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静云 马余露
摘要：优秀传统家训蕴含丰富的家德教育思想，但其核心始终围绕慎独自省的修身之道、孝悌为本的睦亲之道、亲仁善邻的处世之道、尽忠报国的爱国之道展开，在历史上发挥着培养社会栋梁之才、维系家族长盛不衰、稳定社会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然自近现代以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华优秀传统家训受到多次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影响，使得其传承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中，如何焕发传统优秀家训的现实价值，实现传统家训的实践创新，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应坚持贴近生活原则，遵循优秀传统家训的传承发展规律;应将优秀传统家训中某些价值意义突出的道德规范法律化，以法律的刚性支持其发挥作用;应把优秀传统家训融入政府、社区、学校和家庭四位一体的教育全过程，夯实优秀传统家训的传承发展途径;应有效利用新兴媒体资源优势，创新优秀传统家训的传承发展方式。
关键词：优秀传统家训;新时代家庭道德建设;传承发展;实践创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发展理念视域下道德协调治理机制研究”（16CKS039）
中图分类号：B8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6-0073-07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倡导现代家庭文明观念，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让美德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① 优秀传统家训，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智慧的结晶，其内容主要涉及教育后人如何做人处事、安身立命、培养良好道德操守，在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曾发挥过引导人们崇德向善的积极作用。在当代，深入、系统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思想，顺应新时代要求，扬弃传统家训修身、睦亲、处世、爱国之道为今所用，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一、优秀传统家训及其历史作用
家训一词，始于《后汉书·文苑传下·边让》：“髫龀夙孤，不尽家训”，在《辞海》中解释为：“父母对子女的训导”。徐少锦、陈延斌在《中国家训史》一书中认为，家训是“父祖长辈对家人和子孙的训示教诲，也有部分是兄弟姊妹间的诫勉或夫妻间的嘱托。后辈贤达者对长辈、弟对兄的建议与要求，就其所寓的教育、启迪意义来说，也不可忽略”②。由上可知，家训是作为主体的家族成员之间，特别是长辈对晚辈进行思想道德行为方面的劝谕或约束。作为家族智慧的结晶，优秀传统家训蕴含丰富的家德教育思想，它就好比一所育人学校，在历史上扮演着教师和教材的角色，发挥了学礼仪、成教化、美风俗的重要作用。
（一）优秀传统家训的核心思想
优秀传统家训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慎独自省的修身之道。一般说来，一个家庭或家族制定家训的初衷和目的就是教育子女学会如何做人。诚如明代高攀龙在《高氏家训》中所说：“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关于修身做人之道，传统家训非常讲求慎独。羊祜在《诫子书》中论述：“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曾国藩把“慎独”作为“日课四条”之首，时刻提醒后人在没有他人的情况下做事要问心无愧。而慎独教育尤其注重内省，即家庭成员要学会审慎自己，并找出自身存在的不足，以使自身趋向完善。在具体的做法上，曾国藩认为可以用写日记的方式进行自我反思与改过。他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提到自己订立的“日课册”，名曰《过隙影》。“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③，“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④。在曾国藩看来，把每天所想、所说都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样可以边写边进行反思;通过每天记述自己行为不端和言语过失之处，不间断地自我反省和深切忏悔，这样才能谨言慎行，改过自新，达到完善自我之目的。
二是孝悌为本的睦亲之道。在儒家看来，孝悌是人之根本，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论语·学而》开篇就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明朝姚舜牧所著传世家训《药言》曰：“不孝不弟，便不成人了。”其中，中国古代的“孝”同“报恩”思想紧密联系，指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⑤。《增广贤文》中曰：“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即是说，动物都知道对母体哺育之情的报答，做子女的更要感恩父母，对父母尽孝心。不仅如此，古代家训更注重劝诫子女有尽孝之行，认为子女在父母有生之年应及时行孝，并让子女懂得“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同时，对于已经逝去的亲人，要慎终追远。如《颜氏家训》曰：“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⑥ 此外，汉语中“弟”同“悌”，强调兄友弟恭。颜之推在《颜氏家训· 兄弟篇》中曰：“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即是说，兄弟之间虽然有形体之分，但气息相通，故兄友弟恭是亲情之必然要求。不仅如此，养老孝亲和兄友弟恭也是家庭和睦、祖业兴旺的重要保证。正如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固结而家道隆昌。”⑦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家训中孝悌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家族同一支系的长辈与晚辈，而且延伸至整个宗族乡党群体，在这个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倡导大孝。孟子曾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由此可见，只有子女做到明知孝悌，对父母尽孝心，对兄弟姐妹有爱心，才能家庭和睦、万事兴隆，由此再推恩和惠及他人父母及其后代孙子。
三是亲仁善邻的处世之道。费孝通先生认为，我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式的，特点之一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⑧。因此，传统家训格外重视邻里之间的关系，认为远亲不如近邻，要求家人善待乡邻，与邻里相助相恤。朱伯庐在《朱子治家格言》中要求家人：“见贫苦亲鄰须多温恤。”然而，邻里之间的亲如一家、守望相助并不代表利益上不分彼此，但古人在协调邻里之间的利益冲突时，多强调彼此谦让，以和为贵。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指出：“邻里贵合同。”⑨如被人熟知的“六尺巷”就是一个典型的邻里间互相礼让的故事。据记载，清朝大臣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因三尺地而产生争执，家人遂写信向张英求助，张英回复道：“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其意劝家人主动退让，家人因此而羞愧万分并退让三尺，邻居见状也主动退让三尺，最终邻里关系和好如初。对异域外邦，中国人也是本着这种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和合与和谐精神与之相处和交往。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总结道：“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⑩
四是尽忠报国的爱国之道。在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中，家庭与国家是相互依存、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传统家训格外注重子孙的爱国主义教育，将更多尽忠报国的爱国理念尽早融入子孙心中。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在他年少之时，其母亲手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刻入其背，用这四个血淋淋的文字，勉励岳飞不忘家训、奋勇杀敌、报效国家。岳飞不仅个人继承优良家训，他还以“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等家训来激励、鼓舞后人。同样的，清代后期爱国主义代表林则徐赴广东禁烟之时，不断地通过信函对家人子弟进行报国恤民的教育，信中写道：“夫余生逢盛世，明知禁烟妨碍英夷大利，必有困难，而毅然决然，不敢稍存畏葸之心，大盖以身许国，但求福国利民，与民除害，自身生死且尚付诸度外，毁誉更不计及也。” 这些都是传统家训对子孙进行爱国教育的典范，也深刻表达和体现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家庭幸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的深刻道理。
（二）优秀传统家训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第一，培养社会栋梁之才。望子成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养育后代最大的期盼，传统家训的目的也在于此。因而其核心是围绕着治家教子、修身做人而展开，内容则涉及人生理想、生活信条、处世哲学、审美情趣和为学方法等方面，其实质是对后代进行道德教化和人格塑造。历史上，我们熟知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句话，说的就是周公训诫其子伯禽的事。周成王要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时，周公说道：“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 这里，周公以自己“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亲身实践，告诫其子怎样去有效地治国理政，造福于民。不仅如此，周成王年少即位，作为成王的叔父，周公尽心尽力辅政成王，礼遇天下贤能，建立典章制度，使周成王成为一代明君。自此以后，传统家训多以告诫子弟如何做事做人为主要内容，其目的无不在于使后人成为社会栋梁之才，由此为家族光宗耀祖，流芳百世。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传统家训熏陶下，中国历史上的英才璨若星河，他们是推动中华民族进步发展的脊梁。
第二，维系家族长盛不衰。家训在历史上是调节家庭内外关系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成员世代同财共居地生活在一起，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组织生产劳动，家庭成为个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而要维持整个家族的正常运转，就必须依靠家族中有权威的父系家长制定一些规章制度对家庭成员进行规约，于是家训成为整个家族不可或缺的教育力量。同时，家训中蕴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与价值理念已经成为根植于家族成员内心的文化自觉，家族成员不仅勤俭持家，金鉴家风，而且彼此之间互相学习，见贤思齐，互为明镜，这无疑成为家族不断兴旺、长盛不衰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
第三，稳定社会治理秩序。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就是说，家是小国，国是大家，齐家与治国被连成一个整体。唐代宰相张九龄在《千秋金鉴录》中说过：“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传统家训作为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家庭化，为儒家“修齐治平”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礎。正因为如此，家训对维护传统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体现在政治、经济、律法等方面。例如，在政治方面，家训中制定以父权与族权为特征的规范制度，来达到维护君主权威和社会政治稳定的目的。在经济方面，家训中规劝族众及时完粮纳税，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等。此外，家训中明确禁止各种违德犯罪行为，并通过家规家法予以处罚，这也弥补了传统社会律法的不足，起到辅助国家法律的作用。由此可见，家训在政治、经济、律法等方面全方位地服务于传统社会统治秩序的稳定。
二、优秀传统家训的历史境遇及其深层原因
如前所述，优秀传统家训在传统社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近现代以来，传统家训不断受到冲击，其传承发展面临诸多困难。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彼时，以吴虞、鲁迅、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进步知识青年对儒学和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中华传统文化要为中国的落后挨打负责。为此，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由此表明与传统儒家文化彻底决裂的态度。至此，儒学开始丧失它的权威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展开，优秀传统家训再一次遭受波及。在“左”的政治气候影响下，传统文化被作为封建主义文化受到破坏与打击。“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破四旧、立四新”和“打倒一切”运动的推进下，作为家训传承的载体并带有极深文化内涵的无数家族祠堂被没收、摧毁，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纽带的大量家谱被焚烧，这使得传统家训文化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打击和否定。进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不断进行深刻反思，逐渐意识到，对包括优秀传统家训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缺乏理性的完全否定，乃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彻底摒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被人们重新接纳。而优秀传统家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诸多价值理念与道德要求，无疑会得到传承发展。
那么，传统家训文化自近代以来为何经历了如此曲折的命运呢？
其一，近代以来，我国的生产方式不断发生重大变迁，优秀传统家训依存的经济基础逐渐遭到瓦解。优秀传统家训是传统农耕经济的产物。在传统小农经济时代，一家一户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家庭以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以人作为主要劳动力，父辈与子辈共同生活劳作，同时子辈继承父辈的土地资源和劳作技术，并以自己的劳动养活家人。因此，子辈对父辈在经济生活方面就会产生严重依赖，而这种经济依赖自然就会赋予父辈无限的权威，并产生忠孝为先、尊卑有序等家庭伦理道德要求。于是，由父辈在此基础上订立的家训家教，就成为家庭成员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并有着很强的约束力与传承力。而随着以机器为生产手段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大批劳动者被吸引至工厂企业之中，传统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封闭发展格局被打破，多数家庭失去了经济生产职能。父辈也因此不再具有劳动生产的组织领导地位，进而也失去了对家庭成员发号施令的权力和权威，父辈权威逐渐衰落。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家庭成员的迁移与流动，使得代际之间的生产经验传承过程被中断，传统家训文化的传承也因之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其二，社会形态的分化动摇了优秀传统家训承继的社会根基。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是优秀传统家训得以广泛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在家国同构格局下，家庭与国家连成一个整体，家庭、家族的和谐与否甚至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程度。这就使得家庭成员间的人伦关系特别受到重视，因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人伦关系运用到社会便是“忠君爱民”，并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轨物范世”的重要作用。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家庭功能被社会日渐分化，特别是企业、学校、医院等社会组织的形成，使得传统家庭的生产职能、教育职能、保障职能被分化，家庭不再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解体。所有这些，使得家训的影响范围被缩小，其作用和效能逐渐被弱化。
其三，家庭结构的转变消解了优秀传统家训承袭的有效载体。随着市场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庭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王跃生的研究指出，当代中国家庭呈现出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单化的特征，核心家庭取代传统复合家庭成为当代中国最普遍的家庭模式。具体表现为原有的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传统家庭结构逐渐被三口之家、四口之家所取代。而这样的家庭结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家庭重心下移，即从以“老人”为整个家庭的中心到以孩子为整个家庭的中心。家中长者逐渐丧失传统人伦关系中的权威地位，成为子女的保姆与玩伴。与此同时，子女的“自我中心”倾向严重，传统家训在代际之间的现实表达充满阻力。
其四，价值观念的演变削弱了优秀传统家训传承的精神动力。在传统社会，家庭成员以家庭为中心并依附于家庭而存在，且家庭成员间保持着严格的家庭伦理秩序，血缘纽带也很容易使他们发生情感交流和家庭认同，因此，这有助于形成较为完善的普适性“家本位”文化，并推动家训文化不断丰富与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独立等观念不断地向国内渗透，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关系也逐渐弱化，年轻一代更多地关注其个人价值，尤其是对于“80后”、“90后”“00后”来说，“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念极易使他们与父辈产生价值与文化方面的代沟，甚至有可能导致他们对“母家庭”的情感疏离，这也使得传统家训的传承与发展失去了某些精神助力。
诚然，正是上述原因导致优秀传统家训的地位作用逐步受到弱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规律，文化的发展有自身的独特性，它依托于经济基础而存在，但又不完全受制于经济基础。而且每一代人总是在已经形成的文化环境下成长，每一个思想家也总是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结合时代的要求提出新的理论、学说或思想体系。正是文化自身的继承性，才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的独特气质，这种文化传统和文化的独特气质在延续发展中，其积极进步的合理成分不会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演变而消亡，反而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而得以保存。就传统家训而言，它固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产物，其形成与发展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经济、政治、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与限制。同时，在传统社会，人们在认识能力与认知水平方面也与现代人存在巨大差异，这就使得传统家训文化的思想道德观念难免带有封建特征、阶级烙印和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家训文化在现代社会没有价值，要予以全盘否定，相反，我们对传统家训要秉持否定之否定的方法，对传统家训文化进行有分析的批判，有扬弃的继承，既克服传统家训文化中消极、落后的思想道德观念，又吸收、转化传统家训文化中积极、合理的伦理道德规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达到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目的。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在经济领域表现出蓬勃生机，文化上的封闭状态也同时被打破，特别是西方文化大潮的涌入，使得中西方文化出现了互相碰撞、借鉴和吸收之势，这无疑有利于我国文化，尤其是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可以这样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其中也包括优秀家训文化，正处于能够获得勃勃生机和健康发展的最好历史时期，能够成为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助力。
三、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践创新和发展优秀传统家训的思考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其合理内容，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继承创新。本文以为，以下四个方面是我们应坚持的几个关键点。
（一）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中，应坚持贴近生活原则，遵循优秀传统家训的传承发展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提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纵观中国历代家训，无一不体现社会生活的痕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实践特征，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使得新的道德需求不断产生，优秀传统家训也必然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变化而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和方法，使优秀传统家训成为创造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道德源泉和文化助推力。
其一，与时代教化要求紧密结合，开展传统家训现代价值的研究，形成富于时代气息的传统家训研究成果。《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这是对新时代背景下家德建设的新要求与新任务。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便是对传统家训的系统化整理和研究，发掘传统家训更深层次的内在价值，增强传统家训道德教化思想研究的理论性、科学性与实效性。具體来说，要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跨学科视角，对传统家训进行整合研究，同时运用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方法，建立传统家训数据库，实现传统家训资料整理的系统化、数字化和可视化。在此基础上，探寻传统家训的现代创造性转化路径与实践路径，为建构现代家庭道德建设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其二，坚持批判、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陈桂蓉教授在谈到如何弘扬优秀传统家训时指出，对于传统家训，应“在扬弃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我们传承和弘扬民间家训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说，优秀传统家训的转化与发展要坚持贴近生活原则，以当代家德建设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为导向。例如，针对当代我国普遍存在的空巢老人以及乡邻矛盾等问题，一方面，要传承和弘扬传统家训中“孝敬双亲、友爱兄弟、训诲子侄、和睦乡里、尊敬长者、怜恤孤贫”的优良传统，充实一些具有现代气息的如夫妻平等、儿女同仁、祖孙同乐、自强自立等新的家德规范;另一方面，要考虑“四·二·一”家庭结构带来的一对身为独生子女的夫妇要承担赡养照顾4位老人的重负这一现实，通过养老社会化等制度安排，解决青年夫妇面临的养老困境。此外，做好新时代家德建设的顶层设计，宏观把握、系统推进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的现代化。
（二）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中，应将优秀传统家训中某些价值意义突出的道德规范法律化，以法律的刚性支持其发挥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曾指出，要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这无疑为新时代条件下传统家训的合理因素如何起到规制人心与行为的作用指出一条明路。但在道德关系复杂化、道德观念多样化的陌生人社会，优秀传统家训中的道德规范显示出较弱的强制性以及调节范围的局限性，不足以应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严峻道德挑战。而在现代法治观念中，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是陌生人社会确立信任的基础和维护秩序与公平的调节器，这就使得家训中某些道德规范的法律化成为必要。2020年5月28日正式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一个亮点就是鼓励见义勇为，明确减免救助人责任，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情况再发生，有效避免仗义救助者陷入法律与道德困境，这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具有坚实的法律保障作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家训中的某些道德规范法律化存在一定限度，不能滥用与泛化。正像富勒所认为的，道德可以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以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为出发点”，后者“从最低点出发。它确定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因此，能够上升为法律的道德属于“义务的道德”，这类道德纳入法律规范是必要的，也是法律成长的途径。这也告诉我们，把传统家训中属于“义务的道德”作为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要求每个人去遵守，这是满足社会现实需要的重要举措。
（三）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中，应将优秀传统家训融入政府、社区、学校和家庭四位一体的道德建设模式，夯实优秀传统家训的传承发展路径
首先，发挥政府保障作用。一方面，政府要出台适当的文化政策，即将一定的优秀传统家训文化融入到国家的政策中去，要求人们践行这些必要的道德准则。另一方面，政府可以设置专项资金助力传统家训整理与家训文化研究，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以更好地指导新时代家德建设;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批具有代表性家风家训馆、家风家训主题公园等融观赏、休闲、警示于一体的家风家训教育基地。
其次，利用社区优势资源。作为各个家庭之间发生交集的主要平台，社区对优秀传统家训家风的传承与发展具有助推作用。因此，优秀家风家训的弘扬要充分利用社区优势，“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基于社会工作优势理论，善于发现、寻求、探索及利用社区个人与环境中的潜在优势，对于家训家风在社区层面的推广意义不可小觑。为此，要发挥社区每个居民推广家训家风的优势与潜能，并将整个社区都视为充满着家训家风教育资源的一个场所。同时，要发挥社工和社区领袖影响面广的优势，让他们在优秀传统家训的传承、弘扬与实践中起引领示范作用，从而带动社区居民对优秀传统家训进行传承与弘扬。
再次，加强学校教育熏染。学校是育人的专业场所，优良传统家训文化可以借助学校教育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弘扬。为此，首先要推动优秀传统家训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而优秀传统家训核心是围绕修身做人展开，是开展立德树人教育的重要资源。优秀传统家训融入思政课教学，不仅对于增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于弘扬优秀传统家训也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此同时，要加大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紧密结合度。文化对每个人的影响力是持久而深刻的，校园“家文化”建设是学校开展隐性家德教育的主渠道，能够帮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优秀传统家训的滋养。学校一方面可以通过丰富现有校园文化建筑内涵营造家德教育氛围，如对校园宿舍楼的命名可以采用具有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物质文化载体激发学生的情感认同。如在校园显眼处摆放“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优秀传统家训故事牌。此外，开展多元化社会实践活动，将优秀传统家训文化融入其中，可以大大消除学生对枯燥理论的抵触心理，增强优秀传统家训文化教育的实效性。例如，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到家训馆等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知识;还可以安排学生到敬老院等场所开展敬老爱老志愿服务活动，让敬老爱老志愿服务成为学生学以致用的途径，以重新焕发优秀传统家训的生机活力。
最后，发挥家庭育人功能。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在子女的学习和生活中，“家长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也就是说，父母对孩子的言傳身教是新时代家德教育的重要环节。而这需要长辈对晚辈的思想道德行为进行语言的劝谕。《颜氏家训》有言：“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即关系亲密的人所说的话，人们更容易听取与相信。因而家庭美德的涵育既依赖于“言传”，又依赖于长辈自身的身先垂范。《围炉夜话》中说：“父兄教子弟，必正其身以率之，无庸徒事言词。”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也嘱告家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由此可见，在家风家德建设方面，“家庭教育处于初始与基础的重要地位，如果能够在一个人‘幼稚之时就对其训诫诱导，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那么，在他们成人之后，就能对应当履行的道德规范自觉地予以遵守，不会有所谓‘扞格不胜之患”。
（四）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中，应有效利用新兴媒体资源优势，创新优秀传统家训的传承发展方式
一般来说，方法的选择在文化传承等实践活动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恰当选用传统家训文化的传承方式，有利于家训文化的广泛传播。在传统社会，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传统家训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家长的谆谆教诲，以及家训典籍文献等形式。而随着现代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的成长速度迅猛，形式多样，这为创新优秀传统家训发展方式提供了重要契机。
其一，充分发挥“两微一端”、抖音、快手和B站等新兴媒介平台对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的传播作用。“两微一端”、抖音、快手和B站等新兴媒介平台作为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的传播渠道，可以改变传统单一媒介的讲述方式，形成多平台联动的传播梯队;无处不在、无所不及的信息通过不同的平台，在时间跨度、空间范围内达到最大限度的传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传递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因而进一步加大了对优秀传统家训的传承和发展力度。
其二，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内容所具有的形象化、多样化等特点，用一种更加适应当下人们接受的语态体系，使晦涩难懂的传统家训内容以新颖、独特的话语展现在受众面前，进而激发受众对有关优秀传统家训的情感共鸣。有研究表明，人们在接受到感兴趣或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教育内容时，其中特别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家庭话题时，他们会通过评论、点赞和转发等迭代传播行为，对此特定话题进行广泛交流与讨论。而此番交流与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触及参与者最为真实的情感，特别是当话题参与者看到有背离家庭道德行为的事件发生时，就能激发他们内心深处对不道德行为的厌恶、憎恨、反对等道德情感体验，进而产生履行家庭道德规范的强烈责任心。如此一来，人们在彼此之间就会出现情感、观念乃至文化层面的共鸣、感染和互动，促进公民道德需要和道德成就感的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新时代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的创新达到新高度。由此可见，新媒体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样式，对优秀传统家训的传承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新媒体环境下信息再加工的简化和文化传播方式的碎片化，使得优秀传统家训的传播成为一种简单的文化符号复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受众对信息的接收与理解，也会进一步影响人们对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的解读和思考。这是我们在运用新媒体传播传统家训文化时应努力避免和解决的新问题。
注释：
①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8日。
②⑦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4页。
③④ 《曾国藩家书》，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年版，第35、42页。
⑤ 罗国杰：《“孝”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道德与文明》2003年第3期。
⑥ 颜之推：《颜氏家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40页。
⑧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9页。
⑨ 袁采：《袁氏世范》，刘云军校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51页。
⑩ 《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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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二〇一九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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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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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龙静云，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马余露，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胡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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