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时代俄国再度出现“天才成群诞生”的壮观景象，这是俄国的“文艺复兴”，更是一个文学的时代，诗歌的时代。象征派的勃洛克和勃留索夫，阿克梅派的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未来派的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等相继崛起，各领风骚。而唯一一位从未加入任何诗歌流派，却又成为白银时代最杰出诗歌代表的诗人，就是茨维塔耶娃，被布罗茨基称为“20世纪的第一诗人”（布罗茨基、沃尔科夫：《布罗茨基谈话录》，马海甸、刘文飞、陈方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47页）。她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诗风就像一面鲜艳的旗帜，孤独地飘扬在诗歌巅峰之上。
不合时宜的真诚和焦虑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МаринаЦветаева，1892--1941）的父亲伊万·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艺术学教授，是莫斯科美术博物馆（今莫斯科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创建人;她的母亲玛丽娅·梅因具有波兰、德国和捷克血统，曾随著名钢琴家鲁宾施坦学习钢琴演奏。由于身患肺结核病的母亲需出国治疗，童年的玛丽娜和妹妹曾随母亲到过德、法、意等国的寄宿学校就读，这使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自幼便熟练掌握了德语和法语。刚满18岁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诗集《黄昏纪念册》（Вечернийальбом），诗集得到勃留索夫、古米廖夫、沃罗申等当时著名诗人的肯定，茨维塔耶娃从此走上诗坛。
可迎接茨维塔耶娃的却是严酷的厄运：丈夫卷入苏联情报机构的暗杀行动被逮捕枪毙，女儿也坐牢15年，儿子牺牲在卫国战场上，她自己在申请洗碗工遭拒后于租住的木屋中自缢。
在茨维塔耶娃自由、孤傲的个性中，积淀着这样两个基本的性格因素，即真诚和不安。她将“生活与存在”，当成她的诗歌创作中主要的思索对象，她思索苦难以及对于苦难的态度，思索诗人以及诗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思索爱以及爱的本质和意义。或是由于内心激情的涌动和生存状态的刺激，或是关于个人命运和文化命运的担忧，她的诗始终贯穿着一种不安的情绪主线。这种焦虑感的真诚表露，构成了她诗歌的主要风格特征之一。茨维塔耶娃的诗像是一种“独白的诗”，是一个深刻体验过多种生活的天才演员。茨维塔耶娃的诗中充满隐喻，而且，她的一首诗、甚至是一部长诗，往往就是建立在一个大隐喻之上的，自身就是一个拉长的隐喻、组合的隐喻。
散文、戏剧和音乐的集合
茨维塔耶娃诗歌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其他文学和艺术体裁的因素在她诗歌中的渗透。茨维塔耶娃的诗不论长短，都写得十分酣畅，虽随意却不显零乱，虽自然却不失精致，带有一种明显的“散文风格”。布罗茨基在评论茨维塔耶娃的散文时曾说：“散文不过是她的诗歌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刘文飞译，第137—138 页）诗与散文的界限在她的创作中被淡化了，模糊化了。作为其结果，她的诗与散文均双双获益。其次，是戏剧因素在茨维塔耶娃诗歌中的显著作用。茨维塔耶娃的诗很有画面感，而这些画面又时常是流动的，就像是不断变幻的戏剧舞台。茨维塔耶娃同时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在1918—1920 年间，她一度与瓦赫坦戈夫剧院等莫斯科的剧院关系密切，创作出一系列浪漫主义剧作;“诗剧”也一直是她心仪的文学体裁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诗作无论长短，往往都有着紧张的冲突、剧烈的突转和激烈的对白，似乎稍加扩充，就会变成一部舞台剧本。
《终结之诗》无疑就是男女主人公的一出对手戏，诗中不时出现两位主人公的直接引语，就像剧本中的台词，而且，“这种对话酷似网球比赛，词句像来回飞舞着的网球”。[ 斯洛宁（斯洛尼姆）：《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浦立民、刘峰译，毛信人校，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75 页] 长诗中还多次出现被置于括号内的舞台提示，如“（鹰一样环顾四周）”“（断头台和广场）”等。广义地说，《终结之诗》整部长诗就是两位主人公的舞台对白。此外，长诗中的舞台“背景音”也此起彼伏，如汽笛、雷霆、笑声、交谈、手指的鼓点、耳朵的轰鸣、厂房声音洪亮、红色过道的哗啦声、空心的喧囂、锯子穿透睡梦、脚掌的叹息、接缝的崩裂、妓女的笑声，等等。这些声响与主人公简短的对话形成呼应，也是长诗舞台效果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使我们联想到茨维塔耶娃说过的一句名言：“帕斯捷尔纳克在诗中是看见，我在诗中是听见。”（М.Цветаев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семи томах， т. 6， с. 366.）最后，茨维塔耶娃的诗作又是高度音乐性的，曾自称她继承了母亲对“音乐和诗”的爱好，这种“爱好”是融化在血液中的。她的篇幅较长的诗，多具有交响乐般的结构，具有呈示、发展和再现等不同阶段;她的短诗则如歌曲，具有前文提及的浓烈的“歌唱性”。在俄语诗人中，茨维塔耶娃是最受作曲家青睐的诗人之一，肖斯塔科维奇等著名音乐家曾将她的许多诗作谱成歌曲，这并非偶然。
以诗歌背负“终结”的十字架
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创作在当年就引起了众多女性读者的共鸣和崇尚，在她以及阿赫马托娃等女性诗人出现之后，一代又一代俄罗斯女性仿效她俩，拿起笔来写诗。从此之后，女性声音便成了俄国文学、尤其是俄语诗歌中一个水量丰沛的潮流，一种硕果累累的传统。
茨维塔耶娃极具现代感的诗歌创作，构成了俄语诗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路标。众多大诗人在长诗写作范式方面这种“不约而同”的尝试，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索，而且，长诗体裁自身的这一变化也是与世界范围内现代派诗歌的生成密切相关的。理解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茨维塔耶娃的《终结之诗》在世界诗歌发展史中显明的“路标转换”意味，而在整个俄语诗歌的发展过程中，茨维塔耶娃和她那个时代的许多大诗人一样，也是从古典向现代转向过程中的“里程碑”。
《终结之诗》也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隐喻之上。这部长诗共14章——这可不是一个偶然的数目，而是茨维塔耶娃有意为之的设计。这个初看上去并不具宗教含义的数字，实际上包含这一意义：它恰好是与十字架之路、即天主教传统中苦路的14 个阶段相呼应的。”（ Т.Венцлова：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на пиру，Baltos Lankos， Vilnius， 1997， c.220）也就是说，茨维塔耶娃在诗中把她道别爱情的过程比作耶稣背负十字架的苦路。茨维塔耶娃曾这样定义爱情：“爱情，就是受难。”（М.Цветаев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семи томах， Элис Лак， 1994， т. 6， с.609）也就是说，在她的意识中，爱情往往不是幸福、索取和生存，而是伤害、给予和毁灭。在俄语原文中，《终结之诗》这一标题中的“终结”（Конец）一词是以大写字母开头的，这是在暗示我们，“终结”本身就是长诗中另一个隐在的主人公，它作为一个硕大的象征，构成“爱情苦路”这一整体隐喻的核心。这对恋人分手途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朝向“终结”的迫近，同时也是对“终结”的消解;“终结”既指爱情的终结，世俗生活的终结，甚至世界的终结，但“终结的终结”也意味着新的开端，亦即灵魂的净化、爱的复活，乃至存在的无垠。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构成了20世纪俄国诗人悲剧命运的一个象征……她似乎在用她真实的生活际遇，图解她自己给出的一个关于诗人和诗歌创作的定义：诗人就是犹太人，就是永远被逐的人;写诗就是殉道，就是一种受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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