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刚
2011年，郭晓琦的诗集《穿过黑夜的马灯》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按照主办方中华文学基金会始即有之的规定，已经出版过作品集的人不具有申报资格，我们据此得知，这是郭晓琦的第一本诗集。
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后，对于中国的青年作家和诗人来说，能够入选这套丛书，除了出版一本作品集的现实主义待遇之外，它还是一份日渐凸显的荣誉，一种来自国家主流文学层面的间接肯定。这一年，郭晓琦38岁，从陇东的镇原县来到省城兰州做杂志编辑已有四年，此前获过省内的“敦煌文艺奖”和“黄河文学奖”，参加过诗刊社的“青春诗会”，在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高研班的修习也如期告竣，人见了不少，酒饮过不计，被称许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起来。
甘肃是公认的诗歌大省，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存在，在中国诗歌的地域抗衡中，甘肃诗人的西部作用不言而喻——这份集体性的褒奖适用于每一位知行合一的甘肃诗人，郭晓琦也不例外。这个曾在土塬上一边奔跑一边收留泪水和歌声的乡村青年，这个在诗中念念不忘建设乡愁的陇东游子，这个面孔温和却又喜欢宿醉之后向庸碎时光表示愤怒和不屑的矛盾爱好者，身体内驻扎着堪比河西走廊的漫长的风声、荒凉和耐心，渴望被诗歌的追光灯照耀又喜欢像父亲那样在远离舞台的暗处与自己对话：“它有一片自己的天空/有一座自己的山岗/它坐在它黑色的王位上，守着它一个人的江山/沉默、镇定，但不孤单——”（《对一只鹰的短暂观察》）。
一年之后，郭晓琦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沉默、镇定但不孤单地来到北京，领取“第十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而“华文青年诗人奖”评委会对郭晓琦的写作也给出了毫不吝啬的评价：“郭晓琦的诗歌取材于生活的体验，语言简洁，表达清晰，情感深邃，他的诗歌具有独立的品格和优秀的审美价值。”
马灯穿过黑夜，却迎来了黯淡抑或熄灭的命运，执灯者驻足而望，细小的河流被塬上风吹得无影无踪，一件雪中的红棉袄执著地移动着进入他的幻想，世间事物各取所需，按照自身意愿化蛹成蝶。至此，诗人郭晓琦局部实现了自己的生命理想——做一个执灯者，在素描般的静物写生中发掘乡村世界的温暖以及温暖中的疼痛，通过个体视角完成属于自己的诗歌地理志。
从郭晓琦自己拟就的一份创作年表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文字：“1990年考入庆阳师范，在校乐队吹黑管两年，后放弃;练书法两个月，后放弃;学绘画数天，后放弃……”这既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的自我调侃，也是用情不专在裂变时代所折射出来的共振和流行。他20岁开始接触诗歌，21岁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后就决绝地不再视诗歌为情人，而且，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庆幸的是十年后郭晓琦学会了在苍茫大地上缓慢行走，再次决绝地否定了自己的青春期选择——2002年5月，郭晓琦的老家庆阳市举行一次全国诗会，他随着一群天南地北的诗人在自己万般熟悉的土塬上采风，写出了《胡麻花》和《下雨的早晨》等诗篇。正是这些不期而遇的诗篇，使郭晓琦开慧般意识到，诗神可能要敞开一条通道——像弗罗斯特所说的那样，“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那一条”，引导他进入真正的诗歌起跑线：“微风中轻盈的胡麻花蓝蓝地开/远远望去，像走失在黄土塬深处的/一小汪蓝莹莹的湖泊”（《胡麻花》），但胡麻花的蓝最终被郭晓琦定义为：“多少个母亲花季时，梦想里的蓝”。貌似随手拈来，实则苦心孤诣，之于他的往日作品，可谓豁然开朗，可谓沧海桑田。
钢铁的淬炼依赖于技术，诗歌涅槃必须经历灵魂的强行改道，由此发轫，郭晓琦突然井喷，进入三十而立的源泉式写作时期，写下了大量献给故乡和亲人的诗篇：《被风吹走的河流》《扁都口》《刨树根的人》《从西海固开来的拖拉机》《对一座废弃宅院的简单叙述》……稍有遗憾的是，因为题材的缘故，惯走捷径的诗评家几乎不假思索地把郭晓琦纳入了乡土诗人之列，就连诗人叶延滨为《穿过黑夜的马灯》撰写序文，开篇也把他归类为“以写乡土见长的一个后起之秀”。尽管郭晓琦擅长写实和白描，尽管郭晓琦最好的作品的确与故乡和亲人有关，但题材论仍然是一个需要时时提防的陷阱，就像我们把郭晓琦置身其中的兰州说成是一个被放大的村庄似无过错，不过，你真的会相信兰州是一个高原上的村庄吗？
“这时有出殡的唢呐响起/一个小男孩，喘着粗气从我面前跑过/他披着白孝衫/披着这个冬天的第一场白霜/他还小，他的伤心并不怎么明显——”（《一个有霜的早晨》），“哦，美好的一天和不美好的一天/当我把这些用过的时光/整齐地码在屋檐下时/我发现，这一年，只不过是一小堆温暖的柴禾”（《除夕的早晨劈一截木頭》），这样的体悟，这样的经验，闪烁着举重若轻的文学色彩、人性思考和自我更新的惊喜，早已超出了乡土诗篇所能涵括的张力——梭罗不是美国的乡土作家，《瓦尔登湖》也不是美国的乡土作品，诗人郭晓琦生于乡土，受益于乡土，没有放弃向乡土致敬的努力，但似乎也无意捍卫乡土诗人的传统责任：他本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大地歌者，却不得不在自身之外的惯性中领取一枚乡村记录员的徽证别在胸前。
在诗歌的道路上，追根溯源的人太多了，死于追根溯源的人太多了，郭晓琦能够从“那一群”中挣脱出来，成为“这一个”，并非偶然，他藉着父辈们的乡土履历巩固父辈们给予他的冀望，寻找诗歌之于命运的个体途径和有效证据，不是为大同小异的乡村树碑立传，而要在自己的诗歌地理志中占用一角黑夜抽丝剥茧，吹尽黄沙。至于他的写作前景，他的艺术上升空间，他对甘肃诗歌、西部诗歌乃至中国诗歌的可行性贡献，我们似可预言，似可不必拘泥于此——木已成舟的时光不接受虚拟的妥协更正记忆，也不喜欢未经省察的自信取悦于未来，在一首诗中郭晓琦曾说：“春天正在向最高的山顶攀爬”，在另一首诗中则跟我们玩起了游戏：“我猫下腰，捡起一块干硬的土疙瘩/向庄稼地里扔过去/我又扔了一下。当我再次捡起土块的时候/那儿突然冒出来一个人——”，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有谁真的以为那个人是突然冒出来的，那么，他对诗人郭晓琦的理解就未免有些简单和心不在焉。
责任编辑 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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