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茜
程猛，安徽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管理与教育政策。
1989年，程猛出生在一个三县交界的偏僻村庄，父亲是农民，母亲当时是村小的民办教师，既要种地又要教书。从四岁起，他就跟着母亲，走过一段段泥泞的乡间小路和田埂，到邻村上学。在从村小到乡镇中心小学、区县初中，再到市里重点高中，直至北京重点大学的漫长求学之旅中，程猛形容自己像一个风筝，一次次离开家，去往越来越繁华的地方，又在一次次的返乡中，回到线那头的家，像是穿行在不同的世界。自身的成长历程使得他对与自己成长经历相似的农家子弟有着深深的关切。读博伊始，他便将研究的目光投注到这一群体身上，于是有了这本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善而成的《“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
近年来，社会上有不少关于“寒门贵子”的讨论，但很少有人能关注到他们求学经历背后的内心世界。如果剥去理论的外壳，这本书最重要的还是在试图描述农家子弟借助学业阶梯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给个体内心世界带来的冲击，讲述那些很多时候被忽略或者未得到充分讲述的故事，还有那些被压抑的、难以言明的情感体验。
这是一场漫长的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之旅
在“读书的料”的成长叙事中，最打动人的，是一个个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不仅仅是那个“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故事，也不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它是一个农家子弟负重前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困惑挣扎的故事，也会是一个走出不真实的内心投影、重建自我的故事。” 程猛说。
《教育家》：“读书的料”指代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群体？其背后有哪些深刻内涵？
程猛：在村落里生活的人们格外在意自己的子女是不是“读书的料”。因为农村家庭对教育的投入能力相当有限，他们需要及早确证孩子是不是“读书的料”，一旦孩子在学业早期成绩比较好，父母内心就会慢慢坚信孩子是“读书的料”，那就砸锅卖铁也要送他们上学。而与“读书的料”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榆木疙瘩”，这两个隐喻像极了宿命论的说法，有些人生下来就是“读书的料”，有些人则是“榆木疙瘩”。“读书的料”是可教、聪慧的，是可能出人头地、前途光明的。而“榆木疙瘩”则是难教的、愚笨的，不太可能有什么特别的未来。
在博士论文中，我用“读书的料”来指代这样一群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通过努力学习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成长，有着共通的跨越城乡边界的求学和生命体验。在他们身上，交汇着地域、身份和阶层三种结构性力量。此外，“读书的料”不仅仅指向特定的人群，也隐喻了从农村一级级跨越学业阶梯、子不承父业的生命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文凭、学历在社会地位的区分中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农民（农民工）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的命运，往往寄希望于教育。读书改变命运被视为“正途”，但绝非坦途。农家子弟必须精准进入相应等级的学校，才较有可能越过一个个学业阶梯，走向“子不承父业”的命运。这是一场漫长的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之旅。
《教育家》：此前，中国科学院大学工学博士黄国平的博士论文致谢内容在多个网络平台走红，折射出社会对于“寒门子弟”的极大关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多讨论的是“寒门为何再难出贵子”，而您反其道而行之，关注“寒门何以出贵子”。能否聊聊您的发现？
程猛：农家子弟非常依赖教育，希望通过教育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他们自身及家庭的命运提供一种改善的可能性。他们取得高学业成就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弥补自身缺陷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一定有他们独特的生活实践与文化生产，有他们自己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在农家子弟的自传和访谈里，“没有退路”“走出大山”“超越自我”“出人头地”“不成为复制品”是经常出现的词。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生命境遇的深刻觉察，才生长出了一种与命运相抗的原动力。
除了想要改变命运，“钱”对农家子弟来说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在做博士论文期间，仅23篇农家子弟的教育自传中就有92次提到了钱，相当于每一篇自传平均提到了4次与钱有关的体验。他们对钱的记忆是精确的、对钱的态度是慎重的，与钱有关的画面是3毛钱的麻花，是5元钱的猪肉，是交学费前的担心。他们在自己经济独立之前花的每一分钱都直接牵连着父母在黑黝黝的土地之上、在燥热的工地之中、在马路上的吆喝声里流下的汗水。
学习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一种个人事务，而是一种道德事务。只有学习好才能减轻自己背负的道德债务，平衡内心强烈的负疚感，这种道德化的思维模式使得他们更专注于学习，自制而专一，对学习的异常重视可以延伸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小在尊崇知识、敬重教师、依赖学校的文化生态中浸润的农家子弟进行着独特的文化实践。学业于他们自身而言，还有着本体性的价值。他们渴望老师的关注、同学的认同，而这更加依赖于成绩。取得好成绩几乎成了取得优越感的唯一来源，这种心态使得他们对自己成绩下降的容忍度极低，更努力地去维持优秀的成绩，生发出一种学校化的心性品质。
农家子弟的学业经历是不断向外扩展的，他们要不断进入一个新的文化道德和情感秩序的环境里，在那个环境中不断适应，主动参与生活的构建，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尽管农家子弟并不具有先赋性的客观优势，却因其自身的贫寒处境而自然生发出向上拼搏的动力，一些不利的文化处境或事件也可能转化为学习的韧性。上述种种都是他们创造性和主动性的一种呈现。
故事的暗面与真正的阳光
城市与村庄、学校与乡间屋舍，不仅有空间上的差异、经济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有文化上的差异。在借由教育的阶梯逐级跨越的过程中，农家子弟必须面对这些差异。當程猛回溯自己的高中求学经历时，曾这样写道：“年幼的我总是感觉城市的孩子们衣着总是那么合乎周遭的人和事物，自己总是那么不搭。不搭教师、宿舍、操场，甚至不搭路边的一棵柳树。自己的一言一行总是缺少那么一种悠然自得的味道，容易局促、紧张、不知所措。”
《教育家》：农家子弟在通过攀爬教育阶梯实现向上流动的历程中，会经历哪些切实的困难与内心的动荡？
程猛：通过教育一步步实现向上流动的个体不仅缺乏文化归属感，往往也容易在人际交往上面临困难，而且这种困难是双重的。
农家子弟在进入大学之门后，原先以成绩为中心的文化生产的局限性开始凸显。从很大意义上来说，他们是片面发展的苦修者，这在大学意味着巨大的劣势。再加上在眼界和见识等方面的欠缺，农家子弟在大学生活中很容易面临生活和交际上的不适应。譬如，可能因为“钱”而限制了许多人际交往的可能。一个男孩子说，他在大学还处于后高中时代，同学聚餐一般都不去，因为要花太多钱。
“他乡”的人际交往受到限制，可当他们回到故乡则陷入另外一重困境。有个女孩说，她回家参加同学聚会时都是被冷落、被边缘化的对象，仿佛被故乡抛在了身后，故乡的文化样式、乡邻、朋友都已远去。很多农家子弟也说，回到村里，却觉得没有共同语言，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有的乡邻很久没见，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故乡与他乡的界限日益模糊，他们在故乡成了“异乡人”。
他们所经历的新文化情境的挑战和旧有感情定向的拉扯既可能阻碍他们与同学、老师建立一种联合生活，也可能会危及他们与家人之间的关联。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亟须转变面对公共机构的心态，主动参与更广阔的学校和社会生活，从自卑、局促和边缘感中脱离出来。只有他们在不断累积成就感的过程中真正自信起来，才能夠突破内心的枷锁，天性得到解放，身心逐渐自如，不断超越曾经的自己。这是个体的涅槃，也高度依赖健全的社会支持体系。
《教育家》：就如上述所说，跨越城乡边界的流动背后有很多风险，风险的化解除了依靠个人的创造性，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健全的社会支持体系。您所期待的社会支持体系是什么样的？能否就如何畅通农家子弟的向上流动之路，给出一些建议？
程猛：许多教育问题，究其本质而言，都是社会问题在教育层面的呈现。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把教育问题放在整个社会情境里去看待的视野。对农家子弟的教育机会以及他们以后的发展而言，更需要的是一些社会结构性的变化，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改革社会分配制度，完善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公共支持体系，为农家子弟提供适切的教育教学模式。这是促进教育公平、通畅农家子弟向上流动之路的根本所在。
就公共教育体系的改进，这里提出两点建议。
其一，完善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的政策。近些年，不断有研究者证实高中教育对教育平等和社会分层的重要影响。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在这一背景下，各省的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的政策应运而生。当然，为一些低分农家子弟提供进入优质高中的机会只是这项政策的起点，仍需后续的适切支持，不然他们很难在重点高中站稳脚跟，这项政策也很难达成预期成效。
其二，为农家子弟提供及时激励且鼓励全面发展的教育教学模式。适切的教育教学模式对农家子弟的成长至关重要。农家子弟的成长依赖于一种能够给予他们信心和成就感的关系结构，一种能够接纳和释放他们创造性的联合生活，一种不只追逐分数也激励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氛围。这需要在具体的教育教学情境中，有用心的教育者，愿意花费心力去促成一种更加富有教益的联合生活，引领农家子弟超越家庭境遇对个人的局限，不仅激励他们学业上的成就，也为他们心灵的成长和潜能的发挥创造良好的平台和机缘。
《教育家》：您认为这种对农家子弟教育经验和家庭经验的叙事，其意义体现在哪里？
程猛：这些故事很多时候是被忽略的，或者尚未得到充分的讲述。有一位读者说自己“难以言说的荫翳被温和地化解了”;也有读者说自己的经验有不同之处，但是读完他觉得不孤单了;还有一些没有农村成长经历的读者说，他们好像更能理解自己的父辈或者伴侣，从中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细密纹理。这些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不仅是一种个人叙事，更是一种社会叙事。这些农家子弟的苦痛，不仅是他们的，也是他们父辈的。更关键的是，它是改革开放之后剧烈的社会变迁和城乡差异在个体内心世界的投影。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读书的料”，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想，真正的阳光，是这个时代能够给予我们每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这个社会能够给予我们每个人公平正义。对农家子弟而言，客观的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宿命，底层文化资本不是永恒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心理和情感结构的藩篱也并非不可逾越。在一个更加健全、公正、多元的社会中，“读书的料”作为一个地位群体所体尝的痛苦将会得到减缓，其文化世界面临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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