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家善
“美术”一词于17至18世纪的欧洲正式出现，后由日本用汉字加以意译，在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并开始普遍使用。美术泛指绘画、雕塑、设计、建筑等占有一定平面或空间并具有可视性的艺术门类。现代学者一般也将书法、摄影纳入美术范畴之内。美术是人类文化的载体，故美术教育乃文化传承的重要路径，因而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所谓美术教育即帮助人们培养正确的审美观，提高感受美、欣赏美、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自身全面发展。除此之外，美术教育也是提高道德品格、促进独立思考、养成健全人格的重要方式之一。德国美学家席勒曾在《美育书简》中说道：“美育能够使人成为完整、完善、感情充沛的人，并且能够成为德育的实施手段，人的全面发展是美育的最高目标和价值取向。”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亦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学说。由此可见作为现代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美术教育在现代“五育”（德、智、体、美、劳）中的重要性。
从现代学科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主阵地在院校，而院校美术教育的发展史则集中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190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两江师范学堂。在教育家李瑞清的主持下，该学堂始设图画手工科，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先河。此后，一批早期近现代美术院校陆续出现 ：乌始光、刘海粟、汪亚尘等人于1912年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蔡元培于1918年创办国立北京美术学校（首任校长为郑锦）；
颜文樑、胡粹中、朱士杰于1922年创办苏州美术专科学校；
蔡元培于1928年创办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首任校长为林风眠）。
美术院校不仅承担着美育任务，而且是近代各种美术思潮的试验场。最先探索“美术救国”道路且影响较大的人物有康有为、陈独秀和徐悲鸿。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提出了“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主张。1918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美术革命》一文，提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这一主张。同年5月，徐悲鸿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发表演讲，疾呼“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之后，该讲稿以《中国画改良之方法》为名，刊载于《北京大学日刊》。显而易见，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皆强调中国画要改良，而改良的途径则是以西方写实主义革除中国画不重形似的积弊。近现代以来，除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从而实现“美术救国”的思潮外，还存在以林风眠为代表的融合中西的折中派以及以蔡元培、刘海粟为代表的强调美术“闳约深美”的革新派。其中，林风眠的美术教育主张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单纯从这一艺术主张来看，他在美术教育中奉行的并非是中国画的完全改良，而是将中西方艺术的有益成分相互融合、吸纳，以此来创造出属于当前时代的新艺术。
徐悲鸿怀揣着改良中国画的理念于1918年赴法国留学。随后，林风眠也在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刘海粟亦曾去法国长期考察美术。徐悲鸿在法国求学期间最终选择了学院派美术教育体系，而林风眠和刘海粟则更重视西方现代艺术。徐悲鸿的学院派教学体系以素描为基础，强调“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试图通过强化学院派素描教学，增强学生对现实物象的观察能力、造型能力、表现能力，并以此为基础，试图革除中国画“造型的积弊”。而秉持着调和中西艺术这一思想的林风眠，在教学上实际走的是与徐悲鸿“西体中用”型和传统师徒授受型不一样的第三条道路——“中体西用”，即通过借鉴和融合的方式来找到中西艺术的平衡点，吸收各自的优长，开创贴合时代的全新艺术样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悲鸿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由其提出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一理念和随后形成的“徐蒋体系”逐渐在全国推行开来。迄今为止，国内高等艺术院校的美术教育，甚至包括艺考中油画、中国画、艺术设计、雕塑等科目的考核，依然奉行着徐悲鸿的教学主张，受其所创立的教学体系的规范。
其实，单就中国画专业而言，徐悲鸿提出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一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教学体系，虽然能辅助加强在“新美术”探索过程中所需要的“造型能力”，但对中国画的整体发展有着巨大的消極影响。以西方所谓科学的素描体系作为连接中国画与客观物象之间的桥梁，这实际上解决的是造型和表现能力上的问题，而非关涉中国艺术本体精神的问题。西方的素描追求严谨、正确的光影效果。而在中国画的视野中，眼前所见的光影与色彩皆是虚幻的，骨骼、结构、精神、本质才是真实的。例如，齐白石所绘泼墨荷花没有一点绿色，却能彰显出一派盎然生机。
中国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是能够鲜明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艺术语言。只有真正体现中国文化本质和中国艺术精神的绘画才真正属于中国画的范畴。不尊重中国艺术精神，以嫁接的方式将西洋画体系移植到中国画创作中来，这断然无法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画的存续问题。石涛在《苦瓜和尚话语录》中说：“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他在这里虽然主要谈的是食古不化的问题，但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借鉴问题亦可遵循同样的道理。663D9458-6A12-45E0-95D4-80495BACBD4A
在笔者看来，不仅是徐悲鸿以素描改良中国画的美术主张及其教学体系存在一些问题，林风眠的教学主张实际上也对传统中国画承袭的文脉和精神以及中国画的传承有所损害，只是方式较为温和罢了。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画在文脉传承和文化精神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参照西洋素描来改良中国画的教学观点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质疑，就连起初支持徐悲鸿这一教学思想的蒋兆和也开始提出反对意见。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画的改良不等于照搬西方，虽然西可为中用，但中国文化精神和传统艺术精髓不能丢失。离开传统而谈改良或离开传统而谈创新都是虚无缥缈的，犹如无根之浮萍，只有民族的精粹才是世界的珍宝。这对当代美术教育而言，才更具启示意义。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过：“时代精神是为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越个人的共同集体意识。时代精神的英雄们主宰着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视野，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新的英雄们再用新的更合乎时代精神的武器占领他们的宝座。”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近现代第一批美术教育家结合时代要求，试图通过借鉴西方美术教育体系来革除中国美术积弊，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美术教育的基础任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新时代的艺术家应该成为当前时代美术教育的承担者和引导者。因此，笔者认为，如今的高校应广泛聘请卓有成就的艺术家进校担任教席。梅贻琦曾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不仅在近代具有启示意义，在当代更是如此。当代艺术家要成为时代的代言人，为树立美术教育的正大气象、时代精神而努力，为培养一代代具有健全人格且充满正能量的时代新人奉献自己的力量。祖国不仅需要有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艺术家们输出有创造力的作品，更需要他们为新时代的美术教育积极探索、努力耕耘。
2012年，笔者以“长江学者”候选人的身份回国工作，转眼间已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教十年，其间围绕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和全国中小学校的美术教育开展过系列调研，对许多院校重视数、理、化而轻视“小三样”（即音乐、体育、美术）的现状颇有感触，故而产生了一些思考——教育的初衷是什么？我们国家的教育存在哪些问题？美术教育又该如何改良？
从国家层面来讲，教育的初衷当然不是使人成为读书机器，不是唯学历论，不是为找工作而服务，而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使每一位受教育者都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进而成为锐意进取之人。据笔者观察，数十年来，国家虽然已经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才，但“胡思乱想”的“无用”人才还是太少。什么是“胡思乱想”的“无用”人才呢？牛顿没有“胡思乱想”就不会发现万有引力定律，霍金若不“胡思乱想”就不可能创作出《果壳中的宇宙》。美术教育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想象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的绝佳途径。故而对青少年来说，美术教育就是一张鼓励他们“胡思乱想”的温床。
下面，笔者就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中的一些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自己的浅见，恐有谬误之处，愿接受商榷与批评。
一是国家应进一步强化美术教育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地位。对美术教育的强化需要得到教育立法层面的保障，这样才能确保美术教育课程的顺利开展。有的学校为确保升学率，会将原本的美术课程砍掉或减少，美术老师常常被安排去讲语文课、数学课或体育课。相关现象如今已经普遍存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保持现有美术课程的同时，宜将中国画、书法列入必修内容，以美育课程带动国学教育，从小培养学生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认同，这是传承中华血脉、凝聚中华力量的重要途径。这样的课程安排不仅能使青少年们摆脱手机“低头族”的身份，而且能够帮助他们在练习绘画、书法的过程中提升审美能力和人文情怀，同时使他们的意志力得到锤炼，实现身心的健康成长。另外，强化美术教育还须提高教师队伍的相关待遇，使教师无后顾之忧，从而能够安心、专心、尽责、高效地工作。
二是有基础、有条件的高中应该设立艺术特长班，开设美术必修课。音乐、体育、美术特长班可以统一上文化课。在教授这批学生时，应增设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类主修课程，同时以分组形式指导他们的专业课，调动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积极性。此外，也可展开“大手拉小手”活动，邀请大学生或专家、教授走进中学校园巡讲艺术示范课。
三是就高校中国画专业艺考招生而言，应当尊重中国画学科本身的特点，取消素描这一考试科目，改为考核与中国画语言特质更为契合的线性素描、白描或速写等。与此同时，高校艺考也应增设书法、诗词或文言文内容，在文化层面提高入学门槛。不能总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转来艺考，然后糊里糊涂地入学并糊里糊涂地毕业。
四是高等美术院校应勇于开展教学改革，夯实美术教学的基础环节。从中国画、书法专业角度而言，院校应当以开放的胸怀设立导师工作室制和集体教学制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笔者认为，院校应安排最好的老师教授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让他们在入学最初的收获便不同凡响，从而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专业发展方向，避免走弯路。同时，安排讲师教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帮助他们选定学习研究方向，再安排助教教大学四年级学生，为他们完成独立的毕业创作做好服务工作。学生们遇到具体困扰的问题，可再到导师工作室求教。
五是高校人才留校制度也应作为美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美术学院应取消本校生留校制度，秉持学术开放的态度，杜绝学术近亲繁殖现象的发生，从狭隘的师承流派观念中挣脱出来。在教学人才引进方面，高校也应秉承开放、包容、多样的宗旨。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近代美术史上的大师皆没有高等学历，却联合铸就了一部辉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当前高校人才引进非博士不用，笔者认为这一点并不可取。博士只是一种称谓，只能代表一种学习能力和求学经历，并不能从根本上代表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非博士不用”并非提高高校美术教育质量的有效办法。当下高等美术教育在人才引进方面应重点关注学科开创者、带头人和具有较高学术成就的大师级人才。艺术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应当不拘一格延揽人才。齐白石在86岁时还被徐悲鸿登门求聘。陆俨少81岁时才受聘到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执教并担任浙江画院院长。这些都是近现代美术教育在人才聘用上的鲜活例证。
六是国家、省、市级展览的评审委员会在评审作品时要从审美层面为民众树立榜样，不受职务、名气所累，秉持作品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样才能评选出真正优秀的作品。我们要杜绝评委自己给自己评奖和自己给自己的学生评奖的情况。在确定评委人选时，应以专家库的形式随机抽取委员，同时明确要求评委不得参展。只有这样才能守住基本的公平与公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基于这一现实情况，我们应发现并培养大师级画坛领军人物，这一点应该落实到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以及国家出版、宣传和高校美术教育领域。人们普遍反映，如今在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入选的作品中，不乏匠气之作，原本属于传统强项的写意画却很少入选并获奖，甚至几乎看不到。一些真正具有中国味道，体现中国精神、中国风貌的作品在展覽中悄无声息地不见了。甚至有人认为，一个主题性国展充其量是一个省级或市级水平的展览。国家投入的大量资金就这样打了水漂，不失为美术教育领域一个失败的典型案例。
七是笔者曾在国外教学长达十八年，其间常对华裔子弟们说：“只要你们能坚持说中文、写中文，就是爱祖国。”试想一下，要是孩子们连基本的语言能力都不再掌握，何谈文化认同感的培养？如今的国人十指翻飞于电脑键盘，常常提笔忘字，给家乡父老和朋友歪七扭八地手写一封信都能成为“收藏品”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科技虽然使得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越来越便利，但也在使人们逐渐丧失汉字书写的能力。从中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讲，我们承担不起这样高昂的代价。
八是笔者提倡中国的知识分子能以书法作为彰显自身文化修养的标配。中国书法拥有3000多年的历史，早已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笔者由衷期望，通过广大知识分子的带动，中国的书法艺术能够恢复往日荣光，成为见证中华文化复兴道路上的一枚重要基石。663D9458-6A12-45E0-95D4-80495BACBD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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