”他强调青少年与其父母互动中的负面经验、认为对亲子冲突的不恰当处理是产生抑郁症的主要因素（Costello Timothy，1995）。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写到：“我的信仰是，对于神经症的形成来说，婴儿期的焦虑是必然的因素。”（Karen Danielse Horney，2015）青少年时期的异样行为都能追溯到儿童时期制造焦虑的家庭环境，特别是不健康的亲子关系。父母如果能给予孩子积极的、温暖的爱，孩子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如果父母的爱是攻击性的、消极的、不对等的，孩子就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无助感和恐惧感，而他的情绪又不能得到父母的合理疏导，只得压抑在心中，最后会构成病态的人格态度。
著名教育学家蒙台梭利也提出了父母不当的教养方式会压抑孩子的人格，他们无意识的自我中心会对孩子产生一种“恶魔般的影响”，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使他遇到了一个有敌意的环境，进而引发今后青年时期的一系列心理上的歧变（Maria Montessori，2010）。
中国是一个家庭本位浓重的国家，中国文化也是典型的家庭取向文化，亲子关系、家庭关系一直是我国重要的社会问题。在现代化冲击和社会的迅速变迁下，家庭关系和结构系统也在发生着改变（张曼华、付倩，2010），越来越多学者把中国青少年逐渐突出的精神疾病问题归因于家庭关系和亲子教育。
徐文秀在社会工作的个案研究中发现，青少年正处于一个敏感阶段，由于受到家庭的压力，情绪很容易波动起伏，所以17岁前后正是抑郁情绪的高发期（徐文秀，2019）。
通过易春丽和钱铭怡的研究，我们了解到，成长于不良的家庭关系和环境中的青少年更容易表现出抑郁症症状。童年经历，尤其是童年生活不愉快，是造成抑郁症的重要因素。父母的教育方式，包括父母对孩子的关心多少、父母带给孩子的信息正面与否，都影响着患抑郁症风险的高低。研究显示，缺乏父母的关心是抑郁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父母对家庭的作用越积极，投入给孩子的情感温暖理解越多，孩子的情绪越正向（易春丽、钱铭怡，2006）。
父母的教育方式不当也是使孩子成为抑郁症易感人群的关键。卓东炳、许勤伟等人在研究中发现，抑郁症青少年患者的父母在教养方式上具有低情感与理解差、高拒绝、否认与高惩罚、严厉的特征。这样的父母常常让孩子的需求和期待得不到回应，会使孩子逐渐缺乏安全感，变得自卑、不自信、甚至迷失自我（卓东炳、许勤伟、王运策，2002）。
综合上述文献，虽然已经有大量研究调查了不健康的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抑郁症的负面影响，但利用具体案例剖析产生影响的具体过程，以及对青少年抑郁者患者患病后和父母关系的改变，缺乏了一定的关注，研究方法上也是以定量研究为主，方法比较单一。本文将针对这些不足，利用质性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方法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2 理论框架
2.1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文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意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身如何理解抑郁症？患者的家庭关系如何？家庭情感是否稳定？患病后与父母的关系是否出现转变？
本文将从青少年的视角出发，探究抑郁症的成因，原生家庭关系对其的影响，从研究对象个人的成长经历、与父母的关系等维度理解抑郁症;同时，本文将突破现有对抑郁症研究的医学、心理学等视角，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对原生家庭关系，包括互动模式、弹性程度、联系强度等因素对青少年病态心理形成的可能性分析。
2.2 研究视角
本研究對象主要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这一特殊群体，从家庭社会学“系统理论”视角出发，探究家庭负面因素对青少年患病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探究在原生家庭中受到伤害的青少年的患病诱因和机制。
经过对深度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青少年在童年阶段与父母的互动、沟通方式以及其面对的家庭关系是对青少年抑郁症形成影响最为明显的因素。本文会在案例分析中具体阐述。
2.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方法，从青少年与父母的互动关系中探寻抑郁症青少年受到的原生家庭的影响，讨论抑郁症的产生与所处的家庭环境的关系，进而探寻患病后的抑郁症青少年与父母关系的转变。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家庭关系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与个人是否病态的主要因素，亲子之间互动的不合理是引发抑郁症的直接诱因。
本研究中收集资料的方法是深度访谈法，笔者通过与东南大学的一位青年抑郁症患者的访谈，通过分类、比较，并辅之以受访者个人的背景资料，结合考虑在访谈中受访者的侧重点，最后得出结论。
3 案例分析
3.1 个案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介绍
受访者现为东南大学一名研一的学生，化名杨杨。在学校，她的成绩优异，本科毕业后直接保送本校研究生。她于大四正式检查出患有抑郁症，此前也经历了为期一年多的情绪低落状态。最初，她并不能接受自己患病的事实，并曾经多次试图自杀。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后，目前情绪比较稳定，每日按时吃药，但是不能住校，于是一个人住在校外。
笔者与杨杨的初遇是在南京的一家抑郁症俱乐部“五月·家”，它的前身是1912街区的一家名为“五月吧”的酒吧，后来逐渐成为年轻抑郁症患者或者是有抑郁倾向的大学生举办酒会、沙龙、故事会的场所，随着参与者的逐渐增多，目前已经成立了“五月·家”俱乐部工作室，杨杨是俱乐部的骨干成员之一。
“五月·家”在2018年开展了一项名为“抑郁·城市·人”的抑郁症公益摄影展，并计划开设南京高校的分展，于是他们联系到了笔者。活动结束后，笔者与负责人杨杨成为了不错的朋友，在交流中了解到她的抑郁症经歷，并通过更加深度的访谈，探求到原生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对她的精神健康产生的消极影响。
杨杨的父母给她的童年施加了巨大且持续不断的压力，并且习惯性的拿她与其他人比较。在她的印象里，从小成绩优异的她却从来没有在父母那得到一句赞扬，永远有个“别人家的孩子”事事在她之上，她把它叫做“那个影子”，“在我这短短的22年的生命里，始终有一个影子跟在我的背后，而我的父母会不断的提醒我这个影子所获得的成功，每当他们认为我在偷懒，在贪玩时，就会提起这个影子，试图以这个影子的成功来激发我的斗志......”这种比较式的教育方式一直影响着她的行为方式，她仿佛被人操控了，时刻想着要成为父母心里的那个“完美女儿”。所以一直以来她都在不断地追逐，不断地妄图得到童年时代一直想要的那句赞赏，但总是徒劳。渐渐地，父母的标准越来越高，杨杨发现自己追不到那个“影子”了，她开始产生巨大的自我厌恶情绪，父母的思想逐渐转化成她自己的想法，她也认为自己是失败品。
她在长年累月不停地追逐“别人”的时候，丢失了自我，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带着对世界的迷惘和对自我的厌恶，她患上了抑郁症，父母错误的教育方式种下的因终于引发了悲剧的果。
3.2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身对疾病的理解
杨杨对于抑郁症的看法非常清醒，她认为抑郁是一个个体解构和重新认知自我和世界的过程，它很漫长，而且并不容易，“目前我也是一个尚未走完这段旅程的病人，坦白来讲，它一点也不浪漫，而是充斥着痛苦和孤独”，一直以来，她都认识到了治疗的艰难和痛苦，但并没有出现试图回避的倾向，而是积极地参与药物治疗，她能把抑郁症看作一场普通的精神疾病，而不是过度妖魔化，这是她能保持乐观心态的首要原因，“我一点也不想放弃，哪怕是作为一个最普通最普通的人活着，哪怕我所有的快乐都是源自那一点点的小庆幸，我也想，活着。”接受治疗后，她越来越体会到幸福的可贵，也许这种情绪对她而言太难获得，但她也不想放弃这个世界。
积极治疗的同时，她也逐渐开始接受那个不太完美的自己。生病的这两年里，她越来越感受到个体的局限性，哪怕理想再高再远，自身阶层、自我性别、身体素质、生活环境，以及原生家庭，都会成为拖住个人发展的绳。人只有承认这些限制，才能想办法去消解对自我的厌恶，并学会爱自己。
3.3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是人的一生中第一个形成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以抚养为特点的人际关系。笔者通过对杨杨的访谈资料分析，发现抑郁青少年的家庭关系充斥着不对等的情感期待，情感关系的扭曲是导致杨杨心理病变的主要原因。翟学伟教授曾经把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建构为“人缘、人情、人伦”的三位一体模型（翟学伟，2005），由此可见，情感因素是人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情感不稳定，家庭关系就发生变化、出现矛盾和对立;情感稳定，关系也就稳定。
父母对杨杨的负面影响是从童年时就从未给过她想要的回应开始的。
小的时候，每次考试没考好，她都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父母，渴望得到一种积极回应。她希望，就算是她没有得到那个鲜红的100分，他们也是爱她的，他们会和她说：“没关系，我们爱你。”可是，他们每次都会说：“哭有什么用，你为什么考试的时候不更仔细一点，平常的时候不努力一点。”每当这个时候，她都特别怀念小学时生病的那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她可以考倒数第一，可以不用上学，可以不用听着母亲说：“你缺点太多”，可以得到父母的无条件的爱。渐渐的，她习惯了所有坏的事情都自己承受，考试没有考好，被同学欺负，遇到讨厌的老师……她一句不讲，因为她知道，在他们那里得不到她想要的，每一次她的情感期待都会落空。
出乎笔者意料的是，杨杨与父母的关系并非差到谷底、剑拔弩张，相反，在外人眼里，他们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亲子关系。因为一直以来杨杨都试图忽略和逃避原生家庭带来的裂痕，她没有勇气去解决问题，于是选择粉饰太平，给自己套上一个“保护壳”，去抵挡所有来自父母的伤害，她选择自己疗伤。
但是在患上抑郁症之后，杨杨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情感维度上讲，从疏离、冷漠、失望到理解和温暖，也许是杨杨患病后和父母见面的机会多了，她和他们都逐渐学会了打开心房。
“不是没有怨恨过他们，但越长大，越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第一次做父母，他们也没有过经验，即使他们在年纪上大了我们一倍，但就做父母这个方面，他们可能都还没有毕业，他们只是笨拙的用着自认为对的方式爱我们，这种爱里有护犊之情，有自我奉献，也有霸道和自私。”
到现在，杨杨依旧认为自己是个残次品。但她学着在接受这个事实，学着爱自己，学着认可自己，不再盯着别人的长处看，而是偶尔为自己的优点感到开心。
父母的教育方式给她的成长一记重拳，但她仍然想把选择权握在自己手中。
4 研究结论
不良的亲子关系是青少年抑郁症的重要诱因之一。家庭当中过于单一的互动模式，使得孩子每每发出的情感期待落空，得不到家长积极的回应;进而导致家庭关系的弹性减弱，孩子不愿或不敢再向父母索取回应，将生活的压力埋在心底，逐渐形塑成自卑、畏缩、敏感的人格特质，他们由于在亲子关系中得到了太多负面的评价，常常容易迷失自我、厌恶自我;最后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系岌岌可危，孩子脆弱的精神状态和病态的情绪消解机制难以抵抗越来越多的社会压力，最终患上抑郁症。
研究中笔者也发现，患病后的抑郁症青少年由于与父母的联系增加，情感纽带反而出现加强的趋势。因此，充分把握亲子关系改善的每一次契机，增加亲子互动中的温暖和关怀成分，更多尊重和理解孩子，营造一个有弹性的、强联系的家庭氛围，是预防抑郁症和帮助青少年患者早日走出抑郁情绪的良方。
参考文献：
[1] 龚银清.青少年抑郁症的心理社会治疗进展[J].中国学校卫生，2005（03）.
[2] 高万红.多维度视角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亲子关系研究[J].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7（02）.
[3] 张曼华，付倩.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与家庭心理治疗[J].医学与社会，2010（03）.
[4] Costello Timothy .变态心理学[M].赵居连，译.台湾：桂冠出版社，1995.
[5] Karen Danielse Horney.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M].冯川，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6] Maria Montessori.童年的秘密[M].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
[7] 徐文秀.社会工作介入轻度抑郁青少年的个案研究[D].山西医科大学，2019.
[8] 易春麗，钱铭怡.家庭因素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J].中国临床康复，2006（06）.
[9] 卓东炳，许勤伟，王运策.“父母养育方式与抑郁症关系的研究”[J]海南医学，2002（01）.
[10]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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