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恒昱卓
内容摘要：对《文心雕龙》“通变”论的研究，在程度上的更加深入和范围上的更加广阔是近十年来此方面研究的特点。针对“通变”论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仍在深入和扩大，对“通变”观与刘勰其他观点的相互解释和生发也持续展开，此外，当代学术研究领域多元对话的特征也在“通变”论的研究中体现出来。但是，近十年此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着开掘不深和缺乏创新的问题。
关键词：“通变”论 思想文化背景 多元对话 述评
在199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文心雕龙学综览》中，收录了何懿对“通变”论的综述。何懿对纪昀至20世纪90年代的“通变”论研究作了梳理，从“通变”论的主旨、“通变”论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通变”论产生的文化背景等方面对百余年来“通变”论研究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中，刊登了王艳艳、高淮生的《近十年<文心雕龙>“通变”论研究述评》，该文章论述了1995年以来学界对《文心雕龙》“通变”论的研究成果，从对“通变”论主旨的研究状况、《周易》对刘勰的影响、宗经与通变的关系等方面对1995-2008年间的“通变”论研究作了一个概述。以上两篇综述与述评为本文的探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示范，现承接何懿的综述与王艳艳、高淮生的述评，就2008年至今的“通变”论研究成果作总体述评。
一.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仍在深入
对“通变”论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发掘一直是此方面研究的重点。“通变”一词最早出自《周易》，《易·系辞上》云：“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系辞下》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中则引用《周易》的说法，云“变则久，通则不乏”i。因此，在《周易》中寻找《文心雕龙》“通变”论的渊源也成为了《文心雕龙》文化背景研究的经典课题，这方面的探究自黄侃以来便取得了较大成就。在这一研究课题中，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解释“通变”最为常见，例如学者唐辉从语源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易”字象形和会意本义的分析从而作出其具有“时变”思想的结论，此外，易学通变理论也具有支持文学创新的积极意义。
近十年来，对“通变”论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探究范围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有所扩大。时间上，不仅从距离刘勰1000多年的《周易》看“通变”论的思想背景，还有从距离刘勰稍近的王弼、葛洪来看《文心雕龙》所受的影响。例如孙磊就论述了王弼的易学对“通变”论的影响，他指出，王弼注《易》，改造了《易传》的通变之说，确立了“因时适变”的易学思想，这一思想着眼于客观形势与主体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刘勰对文学发展与创作所持有的通变观念即将此理论作为一个支撑ii;葛洪是东晋著名的道教学者，早于刘勰所在的时代一百多年，其所著的《抱朴子》是影响深遠的道教论著。中央民族大学李侠就文学思想的相关性对《抱朴子外篇》与《文心雕龙》进行了对比。在葛洪之前的文论家如陆机等人，也曾对文学的继承与创新等问题有过讨论，但他们或失于片面或未成系统，直至葛洪《抱朴子外篇》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其认为文学的发展后胜于前，同时重视古书的价值，提倡今人对古书精华的吸收采纳。iii李侠认为，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所展现的文学发展观念对刘勰“通变”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空间上，不仅在易学理论中寻找《文心雕龙》“通变”论的思想渊源，也将眼光扩大到了更大的领域。吴建民、徐宝余、王晓玉等人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吴建民从经学经典的角度指出刘勰“通变”论所受的影响，他认为“通变”论受到《周易》的启发是毫无疑问的，但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考察文学的发展变化却始于经学元典《礼记·乐记》，对社会政治与诗乐关系的看法也与《毛诗序》有关。此外，徐宝余从诗乐互动大背景下考察刘勰“通变”观，他认为刘勰“通变”观中渗透出来的是其对音乐新声的诗学观照，也体现了其基于文学声病诉求上的乐理探索iv。可见将诗乐融通起来看不仅是刘勰“通变”观的内容与主张，也是刘勰自己对这一观点的实践。王晓玉则从更大范围上探寻“通变”观的文化渊源，她指出，“通变”观的思维方式不仅与《周易》通变观近似，其所蕴含的“通”“常”“久”观念也早已在古人对“变”的观察与思考中表现出来v——无论是原始先民还是先秦诸子思想家们，对昼夜四时、政权更替、社会变革的思考都体现了“常”与“变”的融合，因此，尽管刘勰“通变”观的产生的确受到《周易》通变观念的启发，可不自觉地受制于大的历史观与文化传统或许是他生发这一思考背后的深层原因。
二.对“通变”与“他者”的互相生发继续展开
自20世纪初刘师培、黄侃等人在北京大学的讲解《文心雕龙》，“龙学”的现当代研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通变”论作为贯穿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理论，也被学界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解读。这就使得近十年研究者们的眼光从“通变”本身跳出来，开始探察“通变”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此处的“他者”既包含刘勰的文学观，也包括《文心雕龙》这部著作本身。
以“通变”论看刘勰的文学观、创作论是较为常见的研究视角，主要的研究者有李国新、丛丽丽等。丛丽丽认为，要研究刘勰的“通变”观尤其应当将其放在创作论中加以考察。“通变”论不仅是刘勰的文论观，其所在的《文心雕龙》的第三部分也被王运熙先生成为“写作方法统论”vi。刘勰“通变”观的提出以齐梁文坛古近体之争为背景，以“情”为纽带，主张在“望今制奇”的同时“参古定法”，无论在文学创作的哪个阶段，“通变”都是必不可少的。李国新则主要从“通变”论中所界定的文风及审美取向方面来讨论，他认为，刘勰理论中形式的通变与内容的通变合理化的方向就是文“丽”质“淳”。
“通变”论作为文学创作方法论的一部分，在《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中也有体现。例如陈秀美就以“通变”论为前提对《文心雕龙·定势》篇进行了讨论，试从“通变”论的角度探求主观文心与客观文体之“势”（文体规范）之间的辩证关系与通变关系。由于“通变”论的重要地位，将其放在《文心雕龙》整部书的范围来研究也很有必要。董昌秀指出，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所体现出来的推崇雅正与鼓励创新并存的文学史观、对屈原及其作品令人耳目一新特质的大加赞赏以及对“文”的重视态度，都渗透着他“通变”的观念。《文心雕龙》中，《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被称为“文之枢纽”，是贯穿全书的重要线索，张翰认为，《通变》篇也是以“宗经”观点作为理论支撑，与其他篇目相呼应，而不是独立成章。
三.多元对话的特点愈发体现出来
东西方研究理论的交流、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是当前学术研究的潮流，这一特点在“通变”论的研究中也体现出来。早前已有西方汉学家宇文所安等人對《文心雕龙》进行了译介和研究，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种特征在“通变”论的研究中也越发明显地体现出来。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方法对“通变”论进行解读。例如中山大学傅修海、刘红娟的《在阐释中激活经典以<文心雕龙·通变>文本读解为例》就试将中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相结合，对《文心雕龙·通变》篇进行文本读解，该文章认为“经典的重读和阐释，只有在交叉的、多向度的文论参照体系中，在体谅时人的的言说情境与处境，准确的‘文本细读式的文本重读和经典阐释才是有意义的。”vii
二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将“通变”论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相似观点进行比较和讨论，或者将《通变》篇与西方文学文本进行对比。例如景立鹏就将《通变》篇与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放在一起比较，他认为，刘勰的“通变”观中，“强调一种线性地‘一元论继承和辩证的个人创造”，而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将传统理解为一种‘共时性的秩序，而个人只是参与、调整这个秩序，二者始终处在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中。”viii又如山东大学刘慧贤在《刘勰<文心雕龙>与贺拉斯<诗艺>文学思想比较》一文中，将刘勰的“通变”观与贺拉斯的“通变”理论加以比较，发现二者均十分肯定“通变”的重要性，但二者各有侧重——刘勰的“通变”观侧重于文章形式、内容与审美趣味方面，贺拉斯的“通变”理论则侧重于语言的变革。黄维樑还提出要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西合璧的文学理论体系。他指出，“通变”是《文心雕龙》的关键概念，因为“文学必须在参照传统（‘通）之际，谋求创新（‘变）……能‘通变，则具有‘文心的作品这条‘雕龙才能活能新，展现各种姿彩。”
在《文心雕龙》“通变”观的研究中，多元对话的特点不仅体现在发掘东西方文学理论的相似性与交融性上，还体现在对西方学者的“通变”观研究的讨论上。王晓玉就以哈佛大学学者宇文所安《文心雕龙·通变》篇的研究为切入点，去探求多元系统中东西方“对话”问题。
可见，这十年间“学贯中西”的研究方法已越来越多地在“通变”论的研究中被使用，这体现了“龙学”研究眼界和思维的拓宽，反过来也暗示了当前和未来学术研究东西方融合的大方向。随着国内学界对西方文学理论及其著作了解的加深，这一研究方法还将探寻“通变”论研究更多的可能性，也被更广阔地应用到其他领域中。
除了以上几方面的研究，对《文心雕龙·通变》篇主旨的探究也在继续，只是更多因袭前人观点或者持中和态度，少有创见。早前学者对“通变”侧重点的看法各有不同。周振甫认为，刘勰讲通变，在正文里强调继承，在赞里则强调革新。ix黄侃、刘永济、詹福瑞等学者则普遍认为该论说的主旨在于“变”与“革新。”x近十年例如西北师范大学张宗刚的《<文心雕龙·通变>主旨再探》和大连大学李彦铮的《<文心雕龙>“通变”思想主旨概说》等文章，对《通变》篇或“通变”论的主旨作了讨论。张宗刚认为“通”与“变”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不能将二者拆分开来看;“通变”既不是片面主张复古也不是单一地提倡革新，而是要在“通”的基础上“变”。李彦铮认为，刘勰所言的“通变”，是以宗法古典为基础和途径，以开拓新风为目的和归宿，是一种辩证的态度。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由于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学术观念的进步，电子与纸质资源的获取更加便利，东西方的学术交流更加密切，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优越的环境，也为“通变”论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方面的可能。近十年的“通变”论研究与十年前相比出现了一些基于社会、学术变化的新动态，内容上更加具体细致，方法与视角体现出学术界普遍的前沿潮流，一些术语也得到了多维度的新阐释。
尽管数量众多、角度多样，很多研究文章都流于浮泛，缺乏对文本的深入研究和文献资料的扎实整理，往往出现重复研究某一论题而建设性观点较为少见的情况，与早先研究“龙学”的学术成果相比有较大差距。本篇文章对2008年至今的《文心雕龙》“通变”论研究作了简单的述评，由于学力和眼界所限，未能全面展现21世纪第二个十年“通变”论的研究面貌，恐有疏漏;此外，述的部分占了较大篇幅，评论则较少，这也是该论文需要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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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i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第276页.
ii孙磊.论王弼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D].湖南大学，2014.
iii李侠.《文心雕龙》与《抱朴子外篇》文学思想相关性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2.
iv徐宝余.《文心雕龙》诗乐互动下的文学通变观[J].文艺理论研究，2007（06）：95-101.
v王晓玉.论刘勰“通变”观的文化渊源[J].社会科学家，2018（02）：151-156.
vi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6页.
vii傅修海，刘红娟.在阐释中激活经典——以《文心雕龙·通变》文本读解为例[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69-71.
viii景立鹏.中西比较视域下的文学继承与创新——从《文心雕龙·通变》与《传统与个人才能》谈起[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03）：40-46.
ix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第269页.
x王艳艳，高淮生.近十年《文心雕龙》“通变”论研究述评[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105-107.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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