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莹
在今天看来，《羊的门》仍然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李佩甫在《羊的门》中刻画了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人物呼天成，叙述其在不同时代的政治成功及其众多追随者。通过主人公呼国庆在官场上三起三落以表现中国传统思想道家思想在民间存在形态及其巨大影响力。笔者从作品标题文化意义入手，分析该作品如何在打通文化隔阂后成功展开复调叙述。
《羊的门》属于中国文学，也属于中国文化。文学是人的学问，文化却是世界万物的学问，囊括了静止的万物和活动的人类，囊括了复杂的人类当前的存在状况和我们尚未全面了解的生物。在《羊的门》这部作品中，有人看到了为官之道，有人看到了处事之道，有人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有人甚至看到了爱情。正如鲁迅先生评《红楼梦》经典效应一样：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复调的叙述方式让这部长篇小说有望成为一部经典文学作品。
必须从小说题目谈起的《羊的门》
何以是《羊的门》？从整部小说内容来看，作者时而在写他熟悉的豫西平原，时而在写官场的尔虞我诈，时而在写俗世男女斩不断的爱欲纠缠。只有在引子部分，出现了作者引自圣经《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中一段话：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生、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在西方文化源头《圣经》中，“羊”意象贯穿了整个基督教教义。在基督教中，“羔羊”是众信徒，而耶稣是守护牧者。在圣经中，耶稣是救主，有救赎世人、指引罪人、与人立约等职责，而唯有爱自己羊群的人才是好的牧者。羊也是《圣经》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在基督教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犹太民族的衣食住行与羊有着关联，因而羊还是财富象征，羊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是贫富的显著标志，因此上帝赐福“义人”常用的方式就是使其羊群壮大。这里的“羊”不同于中国传统中的“龙”，其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的动物。
好的牧者要做什么？马有藻在《真理的脚踪：约翰福音诠释》一书中在第十章中将好牧人比喻分为三个时段：早晨时段牧人进羊圈，把羊群领出来（约10：1—6）;中午时牧羊人对羊的供应（约10：7—10）;傍晚时牧羊人对羊的保护（约10：11—18）。在最著名的耶稣三问门徒彼得的故事中，在耶稣复活后三次问西门彼得“你爱我么？”彼得坚定的回答他对耶稣的爱后，耶稣对他的要求就是“喂养我的小羊”“牧羊我的羊”“喂养我的羊”（约21：15—17）。耶稣三问、彼得三答，不仅在段落结构上实现了“排比”，而且问与答的内容更多是一种“反复”，即使在不考虑其神学隐喻情况下也能清楚地明白“爱主耶稣，就要照顾他的小羊（爱他的小羊、牧养他的小羊、喂他的小羊）”。也在某些层面暗指耶稣将“牧者”身份传给了以彼得为首的门徒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隐喻关照下“羊”与“牧者”阐明了作者选取《羊的门》作为小说题目的意义。从李佩甫往日写作经验来看，他并无意于采用西方写作手法或是用西方文化为自己写作披上洋衣，在作品扉页上认真写下这段话，笔者猜测这只是对主人公呼天成决意管理好自己羊群决心的呼应，也是他霸气管理呼家堡的想法原型。在打通中西文化隔阂的壁垒后，他塑造了一个极具中国政治特色的呼天成，这对于年轻一代是陌生和不解的专制形象，而对于生活在五六十年代的人们来说，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熟悉的，也是值得膜拜的。
在小说虚构的世外桃源、大同世界“呼家堡”中创始人和负责人呼天成无疑是作者心里的一位智者。在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他统治、管理着中原村庄（也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并照顾着村民，经济上创造了一个价值亿元的集体经济品牌，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对自己羊群--村民的爱护与守护。他精于人情世故，对于他能帮助的人总是尽力去帮衬，对“文革”中来呼家堡养伤的省级干部老秋精心照料，对主人公呼国庆生命中三次最重要的人生机会起扭转起和决定性作用。在对呼国庆几次考验后，他发现后者是呼家堡最合适的接班人，将自己经营了一生的事业交给了呼国庆。
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活的追随方式
跳过引子部分首先读到的是作家对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的深情：作者用丰富笔墨写出了豫西平原上的一草一木，包括土的气味、绵羊地、草的名讳，每一个字眼都是对自然和这块土地的爱意和敬意。在中国古老传统文化里，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仅从这部小说开篇部分所表现的思想与内容，已经处处离不开道教文化的浸养与渗透。
道教始祖老子看到自然之道是柔弱处下，这也是人应该模范的处事策略。在作为小说背景的豫中平原上，植物遵循着某种共同的求生法则，小说罗列了二十四种草，它们无不形体矮小、色泽灰暗、无声无色。这些形状都是环境的产物，尽皆显示了以低卑、柔弱、内敛、不争来赢得生存策略：“平原上的草是在‘败"中求生，在‘小"中求活的。”它的卑下和低劣，它的渺小和贫贱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显现在外的。在这样文化耳濡目染和祖祖辈辈教导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平原人的性格与气场。这种遗传就是一种文化的强大传承，也许很多人并没有读过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的典籍，但这不影响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在民间很多普通民众所呈现的儒家或道家气场，因为“道法自然”，他们直接从自然中领悟到了“道”的强大力量。
小说中主人公“呼天成”为什么能够在官场上呼天都能够成功，遇到多大的逆境都能扭转？原因就是他效仿道家的存在理念，对人情世故的精炼把握。首先他敬仰“小”。“大与小”是老子哲学中几对基本的辩证对立范畴之一，大小依存互转的关系虽然是人生哲理，也是不可改易的天道。老子说：“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呼天成说：“……在平原上，你知道人是活什么的？人是活小的！你越‘小"，就越容易。你要是硬撑出一个‘大的架势，那风就招来了……”这是道家式的辩证法。省报副总编冯云山总想为呼家堡发篇稿子以报答呼天成的恩情，但呼天成说：“我不要你吹，吹得高摔得死。”这种认识本身就显示了某种“大”，而且呼天成是从“活”这个最基本层面着眼，不是老子式的为了“大”才要“小”，做“小”是为了“大”，是有意识的计策。呼天成不是为了大才小，但这小无意中成就了他的大。在具体事情上呼天成也决不作大，他曾三次被上级提议出任县委书记但均被他谢绝。他的理由是：“我是一个玩泥蛋的”。这里面不仅体现着他对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涯的理解和警惕，还显示了“自知者明”的“明”，也体现了他对大与小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与之处事之道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王华欣是一个呈“大”的人物：他在县党政圈子里却无处不显露其大，无处不刻意提醒别人强迫别人承认他的“大”，无论是在办公室座椅的摆放上，还是上路时各人车子的次序上非要确定自己的车子是县里的“一号车”。老子说：“大小多少。”这四个字目前有多种解释，其中之一应该是：大就是小，多就是少。而“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王华欣的求大和呈大把他变得很小，他終究走向他所强求的反面。
对中国文化核心“道”的阐释
道可道，非常道。作者在开篇就对于平原上生命存活方式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三千多年来，经历过战争和灾荒、天灾和人祸，流传下来的生存方式只有一句话：绵羊地。道即自然规律是如此强大，但又像空气一样弥漫着，没有人可以反抗。相反，只有雌伏和驯顺才能赢得生存的机会，人要变成绵羊才能存活，于是这里就化作“绵羊地”。
在政治成长期，主人公呼国庆对于这些规律不以为然，他认为平原上“生长着的就是一股股傻气，到处都是傻气”，人们装傻而淹没了自己的灵性。殊不知这种自作聪明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巨大风险，他终于吃了太灵性的亏。呼国庆的聪明是小机灵，不是大智慧，他的聪明未能考虑他更根本的利益。即使是真的聪明，也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史记·孔子世家》曾记载了老子给来向他学道的孔子的临别赠言：“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聪明有它辩证的对立面，所以太聪明并不总是好事，而真正的聪明反倒是愚钝。对这一点，呼天成这个深得平原文化精髓的老者有着清醒认识。他经常提醒呼国庆太灵，敦促他“要钝，要钝哪！”这样的思路和老子的“大成若缺”“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行反得正”等思路如出一辙。
在作者笔下，平原人重人情，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情、义气、牺牲这样中国人最注重的人生道义又放在了复杂的官场之中，作品外延与张力无疑又得到了深刻延展。作为宗法制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人情”无疑是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因素，也许无论何时中国人的生活都绕不开家庭、血缘和人情上的纠结。在中国的独特文化中，当人情与法律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会站在人情这一边。亲人之间的特殊关系采取回避就可以，如果让一个人指正自己的亲人有罪，看似是太大义凛然、大义灭亲，这样的社会也许并不是真正的公正社会，而是缺乏世俗伦理否认躯壳的存在。
呼国庆在官场三起三落靠的就是呼天成所经营人情网，也是智者耶稣爱自己门徒的网。而作者刻画的另一位反面人物王华欣认为在这个地球上人是“活胆”的，“没有胆量你啥也干不成。胆这个东西，你知道是靠什么来滋养的？靠恨。乡下娃子，能一步步地走出来，靠的都是恨。恨积得越多，胆就越大。”他的话自然也有一定的生存道理，这种心态来自长期处于权力下端所产生的屈辱感和精神翻身欲望。但仅靠胆大行事毕竟使他无法看到事物的辩证关系，情绪遮蔽了他观察人生大道的眼睛，他最终承受了他的行为的反作用力。作者在这里强调了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强大力量。
走向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学
在本文开篇，笔者从世界文学与文化的角度阐释了作品名字的文化意义。这只是给这部小说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笔者也无意在此用西方文学理论赘述这部作品。一部小说要想生命力长久，必须立足于本民族核心文化之上，用属于民族的、本土强大养分来长久滋养作品灵魂。从何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好小说？经典分类方法有许多譬如用情节、主题、语言、内容等去衡量，也有引进各种西方文艺理论来衡量，但笔者认为最可靠的杠杆还是文化。单从小说地位变化谈起，一千多年前小说刚刚出现时，其地位非常低，故事性是小说最显著特征。当代小说经过发展，在故事、人物、情节叙述上日臻成熟，最终走向了文化较量。文化是文学的核心和灵魂。在笔者印象中，当代北方文学在对民族文化书写上，除陈忠实《白鹿原》、张浩文《绝秦书》、李佩甫《羊的门》以外，很少有作品将中国文化书写得彻底、传神。从风格气韵、主题内容和思维模式看，《白鹿原》带给读者的感觉从表象到思想都是儒、道合一，《绝秦书》是儒家风骨，而《羊的门》则从内到外都接近道家精神。此三部作品是当代文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应，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承力量，这才是小说恒久生命力所在。
作为写作风格稳定的成熟作家，李佩甫追求汉语写作特色的极致精炼。他的语言总是充满了对平原地带的深厚感情又追求极简，这给我们当下汉语写作提供了一个范例。这一代作家对故乡有着最深厚的感情，导致他们在写城市作品的时候仍然摆脱不了乡村情感控制，而《羊的门》作品中不受城市书写限制而成为作者书写最自由、成功的一次。这类作家的显著特点是在书写乡土题材是流畅、精彩，而在書写城市经验时却陷入困境。即使在茅奖获奖作品《生命册》中，作者原本雄心壮志是写城市精神和时代巨变，最后却写成了平原上人们甚至是植物的生命册。这部作品在写到乡村每一个人物、每一颗植物时都栩栩如生、感情饱满，反而衬托出参与城市精神裂变的主人公吴志鹏和骆驼形象缥缈不定，他们在资本集中时期许多作为有道听途说、炒冷饭之嫌。这是这个年代作家写作的重要特点，成熟作家也不例外。
结语
古今中外大量文史哲作品都关注人类价值终极走向及理想社会形态，也有对理想社会形态的蓝图勾勒甚至素描。不同的是西方的“理想国”、“空想社会主义”在单极思维和历史发展中渐被遗弃，而中国的“大同社会”、“公天下”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杰出思想却深入华夏民族意识和心灵并得到传承。文化历史发展到今天，华夏民族依然竭力为了“天下大同”而不懈努力，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修复和净化能力已经得到全世界的共同欣赏和认同。未来的世界文学中中国文化传统影响会加大吗？中国文学作品吸收世界文学因素会增加吗？陈思和教授在很早就提出了“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而美国诗人庞德的创作对东方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羊的门》中，作者勾画的似乎是一个大同世界，这样的大同世界充满了政治集权与极权。主人公呼天成是一个精通道家哲学修炼而成的精灵，他深谙我们这个民族崇尚皇权和奴性十足的本质，在那个特殊年代成为呼家堡人的精神教父。在对呼天成圣人描写和对呼国庆俗人对比描写的过程中，读者了解到作者甚至是那一辈作家对集权社会的迷恋。作者精通东方文化和平原特色才虚构出呼天成这么一个典型人物，因此具有独特丰富的艺术魅力。如果不熟悉中国的国情与历史，很难理解呼天成这样一个“东方教父”式的人物为什么会受到呼家堡人如此崇拜与追捧，尤其《羊的门》结局让人愕然：圣人得此崇拜，这对于一个意识形态的刻画与期待是不是充满了反讽？在年轻一代人的眼里，这不是封建主义、父道、集权思想集中体现在了他身上吗？这也许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也是作者高于许多作家的地方。作者掌握虚构的力量，使一本长篇小说虚实结合、化境成为寓言，因为在这里植物已不简单的是植物，官场亦不是一个简单的官场，一切化为“道”。而作为一个警惕的读者，恐怕更担心的是政治狂热分子将它视为官场圣经，就像《红与黑》中于连手中也有一本官场圣经一样。
责任编辑：丁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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