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祺
李峪青铜器因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而得名，亦称作浑源彝器。1923年出土时名震一方。实则在1922年，山西浑源县恒麓西北，村民穆某赴田耕作，掘得古铜器数十件，县绅迫其交出16件（分藏各绅家中），“去冬复由本县旅外同学联名追出，由各法团选出委员九人办理善后，现正议保管办法云”（据北平《晨报》）。根据上述材料可知，浑源县在李峪青铜器群出土前就有铜器被发现。笔者就大同市博物馆馆藏部分李峪青铜器进行探讨，通过出土物窥探该器群的文化特征、年代及所属国别。
一 、李峪青铜器概述
李峪青铜器首次被發现于20世纪20年代，因当时文保意识不强，部分散落法、美、日等国。194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李峪青铜器险些以“仿古品”之名被运送出国，幸得是时上海市博物馆专家力挽狂澜，李峪青铜器群中的珍品才得以留在祖国。
牺尊、鸟兽龙纹壶、蟠蛇纹鼎、双龙络纹罍、四虎蟠龙纹豆、镶嵌兽纹敦、镶嵌龙纹鼎、环耳鼎、镶嵌狩猎纹豆，这些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李峪青铜器均为1923年浑源县李峪村出土，彝器大多造型优美，制作考究，体现了该器群不同风格的文化面貌。
20世纪70年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前往李峪村勘察，并做了少量的钻探和试掘工作。在这之前，1964年张颔先生曾到浑源李峪村庙坡一带勘察及简单地铲探，在浑源城、麻庄作了访问调查，在浑源县文化馆见到两件具李峪村铜器特征的容器以及在庙坡及邻近的木瓜堰出土的部分兵器、车马器和工具。张颔先生此次调查的结果，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李峪村铜器出土之地点庙坡的位置，并得知1933年村民在距庙坡不到1千米的木瓜堰也曾发现铜鼎、铜镜及兵器（此次调查所征集之兵器中即有木瓜堰出土）。张颔先生根据出土地点之地势、地形，判断这一地点应该是东周时的一个墓区。
1975年5月、8月，大同市博物馆又征集到两组李峪村出土的青铜器，分别出自后来定名为M1、M2的两座墓葬。M1是女性墓葬，出土铜器仅有铜削一件，M2出有少量容器、兵器。1978年山西省考古所在李峪村清理了M3。其中有成组的铜容器和兵器。1978年勘察的结果，证实出了青铜器的庙坡确有东周时期墓地。20世纪20年代出土的器物多出自坡顶之金谷洞，1975年以来发现的墓葬（M1、M2、M3）则均在坡底边沿地区。
二、大同市博物馆藏李峪青铜器年代考及其文化因素分析
器一：高20、口径17.5厘米。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出土。扁球形腹，喇叭形捉手，两环形耳，喇叭形圈足柄较短。盖饰两道蟠虺纹带，器上腹饰带状蟠虺纹。蟠虺纹是小蛇相互盘绕构成的一个个纹饰单元，重复出现。该纹饰流行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本馆所藏该器与上海博物馆藏镶嵌狩猎画像纹豆形制近似，与侯马上马M4090∶23、潞河M7∶108、邢台南大汪出土豆形制近似，与山西金胜村M251蟠蛇纹豆在形制与纹饰方面几近相同。
器二：高20、口径20厘米。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出土。附耳，有盖，盖上三环形纽，深腹，圜底，三兽蹄形足。盖饰三周二方连续蟠虺纹，器盖及腹部饰两道弦纹。该鼎形制与侯马上马M4090∶10形制相似。应属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晋式鼎。
器三：长6.3厘米。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一头为钩状，一头呈兽形。带钩是束腰皮带一端的挂钩，故称鲜卑、师比头，最初为北方草原民族使用，春秋战国时期传入中原，一直沿用到汉代。带钩的基本形制是下端有钉柱钉于皮带的一头，上端曲首作钩，用以钩挂皮带的另一头，中间有钩体，侧视呈“S”形。按其形状有鸭形、棒形、竹节形、琴面形和兽形等。本馆所藏李峪村出土铜带钩即为兽形铜带钩。
器四：通长26.7、茎长5、宽3.5厘米，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出土。扁茎，茎尾部残断。铍身前锐后宽，直线前收为锋，中部起脊。该器物出土时，定名为剑，但根据其形制，应为扁茎铍。该件器物一度被视为“青铜剑”，有学者认为当是“青铜铍”。《左传》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贼六人以铍杀诸卢门合左师之后”，时在春秋晚期初。《说文解字》：“铍，大钺也。一曰，剑如刀装者。”《方言》：“锬谓之铍。”郭璞注：“今江东呼大矛为铍是也。”考古发现有长柲的锋如长剑的兵器，所谓剑刀装者，实际是剑如矛装柄，此即古称之铍，以前多误称为剑，其状如扁茎而茎特阔。扁茎铜铍出现于春秋晚期，延续至汉代。关于这件铍的文化属性，从其形制而言，与赵国铍差别较大，与秦始皇陵兵马俑1号陪葬坑出土的铜铍和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出土的铜铍均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反映了其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以上馆藏李峪青铜器，均出土于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M2。此外，大同市博物馆收藏的浑源李峪村东周墓出土物还有石环、绿松石串珠、蚌片等。墓室被雨水冲毁，仅存东北部一角，所以墓室的长、宽、深浅以及葬具、尸骨等都不清楚。但在197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清理过程中，捡到一件春秋晚期的铜戈。由于出土物的器物组合和相对关系无法断定，加之出土物反映的内容不够全面，即便M2有绿松石串珠、石环和蚌片出土，也不能够完全认定为墓主是女性。
基于对上述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分析，可知鼎、豆应属晋式青铜器范畴;带钩可能具有北方风格，但在春秋战国之际被中原民族所吸收;铍则具有秦式青铜铍的一些特征。综上，M2虽有春秋晚期器物出土，但不能完全确定其上限就在春秋晚期，该墓葬年代可能推迟至战国早中期。
三、李峪青铜器之国属探微
浑源县城位于大同盆地东部的浑河谷地，三面环山，浑河流经县境。李峪村在恒山北麓的坡地上。《浑源州志》载：“浑源县在春秋时期属于代国的范围，代国被赵襄子灭后，在战国时期属于赵国的版图……在唐代初为云中地，后分治为县。因地处浑河之源，因此命名浑源县。”《史记·赵世家》：“简子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毋卹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毋卹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简子于是知毋卹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卹为太子。”赵襄子元年代国灭亡，此后代国之地为赵国控制。
关于李峪器群的国属问题，有“代国说”“燕国说”“晋国说”“赵国说”等。高去寻先生认为李峪器系身居代地之赵国贵族墓葬中出土;陶正刚先生在《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一文中，认为李峪类型青铜器和燕文化是一致的，是燕国的历史产物，浑源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代（至战国中期）属于燕国的版图;宋玲平认为李峪铜器的年代早于赵襄子兴丘灭代，这批铜器属于代国。
从地域交流的角度来看，晋、代之间曾经有过联姻，互通有无，交流频繁;赵、代之间，晋国时期的卿大夫赵氏与代国联姻缔结关系，而后赵自立为国，代国被灭;春秋时期，燕、代之间因地缘关系，也可能产生文化交流。这也是李峪青铜器呈现晋式青铜器风格为主，兼有燕、北方乃至秦青铜文化因素的原因。但综合其墓葬规模、文化面貌、器物形制组合，结合当时地望和历史发展脉络，该遗址很可能是赵国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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