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发自北京
在纪录片《奇妙的蛋生》中，上海一家提供辅助生殖的医院里正在等待取卵的女孩。优酷供图
杨媛草38岁那年怀上了孩子，对她来说这不是一个纠结的决定，她有单纯幸福的童年，一直渴望成为母亲。但是，和大部分职业女性一样，她把这个决定一再推迟，工作奔忙停不下来，总觉得下一年才是更好的时机。
经历了一年多的焦虑和寻医问药，杨媛草加入了高龄产妇的行列。十月怀胎意外地顺利，她形容自己像只快乐的小鸟到处乱窜，连孕吐都逃过一劫。代价是生完之后，每天起床后的几小时双脚疼痛，头三个月几乎不能直立行走，杨媛草只能侧着挪步，像只滑稽的螃蟹。
短暂的产后抑郁找上门来，杨媛草变得敏感暴躁。一天凌晨两三点，她喂了两小时奶，孩子依然吃不饱，哇哇哭个不停，她自责又赌气地把孩子递给月嫂，宣布不喂了。“我看你的奶水确实不是很多。”月嫂说。杨媛草的怒气几乎把房顶掀翻，“我都这么痛苦了，你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
后来她向月嫂道歉，月嫂宽慰她，这不算什么，这样的母亲她见过太多了。
生育之后，一切放慢了脚步。踩着高跟鞋四处谈判开会的生活，变成了平底鞋、宽松衣服和童车。1980年出生的杨媛草24岁在伦敦创办了一家电视制作公司，将英国节目模式引进中国，被视为《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等节目成功的关键人物。她只休了四个月法定产假，但作为一家公司的CEO来说实在漫长，免不了听到评说，“生了个孩子被打回原形”。
2020年3月，杨媛草决定拍摄一部探讨生育的纪录片。“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就是不会下蛋的鸡”的说法仍在网上流传，杨媛草坚决驳斥，给片子起名为《奇妙的蛋生》。
和杨媛草恰恰相反，总导演陈璐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女性，她不喜欢孩子，没有生育的意愿。团队其他主创大多也是女性，无论生育与否，都有各自的立场和见解，激烈的争论时有发生。
陈璐乐见这些女性的感知进入纪录片，她过去的作品多是历史军事类，生育题材让她兴奋，“当你想讨论任何性别话题的时候，性、同工同酬、容貌焦虑，都不会像生育有这么明确的问题凸显，以及生物学的不平等。如果我想做个女性主义的作品，直切生育问题是最有力量的。”
“我们做过调研，生育确实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与每个家庭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该片总监制、优酷纪录片中心总监张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认为女性在面对这个话题时很有发言权，所以通过这种纪录片的形式，来表达来自基层家庭最真实的声音，我们也站在女性的视角去面对生育的话题和选择。”
杨媛草和团队走访了七八十位拍摄对象，最终呈现了二三十个案例，从生育困难、辅助生殖、生育意愿和失独家庭等多个方面讨论生育背后的众生百态。
2021年4月底，纪录片《奇妙的蛋生》在优酷播出。优酷数据显示，超过六成观众年龄在18-34岁之间，观看节目的女性观众达到65.7%。
“你是真的爱你的妻子，还是为了生孩子？”
刚开始进入上海J医院拍摄，杨媛草很局促，这里专攻辅助生殖技术，许多生育困难的夫妇前来求诊，她漫无目的地搜寻愿意聊聊的人。很多人看见镜头就转过脸去，杨媛草勉强地劝说，“没事，戴着口罩呢”。她估计自己搭讪了上百人，才找到几个愿意开口的。
小五是这种情况下坦然接受拍摄的人之一。他患有无精子症，和妻子结婚十年无子，他们决定采取供精的方式，也就是由别人的精子来受孕。虽然孩子将和小五没有血缘关系，但他愿意接受，“最起码是她生的”。
因女方不能生育的家庭则有截然不同的境遇。欣欣患有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只能选择供卵，公立精子库已经遍及全国，但卵子库尚未建立，她和丈夫只能等待爱心赠卵。卵源非常稀缺，可能要等上三五年。双方父母已经闹僵，婆家下了最后通牒，一年之内，怀不上就离婚。
杨媛草跟随欣欣和丈夫回到他们在安徽农村的老家，公公婆婆的态度强硬，反复强调他们只有一个儿子。杨媛草把婆婆单独拉到一旁，尝试和她沟通，“咱们做女人也不容易，你说这要是换了我们生不出娃……对吧？ 做女人不容易，对吧？”“现在传宗接代，不行！”老太太依然坚决，随后沉默地走出了画面，只留下杨媛草尴尬地站在镜头里。
“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价值观不可能是一致的，你跟他们高谈阔论的时候，他们更关心普通的事情。”杨媛草反思。
J医院对面的求子公寓聚集了来来往往的求子夫妻。旅馆主人陈姐经历了十年的人工授精，最终有了孩子，她就像公寓里的护士长，照顾着这些做试管的姐妹们。辅助生殖需要经过痛苦的取卵，胚胎移植后不一定能存活，每个过程都花销巨大。杨媛草遇到的一对年轻夫妻三年做了2次取卵、5次移植，已经花费了30万元。
公寓里的四川女孩文霞总是低着头，三年前她曾来过，现在攒到了钱，再次和丈夫小丁来尝试试管婴儿。丈夫结婚时就告诉她，自己有传宗接代的任务。文霞总觉得对不起丈夫，“别人都活得理直气壮，我感觉我活得好悲哀。”
他们的精子和卵子都没有发现问题，胚胎植入子宫后，最终不幸流产。文霞给拍摄团队发短信，自己被老公和婆婆赶出家了。文霞提出离婚后，小丁要求文霞把辅助生殖花去的60万元赔给他。
杨媛草赶到小丁家，和他们沟通了四五个小时。小丁坚持自己的立场，杨媛草问他为什么会有还钱的概念，小丁笑了一下，“人家都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她没有出来混，她是真心爱你嫁给你的。”杨媛草非常生气。
“生育这件事很难去评价，他们对孩子的渴望，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杨媛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有些言论、有些态度，就是错的，劝是没有用的，我不是去调解家庭矛盾的，我希望这样的故事被记录下来，能够让更多的男性去反省，你是真的爱你的妻子，还是为了生孩子？”
陈璐同样在摄像机后克制了自己的怒气。纪录片立项前，陈璐写了一个假想的故事，就是这类因生育困难导致的家庭冲突，制片人认为这过于理想化，很难精准拍到如此激烈的冲突。结果，就在跟拍不久后，欣欣和文霞的家庭果真落入了这样的结局。陈璐受到巨大冲击，“说明在中国比较底层的婚姻中，没有孩子，女性被离婚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陈璐采访过男科医生，得知如果丈夫精子有问题，女方提出离婚的非常少，大多数女性会选择原谅、寻求其他解决方法，甚至不要孩子。同样的问题问妇科医生，妇科医生却说，“太多了，没有孩子离婚的太多了，有一些在我诊室里就吵起来、打起来了”。
“为什么压力都在女性一方？发生问题的时候，不管原因是什么，承受压力和苦果的是女性一方。”陈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拍完这些生育困难的男男女女后，陈璐身边的看过片子的男性朋友都不约而同对小五表示钦佩，他们认为男性接受供精是更了不起的决定，惊讶于他怎么敢接受拍摄。陈璐很诧异，“我们拍了这么多人物，大量的女性打开了她的生活状态，甚至妇科手术让我们拍摄，你竟然会觉得小五这个角色是最难的、是最勇敢的？”
“一个男人没有能力生育，似乎获得了更多的怜悯。”杨媛草总结，“医院都叫妇产科，是有连带关系的，相当大部分人的意识里，是否能产是妇女的问题。但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男性在生育上的贡献或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则是盲区。”
“为谁生、生什么？”
杨媛草采访过一位妇幼保健院院长，考虑到医学上的安全性，这位院长不支持冻卵，提倡女性在适龄阶段生育。杨媛草指着陈璐问院长，“我们导演三十几了，也没有完全想当丁克，就是现在不想生，你对她有什么建议？”院长说，“我建议你，少跟冰冷的机器在一起，多跟可爱的小孩在一起，你就想生了。”
陈璐经常无辜地成为拍摄中的“反面教材”。面对那些苦苦求子的女性，陈璐感到疑惑：孩子有那么重要吗？ 刚开始她设计了很多采访问题，拷问她们为什么这么努力求子、为了升学或职业发展是否付出过同样努力等等。
陈璐拍摄了一些产后不久的母亲，以证明生育难以想象的损伤，疼痛、漏尿、哺乳时被咬破乳头，在她看来都很可怕。但是，每当她们说起成为母亲的获得感和快乐，总会得出“一切值得”的结论。陈璐有些怀疑，“怎么可能？ 媳妇熬成婆，还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在杨媛草看来，生育带来的愉悦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以前听人谈论“生命延续的快乐”，杨媛草理解不了，有了孩子之后才真正感受到。另一种快乐是看到她的父母和孩子在一起，不亚于任何工作成就带给他们的自豪，“那种温度能够融化心脏”。
直到后来，陈璐看到国外一部有关婴儿的纪录片，其中讲到母爱的“bonding”（连结）来自怀孕和分娩过程中产生的催产素，使得母亲和孩子从生理上有了情感连结。她才明白为什么很多女性长辈会说：你现在不喜欢小孩，以后自己生了自然会喜欢。
拍摄到后半段，陈璐感受到越来越多女性对生育真心实意的渴望。一些失独母亲经历丧子之痛后仍盼望下一个孩子，一些女性把生育当作生命某个阶段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这些获得感都是真实的。
陈璐意识到，她一直想提倡的生育自由，潜台词是女性可以选择不生育，但却忽略了另一种重要的自由——选择生育的自由。“当一个女性选择做全职太太或是选择承担母职，她依然是独立女性，这个选择是她自己内心发出的，是一个负责任的选择，我们仍然要包容、支持和理解她。”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生育压力是两面的，选择生、迎合传统价值观也不好，抗拒它、转向自我的发展，又有更大的社会压力压向你，独立女性变得非常孤独，她像孤岛。”
拍完纪录片后，陈璐回到家，母亲委婉地打探，经过这次拍摄，有没有想生小孩？“没有，看了那么多人做试管这么痛苦，非常没有尊严，我更不想生了。”母亲说，“妈妈不干涉你，我想跟你说，我没有生你之前也很不喜欢小孩，从来不觉得可爱。我生了你之后，觉得很开心，很值得。”
“女人不生孩子人生不完整”——陈璐过去一直把这句话视作施加在女性身上可憎的压力，慢慢地她发现孕育过生命的女性，的确有独特的美妙体验。不过，她依然认为这句话不值得传达，“因为人生不完整太普遍了，可以把同样的词替换成，‘你在上海没有一套房非常不完整‘三十岁之前还没有赚到一百万，你的人生不完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得失判断。”
对于片中的很多女性来说，生育自由并不在于是否想生，她们有更现实的烦恼。“她们不是焦虑生不生、何时生，而是为谁生、生什么？”杨媛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为了家庭生，为了丈夫生，还是为了自己生？ 生什么，就是生男生女不一样。这是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造成的，左右了她们的人生和命运，这是最大的困境。”
文霞显然是为丈夫而生。第一次跟拍文霞取卵，文霞为了省两千元麻药钱，甘愿忍受取卵针戳入的剧痛，陈璐问她疼吗，她说，“不疼，我希望多来几下，来一下就有一个卵泡，能够实现我丈夫的愿望。”
欣欣无法怀孕，回到娘家，请求父亲出钱为她做试管，否则婆家就要离婚。父亲不答应，欣欣指责他，“你有什么可理直气壮的？ 现在是你们的女儿生不出孩子。”
陈璐花了很长时间去理解这些女性在婚姻中的处境。文霞被小丁赶出来后，回到了四川巴中的老家，陈璐去往巴中，想去劝她摆脱婚姻。结果文霞告诉她，“我太想要一个拥抱了”。
陈璐这才发现，文霞想通过完成丈夫的愿望，让丈夫爱他。“很多女性是以爱这个男人为前提、想生孩子的，孩子成为了他们沉默的婚姻关系中最大的爱的表达。”
欣欣和父母激烈争吵时，也吐露了心声：丈夫对她真的很好，她很想为他生个孩子。“欣欣你要知道，爱不是报恩，孩子不是用来报答他对你的爱的。”父亲说完，欣欣愣住了。
“这和成功失败没有关系”
《奇妙的蛋生》的拍摄团队里，除了需要体力的摄影师，大多数成员都是女性，不过这只是偶然组建的结果，并不是为了女性题材而特意为之。
陈璐希望男性也参与到讨论中来。剪辑和调色环节的男同事加入后，陈璐观察到，男性看片过程中会尴尬，并有轻微被冒犯的感觉。即便他们支持两性平等，也忽然不知道该如何对生育问题表态，“好像说什么都是错的”。
陈璐请一位男导演去和小丁沟通，商榷离婚事宜，对方拒绝了她。他认为没必要拆散这对夫妻，文霞离婚后可能没办法照顾好自己。陈璐有点失落，这位十分尊重女性的男导演，依然无法理解文霞的处境。
镜头内外，拍与被拍的女孩们成了朋友。制片安迪的任务是联系采访对象，无意中承担了和这些女孩谈心的工作。杨媛草观察到，安迪就像欣欣的心理辅导师，一路上帮她发现优点，把她从极度自卑中拽出来。欣欣的父亲曾指着陈璐对欣欣说，“你看那个姐姐也三十多岁了，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人家很好的。”
拍摄团队在求子公寓第一次见到文霞时，她扎着马尾，耷拉着脑袋很少抬起，离开小丁后，她剪了一头清爽的短发。婚前她曾在日本打工，并非没有眼界，后来回乡相亲结婚。“她其实是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她真的是嫁给了爱情。”杨媛草感叹。
文霞离开小丁回到老家后，对安迪和陈璐说，“你们好勇敢，能够做自己的事情，自己赚钱，不用看别人的脸色。”陈璐安慰她，“我的生活中也有很多挫败感，有很多没有做成的事情，就像你一直想要生孩子却没有达成一样，这和成功失败没有关系。关键是，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
文霞和小丁已断了联系，她嘱托陈璐帮忙问对方，能不能心平气和地离婚。小丁仍然不肯松口，坚持要60万元。陈璐和他理论，凭什么要这些钱，试管是二人共同的努力。小丁说，文霞再婚可以多收一笔彩礼，而自己却要背债。
小丁觉得委屈，娶妻生子是天经地义，祖祖辈辈的观念都是如此。陈璐质问他，“你不觉得你对于文霞过于苛刻？ 你没有非常爱你的妻子。”“爱有什么用？”小丁反问。
陈璐劝文霞，如果觉得不舒服，一定要离开那个环境，否则想在其中争取生存空间，“太难了，太委屈自己了”。
几个月后，摄制组对几个主人公进行了回访，想看看她们的变化。欣欣凭借绘画天赋成为了早教机构的老师，自信开朗了不少，对于等待卵源也不再那么焦虑。文霞离开了巴中老家，在上海松江找了一份工作，自力更生，离婚的事至今没有解决。
“回访的过程中，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那些女孩子的自强自立。”杨媛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没有拍心灵鸡汤的女性励志纪录片，女性天生的悟性是很强的。”
在这些故事里，有人成功怀孕，也有人选择放弃，还有更多人依然奔波在艰难求子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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