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受众信息需求发生了变化，娱乐化、碎片化信息占据主流，严肃内容衰落，调查记者的生存遭遇困境，许多记者被迫出走，选择其他职业或者转战短视频平台。文章从消费者内容需求变化、网络时代社交媒体传播特点、新闻专业主义等角度出发，运用“意见领袖”等理论，对调查记者这一职业现状作出分析。文章在分析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兴起，去中心化与在中心化进程并存困境的时代背景下，从经济、制度和民众三个角度结合网络传播的特点分析调查记者的生存困境，分析新媒体背景下调查记者的优势以及该如何走出困境，指出坚持挖掘真相、利用自身专业素养作出满足受众阅读需求的报道才是调查记者的发展之路，旨在为调查记者的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媒体；
调查记者；
调查报道；
生存困境；
发展之路；
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07-0103-03
一、调查报道的起源与本土化历程
调查报道，又称为调查性新闻，指调查记者对公众关注的公共事件经过调查研究弄清真相后进行的公开报道。调查性报道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权威的定义，大多采用狭义定义：一是记者独立展开调查，二是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三是这种行为是被掩盖的行为。除此之外，在西方还有相对广义的调查报道——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次探究、对尘封历史的揭秘和對未知世界的探寻[1]。
调查报道起源于美国，可以追溯到18世纪。调查报道在20世纪70年代凭借揭露丑闻或公开内幕的“侦探”性质受到广泛关注。标志性事件有两起：一是《纽约时报》记者萨摩·赫什凭借揭露美军在越南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的调查性报告荣获美国新闻界最高奖项普利策新闻奖，二是“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以警察局逮捕在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的人为线索进行深入调查，找出幕后主使为民主党竞选对手共和党及其白宫一伙人。此事引起了其他媒体的广泛关注，纷纷派出记者队伍展开调查，最终揭露时任总统尼克松与此事件的诸多牵连，该事件以尼克松引咎辞职结尾。1975年，美国成立了“调查报道编辑记者社团”以协调全国各地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及编辑的活动。
由于西方新闻业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新闻报道日益被看作商业，更多会用报纸发行量来衡量新闻报道的价值。在利益的导向下，许多记者开始一味追求怪诞奇异甚至弄虚作假“制造”报道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1981年，《华盛顿邮报》记者杜撰8岁小孩在家庭和社会的不良影响下吸毒成瘾的调查性报道，并借此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最终却被查证是虚假新闻。
我国的调查报道虽然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不是全然照搬，而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完成了自身的本土化发展。
20世纪80年代，调查报道才正式登上我国的历史舞台，以工人日报发表的“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的调查报道为代表。
90年代陷入短暂沉寂后开始复苏，调查报道不仅出现在报纸杂志上，而且以专题节目的形式出现在电视上。随着一批电视调查节目的兴起，调查报道进入了报纸刊发和电视播放的并驾齐驱的黄金时代：在报纸方面表现为扩版热的兴起和随后新版都市报的热潮，具体代表为《南方周末》；
在电视方面则表现为央视一系列调查节目的兴起，除人们熟知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外，还有《新闻纵横》等。
从特征看，我国调查报道以维护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实现为目的，贯彻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注重社会生活中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强调新闻性和针对性[2]。
观照调查报道在我国的发轫、兴盛历程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后，各媒体纷纷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包揽亏损转型为自负盈亏的国有事业单位，被动加入市场。在宽松的大环境的支持下以及“精神领袖”强有力的改革举措下，中国调查报道完成了自身的本土化，并迎来了本土环境下的第一次爆发。
调查报道的黄金时代以央视、南方周末这两个具体机构和宽泛意义上的纸媒为主体[3]。而央视、南方周末这两个媒体发展都离不开核心领导人物的存在。
杨伟光就职央视时，提出了“新闻立台”和“业务论英雄”的重要理念，重视舆论监督，提升了电视新闻的地位，他“顶住压力，为所在行业的改革措施尽可能创造宽松的环境”[4]。
而江艺平带领《南方周末》完成了从娱乐大报向新闻大报的进化，《南方周末》趁此机会凭借优质的调查报道成为业界标杆，在当时成为知识分子的“世外桃源”，在这里，他们可以按照理想主义的指示尽情追逐真相[5]。
新闻调查应当被提炼凝聚为职业精神，突破时空局限使来来往往的记者凝聚起一种专业主义的职业认同。新闻调查也不应当局限于一代新闻记者的回忆，它应当“去点燃更多的人”，温暖困境中的调查记者，让他们重新怀抱希望，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在揭示真相的职责的指引下，对我国如今调查记者行业进行更深层次的变革。
二、众声喧哗下调查记者遭遇困境
近年来，在新媒体兴起，传统媒体式微，媒体格局、传播方式、舆论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调查报道面临着生存困境。
张志安教授及其学生曹艳辉老师曾在2017年对调查记者行业现状进行了调查，报告显示，传统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高达58%[6]。
曾经的调查记者大多转了型，有的去做了大厂公关研究舆论力量，有的做了自媒体思考流量变现的问题，还有的去做了媒体领导……大多数调查记者在现实面前被迫低下了头。作为一名调查记者，在新媒体时代的处境为什么越来越难？
（一）低收入成为首要生存难题
从经济方面来说，钱难挣，物质基础难以得到保障。传统媒体时代，各大媒体享有渠道主导，它们的盈利模式是用内容变现流量，再用流量争取广告，最后用广告换钱。这种二次广告模式在过去媒介平台有限的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在新媒体时代，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宣扬“人人都是自媒体”，赋予了每个个体个性化言说的话语权和自由表达的机会[7]。人人都有发言权，都有可能成为话语中心，流量不可能被高度集中乃至被垄断，传统媒体盈利模式在这种情形下被解构。传统媒体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再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养一支花费高昂、需要在全国各地出差展开调查并进行报道的记者团队，他们成了被裁撤的主要对象。留不留得下来已然成为首要问题，更遑论调查空间。当调查记者基本的生存成为首要问题时，他们所创作的内容质量也会大打折扣。
（二）娱乐化与深度性的博弈
从民众来看，对调查报道的关注度下降。明星八卦、低俗网红似乎成了新媒体时代的流量密码，深度严肃的内容格格不入，这种“娱乐至死”的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
当代人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生活高压环境下，人们急需“减压阀”，需要发泄焦虑情绪的出口，而碎片化、娱乐化的信息恰好完美契合当代人的情感需求。个人门户时代到来，社交媒体兴起，每个人都拥有了表现自我的平台，用户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成为内容的创作者，记录生活、表达情感倾向和对事件的评论已然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
但这种原生态写作和去中心化传播使得娱乐化、碎片化信息填满了公众的生活，使得深度报道出现在公众眼前的概率大大减少。并且了解得越多，对报道质量的要求就越高，人们不再追求单纯的谁对谁错，而是追求更为公平公正的责任划分——谁承担主要责任，谁承担次要责任。
（三）交叉夹杂信息干扰调查报道
众声喧哗是人们对新媒体时代最真切的感受。一个新闻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前因后果，利弊影响，趋势走向是什么？在真正深入思考之前，诸多在场者的“一手报道”已经充斥社交平台，受众的思绪已经被各个阉割过的“真相”扰乱。对于庞杂的信息，受众很難鉴别真假，因为这些片段来自不同的发布主体，每个人发布的目的是什么，是单纯的在场记录，表达参与感，还是被人利用或者别有目的，受众无从知晓。受众被迫置于信息的漩涡之中选择信息拼凑自己乐于接受的“真相”。
三、新媒体背景下调查记者的发展之路
（一）求证真相：符合公众永恒的追求
新闻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是及时性和真实性，互联网将万物联通的属性真正做到了即时传播，但真实性仍旧是报道的一大难题。多数人在网络上发布的都是自己在场时拍摄的片段，即便拍摄到了事件发生的整个经过，也很难真正表达和阐述清楚事件背后隐藏的利害关系，受众要凭着网络的蛛丝马迹推演事件经过，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谓术业有专攻，调查记者的职责就是先于受众关注事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表述结果。只要有事件发生，尤其是关系到人们生活的重要事件，就有人们追求事件真相的需求，调查记者就有存在的必要性。
（二）持续动力：履行职业要求的结果
个人自发报道往往是出于一时的热情，往往是自己在场拍摄到了现场物料，有“一手资料”或者目睹了事件的发生有感而发，即便蹭了热度，也不会得到丰厚的利益回报，更多只是获得大量网民因为事件当事人身份而集中关注的心理满足。
没有利益回报意味着个人没有源源不断的发布新闻的动力，也就是说，个人新闻发表动力不具有持续性。但调查记者不同，调查事件真相并将真相公之于众是其职业要求。并且调查记者进行新闻调查的动力除了新闻专业主义素养的理想追求之外，还有生存的要求，在调查与报道的过程中除了心理的满足外，还会获取重要的生存资料。
精准的调查和明确的真相是调查记者可以获得生存资料并且提高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调查记者对真相的要求相比一时兴起的公众更具有持久性。
（三）“意见领袖”：适应社交媒体的特点
任何事物都是辩证发展的，新媒体带来去中心化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再中心化的演进。再中心化为调查记者提升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成为社交平台的“意见领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海量庞杂的信息之中，如何高效低成本地获取有效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信息？方法之一就是追随相对固定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大部分是传统官方媒体的官方社交平台账号、在某个领域有一定成就的专业人士或者是自己生活中比较信赖的挚友等，调查记者凭借专业素养在成为“意见领袖”方面有独一无二的优势。
（四）专业主义：满足受众可视化的需求
调查记者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拥有专业知识，具有服务大众的公共服务精神，能够应对相对复杂的事务，能够挖掘事务的内在因素与整体模本，将新闻事件背后的东西进行梳理和挖掘，做出高水准的新闻报道的群体。专业主义的健全和内化“是社会建构的持续性项目”，需要这个话语体系在“变动的历史情境下不断作出调试”[8]。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调查记者也必须与时俱进，学习相应的新技术，如H5新闻、数据新闻等，以可视化的、更加直观生动的形式进行深度新闻报道。终身学习、因时而变也是调查记者具有的专业素养之一。
比如疫情时期，《南方都市报》出品的H5专题《记疫》，其对已经披露的信息进行二次梳理，以《柳叶刀》所发论文显示的第一例病例的发病日为起点，按照时间逻辑将所有相关事件进行排列整理，更重要的是时间轴可以根据媒体发布的相关报道进行动态更新。
这样一种时间线，是对已有报道的一种增值性再生产，它将记者已经获得的关键性信息整合起来。这样的报道不仅完整地再现了疫情从起始到暴发的全过程，而且为民众了解疫情期间哪些部门可能存在失职行为提供了监督的依据[9]。
四、结语
挑战与机遇是并存的，新媒体的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是同步进行的，调查记者面临新媒体的冲击，但也享受着技术红利——在新媒体时代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更丰富的线索以及更多样的调查手段。
一个行业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就是调查记者这一职业在中国本土化之后面临的又一重大挑战。
顺应时代潮流，不断革新调查报道形式，使调查记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调查记者不断从读者的批评中接受意见，虚心改正，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形成忠实的阅读群体。调查记者在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的同时，还要等舆论场和内容消费者的进化，低谷之后会有高峰，但是需要一个极其漫长且难熬的过程。让我们怀着对真相的求索以及对未来的期许，迎接下一个新闻业的黄金时代。
参考文献：
[1] 张洁.从调查节目到调查性报道[J].新闻记者，2005（10）：36-38.
[2] 孙世恺.谈调查性报道（上）[J].新闻与写作，1996（5）：10-11.
[3] 李红涛.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J].国际新闻界，2016（5）：10.
[4] 白红义.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4，36（6）：15.
[5] 陈楚洁.媒体记忆中的边界区分，职业怀旧与文化权威：以央视原台长杨伟光逝世的纪念话语为例[J].国际新闻界，2015，37（12）：20.
[6] 张志安，曹艳辉.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11）：7.
[7] 王继周，陈刚.深度报道的时代遭遇与自媒体转场：微信公号光谷客和孙旭阳访谈[J].新闻记者，2017（4）：59.
[8] 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J].国际新闻界，2017，39（10）：34.
[9] 彭兰.我们需要建构什么样的公共信息传播？：对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新媒体传播的反思[J].新闻界，2020（5）：36-43.
作者简介 程洁，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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