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代出版业与当时文学思潮存在互动关系，而校勘、刊刻《文心雕龙》蔚为风气。清初钱谦益与王士祯诗学，二者既有共鸣，又存在抵牾。比较二者诗学，刘勰《文心雕龙》可以作为一个对证点。明代万历、天启（1573—1627）以至崇祯年间（1628—1644），考察校勘、注释、刊刻《文心雕龙》者，大致集中在东南一带，且与钱氏有深浅不一联系，由此带动一個颇具规模的“龙学”潮流。由于《文心雕龙》具备生发文论思想理论资源价值，因此，考察钱、王二氏对于此书之理解、接受，为后人把握两者差异，恰可提供参照。
关键词：《文心雕龙》;钱谦益;王士祯
明代出版业与当时文学思潮存在互动关系，而校勘、刊刻《文心雕龙》，按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附录之《版本第八》所胪列明代各种《文心雕龙》版本，与之相关文士计25人，①反映当时研读《文心雕龙》蔚为风气。
清初诗坛“钱王代兴”，钱为钱谦益、王为王士祯。二者既有共鸣，又存在抵牾，比较二者诗学，刘勰《文心雕龙》可以作为一个对证点，明代万历、天启（1573—1627）以至崇祯年间（1628—1644），考察校勘、注释、刊刻此书者，大致集中在东南一带，且与钱氏有深浅不一联系，由此带动一个颇具规模的“龙学”潮流。由于《文心雕龙》具备生发文论思想理论资源价值，因此，考察钱、王二氏对于此书之理解、接受，为后人把握两者差异，恰可提供参照。
一、钱氏诗学渊源与《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文之枢纽虽然重视“宗经”，然而其《序志》篇则曰：“傲岸泉石，咀嚼文义。”②明确限定此乃一部文章学著作，因此，主要发挥指导文章写作作用。钱谦益兼擅文章众体，关于文章总集，他推崇《文选》，认为杜甫“精熟《文选》理”，乃诗家之正途;至于诗文理论，钱氏则奉《诗品》和《文心雕龙》为圭臬，而《文选》《诗品》和《文心雕龙》之三位一体，且以《文心雕龙》为统摄，于此大概可以看出钱氏文章学之旨趣，对于把握其诗学有提纲挈领作用。
《故叔父……春池府君行状》述及父亲和叔父“思一大振起之”③，夙有领袖群伦之抱负，故除了学者身份之外，钱牧斋更自视为挽救明末败局的政治人物、总结有明一代故实的史学家，当然，作为明代诗学之总揽者，他编撰《列朝诗集》，是当之无愧的诗学泰斗。当时“实学”高涨，钱谦益也投身其间，此实学思潮回归儒家经学，崇尚“宗经”，要在儒学根柢处，振衰起敝，钱氏诗学与之有不解之缘。当然，其诗学内涵广博，不可仅以诗人一端限之矣，实质上与具有宏大抱负的钱氏整体思想相关涉。他当时面对处理诗学本体与现实困境问题，这是其诗学着眼之处，一般诗人自不可与他相比拟。
寻绎钱氏文学生涯重大转折，即从早期崇拜李攀龙、王世贞，向厌弃李、王转变。万历三十五年（1597），钱氏二十六岁，金鹤翀编《钱牧斋先生年谱》曰：“黄太冲谓先生一生訾毁太仓，诵法昆山，盖始于此时。”①钱氏《赖古堂文选序》斥责：“文章之坏也，始于饾饤掇拾，剽贼古昔;极于骄倴昌披，偭背规矩……”②其尊古意识与当时“为古学者”存在分歧。钱氏《答山阴徐伯调书》述及自己年十六七时，熟读空同、弇山二集，后因受嘉定李长蘅等人启迪幡然悔悟，于文则学唐宋古文，本朝则取法宋濂、归有光，于诗则推崇程孟阳辈;钱氏《复遵王书》回顾中年有幸奉教孟阳诸老，曰：“久之，思泝流而上，穷《风》《雅》声律之由致，而世事身事，迫胁凌夺，晼晚侵寻，有志未逮，此自考之公案也。”③推流溯源，穷《风》《雅》声律之由致，意味直抵诗之本体，回归风雅传统，而李、王则尚未达一间，钱氏省悟这一点，于是与程孟阳等桴鼓响应，推倒曾经的偶像李、王之辈。
钱氏《嘉定四君集序》云：“吾吴王司寇以文章自豪，祖汉祢唐，倾动海内。而昆山归熙甫昌言排之，所谓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者也……”④嘉定四君之诗文从经史中来，文从字顺有所根柢，此是其共同特点。从嘉定四君到归有光及唐宋派，而从唐宋派再上溯唐宋八大家，尤其八大家之首中唐韩愈、柳宗元和北宋欧阳修，再从韩愈归趋刘彦和“宗经”指出向上一路，钱氏文论之脉络，十分清晰。此有助于钱氏避免跌落当时复古反复古派人士之坎陷，钱氏力诋所谓复古乃赝古，堪谓有所超越！其文学观念在《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里有十分清晰的表述，他说：“弘、正之间，有李献吉者，倡为汉文杜诗，以叫号于世，举世而皆靡然从之矣。然其所谓汉文者，献吉之所谓汉而非迁、固之汉也;其所谓杜诗者，献吉之所谓杜，而非少陵之杜也。彼不知夫汉有所以为汉，唐有所以为唐，而规规焉就汉、唐而求之，以为迁、固、少陵尽在于是，虽欲不与之背驰，岂可得哉……嘉靖之季，王、李间作，决献吉之末流而飏其波，其势益昌，其谬滋甚。弇州之年，既富于李，而其才气之饶，著述之多，名位之高，尤足以号召一世。然其为缪则一而已。”⑤而对于客居嘉定诗人程孟阳，钱谦益尤其推崇，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称：“某宗伯诗法受之于程孟阳。”⑥然而，这种诗法可能理论多于创作。⑦
然而，钱氏追随嘉定诸君子，除了先辈归有光，也并非再无依傍。而尊崇五经规范文章之地位，盖由刘勰导夫先路。《文心雕龙》对于东南地域士人尤具感召力，从先秦两汉以降之文，中经唐宋八大家为津梁，以至宋濂、归有光等为文，均潜藏儒家坚韧振作的精神密码，亦具挽救颓政之功效，此乃晚明士人乞灵于《文心雕龙》的重要缘起。按梅庆生万历、天启《文心雕龙音注》，在卷首开列有功于《文心雕龙》校勘者名单，而且在每篇上端出校记，注明某字原作某，是由何人校正。此名单中除了前辈故世者而外，其间曾与钱谦益交游者甚众，如程孟阳也列名其中，但是，在梅氏《音注》里，程氏校注业绩却告阙如。然而程氏重视经史诗学主张，则与刘勰论文相吻合，《音注》就借重其名。在此名单里，还有与程氏相类似者。而与钱氏交好的曹学佺、谢兆申、朱郁仪与徐 [烟][勃]等，在《文心雕龙》校勘方面，则成就卓著⑧。钱氏《徐存永尺木集序》叙述与闽派诗人徐 [烟][勃]、徐存永父子及曹学佺之交往⑨;清徐电发《续本事诗》卷六《前集》之《曹学佺》记载程孟阳激赏曹氏之佳句⑩。据此可知钱、程与徐、曹相互之间交谊深厚。谢兆申跋语说：“始徐兴公名 [烟][勃]得是批点本示予，予因取他刻数种复正之。比至豫章，以示朱郁仪名谋（ [地] [伟]）氏、李孔章名汉煃氏，彼各有所正，而郁仪氏加详矣。然伪缺尚亦有之。今岁，焦太史名竑读予是本，以为善也当梓。而会梅子庾氏既慨文章之道日猥，盍以是书为程为则？乃肆为订补音注。使彦和之书，顿成嘉本。”谢氏也是当时知名诗人①，他与列名《音注》本名单曹学佺、朱郁仪、徐 [烟][勃]、谢兆申、柳应芳、钦叔阳、俞安期及钟惺等能诗者，大多有作品被钱氏《历朝诗集》收录，他发表“以是书为程为则”来拯救文弊的倡议，对此尤其值得注意！②此辈是明末诗坛代表人物，他们从事《文心雕龙》校勘、研读，当明代诗学门派林立，各种观点均徒乱人意，于是诗坛亟须经典光芒来正本清源，因此，《文心雕龙》之被重视，并非仅表现为董理古籍雅趣，而是出于诗人理论建设之所需，正缘于此一时代召唤，才令此辈人物回归经典，故而在上述名单中出现。
关于《文心雕龙》校注，梅庆生厥功甚伟。这些人物过从甚密，确实可以视为一个晚明文学团体，他们倾注精力于《文心雕龙》，如附于万历梅庆生《音注》本后的朱郁仪跋语记述：“往余弱冠，日手抄《雕龙》讽味，不舍昼夜。”《国民杂志》第十期刊近人傅增湘《徐兴公校〈文心雕龙〉跋》说徐氏：“历年数十，留贻及于三世，诣力专精，良堪钦仰。”③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徐 [烟][勃]“万历间与曹能始狎，主闽中词盟，后进称‘兴公诗派”。曹能始与梅庆生也是文友，其《文心雕龙序》指：“相传有杨用修批点者，然义隐未标，字伪犹故。予友梅子庾从事于斯，音注十五，而校正十七，差可读矣。”文献校勘、理论研讨与创作实践互相渗透，必然会对晚明诗文发展产生影响。
作为与上述人物关系密切的钱谦益，并且身为此一文人集结之领袖，他关注《文心雕龙》则尤发人深省。钱氏同乡、学生冯舒手校本《文心雕龙》卷末附录其跋语曰：“……南都有谢耳伯校本，则又从牧斋所得本而附以诸家之是正者也。雠对颇劳，鉴裁殊乏。惟云朱改，则必凿凿可据。今亦列之上方。闻耳伯借之牧斋时，牧斋虽以钱本与之，而秘《隐秀》一篇。故别篇颇同此本，而第八卷独缺。今而后始无憾矣。”时人整理、研究《文心雕龙》，钱谦益非但参与，而且为世所珍视的钱功甫《文心雕龙》本（内有颇存争议的《隐秀》篇），也为钱氏所拥有，钱氏之《文心雕龙》因缘可谓深矣。
由此线索，有助于研究者探寻钱氏诗文理论与《文心雕龙》渊源关系。钱氏《历朝应制诗序》说：“延陵两吴君，以弘文硕学，竞爽词林，会萃历朝应制诗，取其金相玉式，艳溢锱毫者，都为一集，邮而徵序于余。”④此所谓“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原出于《文心雕龙·辨骚》篇之赞语，“艳溢锱毫”明人所见诸本作“绝益称豪”，为朱郁仪考宋本《楚辞》改，而朱氏被钱牧斋称为“通人朱郁仪”⑤，这说明对《文心雕龙》，钱氏或自己校勘，或借用朱氏之成果;其《复王烟客书》云：“文章之道，无过简易。词尚体要，简也。辞达而已，易也。”⑥“辞尚体要”，也是刘勰引《书》所强调“徵圣”观;“文心”一词，在钱氏诗文高频度出现，乃祖述《文心雕龙》之谓也;其《和遵王述怀感德四十韵兼示夕公敕先》谈及：“丹漆应随梦，珠囊岂浪传……”⑦出自《文心雕龙·序志》篇;其《故……孟津王公墓志铭》述及：“是为公之书才，劲而不猛，若鹰隼之戾天;丰而不沈，兼翚翟之备色。所谓藻曜而高飞，书之凤皇也。”⑧则出自《文心雕龙·风骨》篇。此正表明钱氏服膺《文心雕龙》，并要凭借它来别裁伪体的文学倾向，因此除了程孟阳辈之外，若考索钱氏诗学渊源，其中《文心雕龙》也为其提供理论资源，并清晰地贯彻于其诗学实践。
二、《文心雕龙》与钱氏诗文理论
晚明诗坛复古与反复古，其实质是探究如何处理言志与缘情、学问与妙悟、功力与才情及传统与创新等一系列相对关系，按钱氏《文心雕龙》学特征，即他从刘勰那里汲取什么，必然由时风众势之激荡及其个人自我期许所左右。明末文坛无论复古与反复古，均与钱氏心目中古学无涉，钱氏重视经史与复古派末流截然不同。钱氏《答徐巨源书》指当时名为复古实质蔑古，“心学”泛滥助长文人自大自恋恶习，钱氏对此狂妄风气痛加鞭挞，他认为：“今诚欲回挽风气……则惟有反经而已矣。”①透过经、史，最后归结于文，当遵循《文心雕龙》之正道;其《再答苍略书》反省古人之学，经史熟烂，为己所不及，今之学者“空疏谬悠”，却“遂欲卤莽躐等，驱驾古人于楮墨之间，此非愚即妄而已矣”②。而要扭转风气，钱谦益所开良方不外乎“宗经”。亦如韩愈《进学解》所言，文章必须从经史中来，要厘定经、史、文章以及诗歌各自本体，而关于诗歌发展路向，所谓“轩翥风雅”云云，钱氏另在《叶圣野诗序》中也说“圣野为歌诗……《骚》、《雅》后而词家前者”③云云，其实所接受的正是《辨骚》篇义理，此与文章诗歌之取法汉唐，则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为了批驳浅薄复古派，受佛经启发，其《鼓吹新编序》取牧牛女卖乳作譬喻④，此在钱氏其他论文篇什里也多处出现，显然纯正“牛乳”应该是《三百篇》以及《离骚》，自此以下，转稀转薄，也即刘勰《序志》篇所感慨：“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⑤千载之下，钱氏之感喟与刘勰相通，其诗学追求返归诗歌本体，即杜甫所谓别裁伪体是也;然则作为诗歌文章生命线，“宗经”路径便拥有无可争议之合法性，正反衬种种纷扰杂说之虚妄荒谬;钱氏《袁祈年字田祖说》叙述为袁中道之子取字，由此加以发挥，钱氏肯定公安派排击李、王辈功绩，同时又隐含讽喻，虽然言必称汉唐之复古并不得要领，而所谓“自我作古”“被发祭于野”就击中袁氏兄弟之偏颇⑥。而尊“六经”“屈、左以下之书”，正是钱氏一贯奉经史（“五经”“三史”）为文章源头的观念，此其实孕育于《汉书·艺文志》，亦出自《文心雕龙》之《宗经》及《史传》各篇，要为文学之抒情及叙事落实其源头之所在;对当时学风、文风，钱氏一并痛加贬斥，而文风堕落正是学风败坏之体现，诗必盛唐，则须像唐人一样具有经学根基，此方为学诗之根本。故此，挽救文风之浇漓，首先要振兴经学。钱氏《娄江十子诗序》批评：“今之为诗者，不知诗学，而徒以雕绘声律剽剥字句者为诗……非有反经之君子，循其本而救之，则终于胥溺而已矣。”⑦“反经”一词出自《孟子》，此处指文章须走“宗经”之路，方是康庄通衢，否则无本之诗，终将如朝菌蟪蛄胥溺而已。钱氏隐约以明末文坛之韩愈、欧阳修自况，并推崇杜诗，这决定钱氏对于《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与“文体论”有所侧重，此庶几构成其《文心雕龙》学之轮廓。
尤需指出，钱谦益对王惟俭十分敬重，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之完成，与梅氏万历《音注》本同时，即在万历己酉（1609），王惟俭从事校勘注释，校出136字，在明代成就最大，其《文心雕龙训故序》指出：“不禀先民之矩，妄意绝丽之文，纵有骏才，将逸足之泛驾;岂无博学，终愚贾之操金。此彦和《文心雕龙》之所由作也。”此相较于杨慎、曹能始等批点一派，则有所不同，杨、曹辈更倾心于《文心雕龙》之创作论，谈神思、灵感等极有兴会;而王氏认为文术以及文体规矩才是刘勰写作之初衷，就颇有纠前者偏失之意味，显示其識见不凡。于“文之枢纽”部分，王氏《训故》之注解已比梅庆生《音注》详尽得多，特别在文体论部分，从《明诗》篇到《书记》篇整个文体论部分，所牵涉人名、篇名、史实典故等，大部分均被王氏厘清出处，阅读其注释，读者可以获得分体文学小史知识。以往文论突出文章以气辅意为统帅，自唐宋以降，一定程度上淹没挚虞一派讲究文体的声音，至明代中晚期，逐渐变本加厉，王氏反其道而行之，实独具慧眼。然所形成对照者，在王氏《训故》中，于文学创作论部分，相对文体论，则显得有所轻忽，王氏意在矫正明晚期以才气、性灵自矜创作风气，其用意、悟入亦昭然若揭矣。而钱氏对于王氏这位古人的“龙学”思想则深有会心。
关于诗歌意境等艺术特点，钱氏《答杜苍略论文书》为三子“要皆六经之苗裔，《骚》、《雅》之耳孙也”辩护，对重视“味外之旨”的司空图亦十分赞赏。①只不过讲论意境等，不应违背“六经之苗裔”与“《骚》、《雅》之耳孙”这一原则，二者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当时对于《骚》竞相标榜，倡导“骚气拂拂”，而于“宗经”却有所忽略，为了救弊，钱氏借重《文心雕龙》“宗经”及文体论，寄寓其救弊之目的，因此更偏于王惟俭一路，甚至所要达到纠正文弊之初衷，钱氏也与王惟俭不谋而合。而讲究真情自然等诗学主张，钱氏与曹学佺、徐兴公、梅庆生辈虽然不乏共同语言，如杨慎、曹能始等亦均以性情灵感为标榜，然而凸显真情之价值，则由汤显祖等鼓吹，已经掀起巨大波澜。此一由李贽等狂飙突起思潮，除却崇尚真情正面意义而外，其负面作用也暴露无遗，真情与人欲相伴，由于缺乏传统根柢，其抒情必然沦为浅俗喧闹，始作俑者精神层面孤愤一转而为效颦者动物性狂欢。钱氏《重修维扬书院记》指出：“稽良知之弊者，曰泰州，之后流而为狂子，为僇民，所谓狂子僇民者，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之流也。”②此道出王阳明致良知之说所延伸之弊端，从王阳明以至泰州学派，涌现王艮、颜钧、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人物，而在文学上，公安派、竟陵派，都是此一思潮的产物，钱氏颇有抨击。在中国文化中，有自我调节雅俗机制，作为思想敏锐的钱氏，他于此一时代思潮只是汲取其激活人心真情部分，而于叫嚣俚俗鱼龙混杂其间，则存有明显的戒慎恐惧。钱氏执思想界之牛耳，所取姿态是：认同诗文表达真情，以反对稗贩模拟，与李、王复古派划清界线，更以尊重经学根柢来矫正肆无忌惮者之儇薄為文。若以当时校勘《文心雕龙》颇有成就的闽诗派人物为参照，徐兴公《曹能始石仓集序》云：“昔钟嵘持论，例分三品，盖诗之为义，动天地，感鬼神，而性情之所以发也;刘勰弹文，篇侔《易》数，盖文之为用，本乎道，体乎经，而腑肺之所以寄也。二贤撰述，千载如新，启迪后来，良为深远，何也？诗不原于性情，是乃不根之枝叶;文不由于腑肺，终为无源之波流。雅颂既湮，诗肠日异;六经不作，文体寝衰。”③此对于《文心雕龙》理解，不可谓不周至，但是其侧重在乎诗文之出于“性情”“腑肺”，仍然只是时尚呼应者，在骨子里“宗经”并未受到对等重视;谢兆申有《谢耳伯先生初集》十六卷、《全集》八卷二十四册，为明崇祯间绥安谢氏刊本，④谢氏诗文既有汤显祖主情特征，又有孤峭幽冷之风格，与牧斋诗风颇有差异，亦未溢出徐、曹闽诗派之格局。然则诗学之方向，或者说《文心雕龙》之宗旨，钱氏所需凸现者，无疑更接近王惟俭，而于此辈尚存距离。
研习《文心雕龙》，为钱氏建构超迈时俗诗学提供依据，也有助于他树立辨伪反伪立场，其文学思想特徵即可以“别裁伪体”“轩翥风雅”作概括，钱氏剔除与诗学本体有害无益种种“渣滓”，在诗学领域拨乱反正，便回归真诗，也即刘勰《辨骚》诸篇之主张，“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直接上溯《三百篇》之源头。关于明代文坛充斥伪与赝，钱氏《答王于一秀才论文书》评判：“惟论诗家之弊，归狱于严仪、刘会孟暨本朝之高棅，矫首厉角，又成哄端……”⑤所谓俗学即“离本”之学，严羽、刘辰翁以及高棅所植入于“习气种子”，无论宗唐或宗宋，其危害在于导向诗歌偏离《风》《雅》之真本，歧生另一抽取诗学之真精神、而流于模拟、造作的假诗学，后世诗歌之所以呈现“赝”的恶趣，此辈难辞其咎。从其《唐诗鼓吹序》透露，因有鉴于诗弊，而且钱氏执着于其胚胎于刘勰的诗学本体，铸成其超越诗歌创作艺术技巧、而重乎辨析是否合乎诗学本体的诗论特点。①因专注于“别裁伪体”，令他对形成最终诗歌面貌的创作过程及技巧等相对有所忽略，此确乎与其高自位置，不愿徒以翰墨、辞赋为志业有关。并且以为讲究诗法、诗学过甚，反而会汩没诗学之本体，其《族孙遵王诗序》谓：“今之名能诗者……摛词拈韵，每怵人之我先，累牍连章，犹虑己之或后。”②离本逐末，则诗学日益，诗道日损，所喋喋不休者，盖尽刘勰所谓“为文而造情”形式主义诗风，钱谦益具有辨体意识，辨析文体真伪，堪称目光如炬者也，而其辨体意识则也远绍刘勰文体论。
牧斋晚年精研佛学，此促进钱氏对刘勰诗学本体的皈依，而破中求立，其弹斥、淘汰之后，晶莹剔透的诗学面貌，即以刘勰为圭臬，钱氏《季沧苇诗序》批评诗坛乱象，曰：“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此千古论诗之祖。刘彦和盖深知之，故其论诗曰：‘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词家之先。……世之无真诗也久矣。”③真诗才有真生命，何谓真诗，当以刘彦和马首是瞻也。《辨骚》篇说《离骚》：“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钱氏要诗歌与“去圣之未远”相衔接，定位于“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诗歌状态，便是诗歌精神层面之宗经，所以其《策》之《第三问》云：“屈子者，得《诗》之真者也。”④刘勰标举“衔华佩实”，恰成为钱氏诗学之“一言以蔽之”，也隐含刘勰“通变”文学思想。其《王贻上诗序》指：“而竟陵之光焰熸矣。”随之而起之“贻上之诗，文繁理富，衔华佩实”⑤。王诗为钱氏所称许为“衔华而佩实”，此出自《文心雕龙·徵圣》篇，虽则“衔华佩实”，“衔华”与“佩实”应该不偏不倚，上臻刘勰“唯务折衷”之理念，但从提倡以经史为规范的钱氏诗学理论来体察，其所谓“衔华佩实”，当是以“佩实”来纠正“衔华”过甚之文弊，在明代，作为钱氏前辈太仓赵宧光撰《弹雅》卷八曰：“（刘）勰云：‘圣文之雅丽，衔华而佩实。余曰：后句何不倒作‘佩实而衔华？”⑥钱氏观点与之暗合，钱氏所强调者，乃“宗经”同时不废文学之艺术审美价值之谓也。
三、王士祯、钱谦益接受《文心雕龙》并反映于诗学之比较
钱谦益于王士祯属老师辈，清顺治十八年（1661），王士祯来到吴下，拜谒牧斋。王氏《带经堂诗话》卷四《总集门》一《纂辑类》叙及自己曾请益于虞山、娄江、合肥诸遗老，钱谦益施予他深刻影响。⑦钱氏《古诗赠新城王贻上》云：“……古学丧根干，流俗沸螗蜩。伪体不别裁，何以亲风骚？”⑧钱氏将其诗学精髓传授给王士祯，王士祯编撰《古夫于亭杂录》卷三收录钱谦益书三通之一感叹“良以古学日远，流俗波靡”，对王氏寄寓厚望。⑨此种诗学薪火相传，必然连带《文心雕龙》，果然在王渔洋诗学里此书也居于重要位置，这与钱氏所交游者如曹能始、徐兴公、存永父子以及王惟俭等人一并成为王士祯诗学渊源亦有关系，显然钱氏发挥引导作用，然而，王氏诗学渊源当然并不止于钱氏一家。
为时势所迫，王氏弱化诗歌现实关怀，则与牧斋祖述杜甫诗史精神相背离。钱氏《再答苍略书》云：“六经，史之宗统也。六经之中皆有史，不独《春秋》三传也。”①实为章学诚之先声。王氏《带经堂诗话》卷三《要旨类》三表彰署名司空图《诗品》之“冲淡”“自然”及“清奇”者，且特别欣赏“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八字，②意在令诗歌避免与现实环境发生纠葛，虽《文心雕龙》衣被明清两代诗人、学者，可是王氏渔猎其中者就有所不同于钱氏。
王士祯《池北偶谈》涉及《文心雕龙》;王氏《古夫于亭杂录》卷一《〈文心雕龙〉〈史通〉训故》言及王惟俭为二书作训故，王士祯曰：“余访求二十余年始得之，子孙辈所当宝惜。”③可见对《文心雕龙》之珍视。《渔洋诗话》卷下谈到明亡后，徐兴公之子徐存永一贫如洗，路经广陵，与王士祯定交，极可能是先由钱氏介绍，才有王、徐二氏相识，徐氏对于钱氏及曹能始均执弟子礼，从徐氏那里，王氏非但认识徐氏父子人品文章，还详闻曹能始其人与诗作。王士祯《师友诗传续录》第二十五条引钱谦益诗句“挥毫对客曹能始”④云云;《池北偶谈》卷十七《谈艺》七《曹能始》曰：“明万历中年以后，迄启、祯间，无诗。惟侯官曹能始宗伯（学佺）诗，得六朝、初唐之格……钱牧斋所折服，惟临川汤先生义仍与先生二人而已。”⑤因曹氏深受钱谦益赞赏，所以王士祯也逢人说项;而对于程孟阳，《渔洋诗话》卷中称赞程氏“七言绝句尤佳”，并为之选定《新安二布衣诗》。由于钱氏指引，明末校勘、研究《文心雕龙》卓有成就的曹、徐、王、程四家都是王士祯私淑老師，上述交互影响钱氏的《文心雕龙》研究者，王氏与之结为同调，除了他们本身诗作及诗学理论之外，实际上其诗学部分渊源于《文心雕龙》，此也必然引起王士祯重视，并促使他从中汲取创作及理论滋养。
王士祯诗文多征引《文心雕龙》，其《蚕尾续文》谈乐府之由来，显然祖述《文心雕龙·乐府》篇 “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之驳议，吴讷等前辈已有相类似看法;王氏门人北平黄叔琳著《文心雕龙辑注》，其《乐府》篇上文之注释亦与王氏略同。郝懿行曾校批《文心雕龙》，现存传录郝懿行《文心雕龙》校本，他批点上述黄注曰：“黄氏此注良为有见。”殊不知黄氏此注拾老师之牙慧，王氏对《文心雕龙》曾字斟句酌，于此可见一斑。黄氏之从事《文心雕龙辑注》可能也与王氏熏染有关;关于文笔问题，王士祯《分甘余话》卷二《沈诗任笔》，⑥谈及《文心雕龙》等六朝文献所谈及文笔问题;其《带经堂诗话》卷五《总集门》二《序论类》引《渔洋文》阐释元嘉间，谢康乐山水诗之出，乃刘勰所云：“‘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⑦限于篇幅，兹不赘引。
钱氏儒家忧患意识盛炽，秉承经学大义，具有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然而，相较于钱牧斋，王士祯心态已然不同，异族入主，汉族士人疑惧莫名，无不谨小慎微，因此，以其性情气质，王氏乐于远离政治，化身诗坛祭酒，此自然也造成王氏之接受《文心雕龙》，呈现出另外一副面貌。钱氏倾注于“宗经”等关捩点，儒家色彩浓郁;而王氏则不然，他与政治保持距离，遂令诗学唯美观念得以拓展，庄禅雅趣顿然抬头，明显压过儒家意识。《文心雕龙》本身就隐含儒道消长之可能性，其“文之枢纽”及文体论部分，以儒家为主;而创作论部分，从西晋陆机《文赋》以降，《文心雕龙》则更深入文学创作内部规律之探究，而谈创作论，如《神思》篇等，不可避免地援引庄老思想。关于《文心雕龙》创作论，在清初要数王士祯有较深之会心，黄叔琳称赞王士祯“吾师集诗学大成”①，此并非溢美之言。而此“诗学”偏重于创作论，王士祯以其性情之健全平和、胸襟之雍容宽厚，加之其诗学之渊博精到，使得他能够超越明代诗学纷争，以更为客观公允态度，专注于诗学本体，来摘句品评，月旦人物，建树其诗学理论，因此王氏虽然受钱牧斋影响，二者诗学具有承传关系，但王氏所接受之《文心雕龙》，却与牧斋存异，此主要在于他更体现庄禅趣味。
按《文心雕龙·序志》篇曰：“夫神思方运，万途竞萌。”“岁月飘忽，性灵不居。”王士祯辈则更重视此种特殊性。譬如关于楚《骚》传统，钱、王之间就歧异可证，王氏《带经堂诗话》卷三《真诀类》云：“山谷教人作诗之法，亦唯曰：‘熟读《三百篇》、《楚词》，曲折尽在是矣。”②王氏神韵说中，其实《楚辞》几乎上跻《诗经》地位，对此不容不辨。虽然《辩骚》篇亦置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五篇之列，但是《骚》和《经》依然属于流和源的关系，从《经》衍生为各体文章，《骚》于其间发挥津梁作用，然二者却不可等量齐观。所以，钱谦益深悟所谓“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乃要求诗向上亲近《风》《雅》，心存宗经意识;而王士祯则好标举“骚雅”，意指以《骚》为趣味，向下建构起其体现其神韵观的诗人谱系，对此钱氏不能苟同。钱氏《秋怀倡和诗序》曰：“夫悲忧穷蹇，蛩吟而虫吊者，今人之秋怀也。悠悠亹亹，畏天而悲人者，退之之秋怀也。求秋怀于退之，而退之之秋怀在焉;求退之于秋怀，而退之在焉。则夫为二子者，自此远矣！退之不云乎：‘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③明清之际，诗坛盛行竞作《秋柳》《秋怀》《秋兴》等同题之作④，钱氏指出，自然景色千古不变，但是笔下诗作，却呈现不同面貌，今人秋怀之诗，不过是楚人宋玉《九辩》之余绪。钱氏主张，要上承韩愈之《秋怀诗》，则为今人指出“宗经”一路;徐 [烟][勃]《笔精》卷之二《风雅》云：“屈宋之文出于风，韩柳之文出于雅。风者，动也;雅者，常也。”⑤从诗作而言，钱氏接近雅，而王氏则偏于风。
钱氏与钟惺为同年，由于钱氏心雄万夫，自视为江南文化泰山北斗，导致他对竟陵派之钟、谭评价甚劣，其《孙子长诗引》云：“本朝吴中之诗，一盛于高、杨，再盛于沈、唐，士多翕清煦鲜，得山川钩锦秀绝之气……迩来吴声不竞，南辱于楚。苍蝇之声，发于蚯蚓之窍，比屋而是。求所谓长江广流，绵绵徐游者，未之有也。”⑥他认为吴中诗歌传统才是正声，而楚声则代表旁门左道，他借鉴《文心雕龙·辨骚》篇之“辨”字，力戒吴声为楚士所误导，此与《历朝诗集》之《丁集第十二》收录之《钟惺小传》所述完全一致，贬斥钟惺作品为“鼠穴”“鬼国”，可谓刻毒入髓之论矣！
比较钱、王，尤需深思者，王士祯诗学从前人继承什么？或者其救弊之矛头何所指？此首先应从其人相近之时代加以考察，明代晚期公安、竟陵曾经势大，然而，至明末已经颇受诟病，王士祯成长于此诗风嬗替背景之中，承袭牧斋，他必须对此作出回应。而在王士祯心内，对几位前辈诗人究竟更倾心于何者，此种辨析有助于后人把握其诗学特征。
王氏所推崇之“骚雅”，其所谓“骚”，实非屈原“虽九死而不悔”的入世情怀，而是《楚辞》及流裔所呈现节候风物，江树海月，暮钟晨鼓，山川人物，总体为一种远离“魏阙之下”，神游“江湖之上”的精神状态。虽其诗学广博，却对曹能始诗风尤为喜爱，甚至超过对钱牧斋的膜拜。可以认为，王士祯“神韵”说一个重要来源，实际上得自曹能始之沾溉。在王士祯笔下，曹能始其人经常出现，而且语气中充满仰慕之情。其《池北偶谈》卷十八《谈艺》八《徐曹诗》，高抬曹能始诗作，几可与李太白媲美;《渔洋诗话》卷上、卷中赞誉曹诗有“神韵天然”之特点;《渔洋诗话》卷上：“闽诗派，自林子羽、高廷礼后，三百年间，前惟郑继之，后惟曹能始，能自见本色耳。”认为曹能始是闽派诗人之殿军，也是明代万历年间诗人之代表，然则在诗歌发展史上，王士祯便自然与此前辈相呼应了。《渔洋诗话》卷下云：“林茂之诗……右皆与曹能始、吴非熊（兆）倡和时作，刻意六朝，未染楚派者也。”①赞美林茂之诗，但这些诗尽是与曹能始、吴非熊倡和之作，也说明曹能始身边一个诗人集结，在楚派煊赫之际，其诗作能另开新局，且上追“六朝”;《带经堂诗话》卷十二《众妙门》四《佳句类》引《香祖笔记》曰：“钟恮初名恬，字叔静，竟陵人，惺之弟也。以诸生终。其诗绝有风骨，不肯染竟陵习气。”②可见其所谓楚派者，主要指钟、谭竟陵派诗风，而克服此派“习气”，王氏特意标举“风骨”一语，其潜台词是说诗歌走出竟陵等恶趣，还得以《文心雕龙》为指南。所谓本色、神韵、自然等赞语，其实也反映在曹氏《文心雕龙》批语之中。
明凌云刻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其眉批除了有杨慎批点外，还有曹学佺评语，上述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七《谈艺七》之《曹能始》曰：“余生甲戍，以辛卯中乡试，乙未中会试，与先生相去一甲子，无不符合。”③在万历中期以后，曹是闽派诗人之代表，王氏一生重要节点均与曹氏相去一甲子，王氏颇以曹氏后身自居，也足见他心仪曹氏。
读书、古法，曹氏认为在诗学中绝对不可轻忽，而突出对学问、传统的研习掌握，也是针对当时人以才气聪明来代替读书、古法而言;闽晋安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云：“闽曹能始先生云：‘作诗如书者、画者、弈者、讴者、击剑者，必藉师承指教，而后当家。若自作聪明，虽极奇别，终是外道。”④讲究诗歌不得率尔为之，主要表达对公安、竟陵派诗风不满。
与钱牧斋诗作要从经史出相较而言，曹能始见解有所区别。而曹氏之所以能受王士祯等人推许，原因是其诗学理论、诗歌创作与神韵一派比较接近。这从曹学佺评《文心雕龙》，特别标举“风”与“自然”，即可以明其原委。前已叙述曹能始评点《文心雕龙》，而曹氏对于《文心雕龙》之关注点，恰好与王惟俭形成对照，他标举“风”为《文心雕龙》文论体系的根源，从曹氏为梅庆生《音注》本所作《文心雕龙序》可以看到，其着眼点几乎全在《文心雕龙》之“下廿五篇”，也就是说《文心雕龙》创作论引起他更大兴趣。曹氏序文谈及：“其《原道》以心，即运思于神也;其《征圣》以情，即《体性》于习也。”刘勰在《原道》《征圣》等篇中强调的是文章在文体、语词等方面受经学之规训，也就是要尊重文章之传统，更多落实于文体论，反对无所依傍之新变;而曹氏则侧重创作主体之灵感兴会与征圣在乎情信，忽略传统和体要，即强调创作主体内在因素，其阐释以己意出之，将之纳入文学创作理论。虽也重视诗歌师承，然与文章“宗经”并非一回事，他更突出作者当下妙悟与情性，刘勰“宗经”思想则被弱化。他所凸显的还是创作主体主观能动精神，即心是道，曹氏思维确有此特点，必然消解刘勰《原道》及其以下“宗经”观念。《曹批》所认同之“风雅”所呈现美学效果与趣味偏于“真”与“醒”，其实比较合乎《庄子》“以天合天”思想，实质上是指通过人心感悟世界万物，从而寻找到最能展现人情物态风神的语词，构成诗歌意境。然则于语词“宗经”便似乎无甚紧要，相反饾饤经史典故，倒可能造成语词与事物本真之“隔”，因此假如诗语用典有碍于抒情状物之“真”与“醒”，即使以“宗经”为标榜，也在删汰之列。故在曹氏看来，“情”与“自然”几乎就代表诗歌本体，如钱谦益虽在对待“真诗”态度方面与曹氏并无二致，但钱氏所秉持诗歌有关涉乎《三百篇》的本体，曹氏见解则有所不同，他认为诗歌之本体不必甘居经史之附庸，即使王士祯也不废诗学“宗经”观念，与钱氏相对照，在诗歌创作中，钱氏“宗经”居于至尊地位，而王氏则认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以及“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宗经”应是隐性的，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诗歌本体则完全独立自足。如是诗学倾向与钱谦益、王惟俭存在分歧，并且作为诗学理论，也体现于钱氏与曹氏诗风的差异之中，钱氏以史家自居，精熟《史》《汉》，推崇杜诗，忧心政局，颇具廊庙之气，充满现实关怀，亦讲究无一字无来历，读其《吴门送福清公还闽》之一云：“都门祖帐蔼如林，却望彤墀泪不禁……”①其忠君老杜影子宛然可见;上述王士祯所激赏的曹学佺《板桥诗》云：“两岸人家映柳条，元晖遗迹草萧萧。曾为一夜清山客，未得无情过板桥。”以及“春光白下无多日，夜月黄河第几湾”，在王氏眼里，其妙处正因为有“神韵天然，不可凑泊”之特点，此亦几乎成为王士祯神韵诗所效法的模式。王氏《分甘余话》之《枫桥绝句》云：“日暮东塘正落潮，孤蓬泊处雨潇潇。疏钟夜火寒山寺，又过吴枫第几桥？”与其说是步韵张继，还不如说颇得曹诗之精髓。
语词经匠心独运组合而成之意象，有时比排比事类更有诗的韵味，能夠引发读者无穷情思。曹氏主张“诗以自然为宗”的审美原则，虽然“自然”在曹氏诗学理论中，仅为“风”之总目下一子目，然而曹氏极端重视“自然”，几可视为曹氏评判诗歌优劣之首要标准。此立中有破，其集矢之的还是要矫正诗坛泥古不化之弊，从诗歌艺术形式以至情感立意，曹氏提倡自然，而且“自然”之重要超乎“宗经”之上，这也证明曹氏与钱氏诗学以及创作理念有所不同。对于曹、钱诗学、诗风差异，王士祯特有会心，在此问题上，王氏无疑左袒曹氏，比如上述王士祯称赞曹氏诗“本色”之美，此与《曹批》强调“真”是同一个意思，语言之本色，便与语词之“宗经”产生些许抵牾。因为表达当下之感悟之诗，有时并不需要炫耀文化积淀，钟嵘《诗品》之所谓“直寻”，已有阐释;《神思》篇之《曹批》云：“文，神物也，故以‘神思先之，上篇神道设教，与之相应。”此确实与王士祯诗歌思想比较接近，可以认为有启王士祯神韵说之先，是王士祯建构“神韵”说一个重要理论来源。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五《群雅集序》云：“昔归愚宗伯订《别裁集》，谓王新城执严沧浪之意，选《唐贤三昧集》，而于少陵鲸鱼碧海或未之及。此宗伯独亲风雅之旨。其实新城但于《三昧集》持此论耳，其裁伪体与宗伯固无歧趣也。近今诗家辈出，选录亦繁，终以宗伯去淫滥以归雅正为正宗。与其出奇标异于古人之外，无宁守此近雅者为不悖于《三百篇》之旨也。”②阮元未免有强为调停之嫌，而姜宸英《〈唐贤三昧集〉序》中则处处为王士祯辩护，并且驳斥钱谦益种种诗学观点③。王士祯毫不避讳服膺严羽，《带经堂诗话》卷六《总集门》三《题识类》记载：“虞山钱先生不喜妙悟之论，公一生病痛正坐此。”④认为诗歌讲求“妙悟”是不二法门，钱氏否定严羽诗论，正反映出钱氏诗学之缺陷，虽然王氏指责语焉不详，但是可以体会到，王氏认为钱氏固执其诗学之本体，因为碍于其政治家与史学家本位，使得钱氏终未达诗学真正本体于一间，即虽能极“宗经”之高明，而于道“虚静”之中庸却有所不逮，于创作心理以及创作技巧之探究明显不够重视，此与钱氏处在与“俗学”紧张对峙之中有关。就如顾亭林“经学即理学”口号一样，他们提倡实学，其实是想借助经学以节裁理学末流的放浪恣睢。钱氏谨于谈论灵感兴会妙悟禅趣，确实缘于不愿与俗学同流合污的狷介心态。而从诗学作为一个整体而论，文源论固然重要，而不涉及创作论则终有偏枯之嫌。因为以《文心雕龙》作参照，除了讲“宗经”“文体论”之外，刘勰推流溯源，源流兼顾，纲目并举，其实对于创作论也十分重视，钱氏却止于“宗经”之说，似乎未能全面地回应刘勰整体文论思想;而讲严羽拈出“妙悟”二字，其于诗歌本体或许尚有距离，但是自诗歌做法角度讲，却正反映出诗歌文体创作特点，舍“妙悟”则诗学难以展开与成立，⑤王氏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王氏《池北偶谈》卷七《谈献三》之《牧斋诗传》批评钱氏“钱宗伯牧斋作《列朝诗传》，本仿《中州集》，欲以庀史，固称淹雅;然持论多私，殊乖公议”。说明对于钱氏之有时不能公允客观地讨论诗学、评价诗人，甚至刚愎自用，王氏早有微词;《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九《外纪门一》之《答问类五》：“沧溟先生论五言，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此定论也。钱牧翁宗伯但截取上一句，以为沧溟罪案，沧溟不受也……”①此一则为李攀龙诗论辩解，另则也体现王氏与钱氏在诗歌发展观念上的差异，钱氏因为警惕“牛乳”之转售而稀释，虽则认为诗歌不必强分初、盛、中、晚，诗歌应有其划一之本体，但一贯固守“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本体状态，难免不能客观公允地评价后代诗歌，会持胶柱鼓瑟、代不如前的文学史观，而王氏诗学更多汲取刘勰“通变”思想，所以在看待诗歌发展问题上，其见解更少意气用事，能够为人所接受。
《文心雕龙》“唯务折衷”，后世诗论家因投身论战，往往矫枉则过正，很难做到刘勰之不偏不颇，王士祯也不例外。由于左袒曹能始诗学思想，祖述严羽《沧浪诗话》“妙悟”说，从一个侧面可以考见，他于阐发文学创作内部规律一派，非常投合，而于紧贴现实、追求功用、谈论政治教化一派，则十分疏远，一言以蔽之，王氏更重视诗歌艺术审美特性，而弱化了诗歌政治功用。其《渔洋诗话》卷中云：“王介甫《唐百家诗》，宋牧仲尚书从常熟毛扆得古本刻之。余阅一过，寄牧仲书云：‘《百家选》古物自可宝惜，然去取大谬……”②王氏列举一些诗人之所以在选唐诗时不可或缺，一则是从唐诗艺术发展着眼，他们均是唐诗诗学演进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对诗歌创作内部规律之探讨，对于诗风之转变，此辈贡献巨大;另则像王右丞、韦苏州等具有超然澹远之禅趣，王氏衷心喜爱。杜甫在诗歌史上已经确立其诗圣的地位，王氏不能不表示尊崇，但是从“神韵”说本质可以体察到，代表庄释禅趣一派诗人，才是王氏诗学之所归趋者。故而，《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九《外纪门一》之《答问类八》评论：“唐人七言律，以李东川、王右丞为正宗，杜工部为大家，刘文房为接武，高廷礼之论确不可易”;其《香祖笔记》也称赞高棅《唐诗品汇》，而钱谦益则对高氏此书极其鄙夷。《四库提要》评价《唐诗品汇》曰：“《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于此。平心而论，唐音之流为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之不绝于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功过并存，不能互掩。后来过毁过誉，皆门户之见，非公论也。”③所见较为公允。高氏扬李白而抑杜甫，可能是钱氏所最不能接受的，但这正代表着高氏踵武严羽诗歌美学趣味，王士祯明确表示高氏之论不容否定，意味着对许多重要诗学理念、诗人作品，王氏以其尊重诗歌创作规律的视角，都和突出“宗经”的钱氏，见解迥然不同，此也说明二氏诗学观存在着严重分歧。《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王考功象春》云：“象春，字季木，新城人。……季木于诗文，傲睨辈流，无所推逊，独心折于文天瑞。两人学问皆以近代为宗，天瑞赠诗曰：‘元美吾兼爱，空同尔独师。其大略也。”④钱氏对季木未能宗经法古，提出规劝，故仅收录其诗三首。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三《阮亭诗序》曰：“阮亭之诗，以淡远为宗，颇与右丞、襄阳、左司为近，而某宗伯为之序，谓其诗：‘文繁理富，衔华佩实。感时之作，恻怆于少陵;言情之什，缠绵于义山。其说与阮亭颇不相似……”⑤可见王、钱诗学渊源固有不同，见解抵啎自然不可避免。
明代前后七子以来，无论复古与反复古各派，难免夹杂意气以自矜，虽然标榜诗要取法开元以上，但六朝诗人经常遭贬斥，而王士祯却从诗歌创作理论技巧角度，对六朝诗歌给予较准确评价，如《渔洋诗话》卷上曰：“福清林古度茂之，萬历中诗人，与曹南宫学佺、钟学宪惺友善……施愚山见之曰：‘吾交林翁久，不知其诗清新俊逸，源奉六朝、初唐如此。”此一则刻画出林古度诗风，另则更体现王士祯审美趣味，而所谓“清新”“俊逸”正是杜甫称赞庾信及鲍照之语，王氏代为拣择，正体现他对刘勰《明诗》篇所肯定“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诗美风格比较近似的审美观，摆脱政治等负累。由此王士祯得以走出道德评判与艺术判断相夹杂的批评思路，从更加纯粹的诗学本体出发，溯源至庄子，自庄子以下，尤其喜爱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司空图以及宋代苏轼、黄庭坚等诗人，诗论则推崇钟嵘、司空图、严羽、徐祯卿诸家，孜孜研究诗歌创作内部规律，相形之下，假设“宗经”说、“文体论”与“创作论”构成刘勰《文心雕龙》整体文论“征鸟之使翼”，那么钱氏、王氏正各执一边，即使二氏并不偏执，二者有交光互影之处，但是其立场却明显存在着矛盾，这由时代政治以及个人性情多方面因素使然，却也反映出由明入清诗学思想的转移。
然而，与钱氏以“佩实”来规范“衔华”稍有不同的是，作为“集诗学大成”的王士祯，却是以“衔华” 为诗学之追求，只是以“佩实”作为知识储备而已，其侧重在于“衔华”，所注重的是符合诗歌这一特殊文体的抒情性与审美性，“佩实”往往在秀句面前只体现为诗外功夫，可见其诗学本体比钱氏更为超然独立，钱、王诗学重心之转移，意味着一个诗学时代的终结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如此诗学立场，竟非常清晰地表露于二氏对于刘勰《文心雕龙》之接受之中，令人对于刘勰文学思想体大虑周深感叹服。
作者简介：汪春泓，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
猜你喜欢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中的审美遗忘思想探析文学教育(2020年8期)2020-09-06浅析《文心雕龙》通变篇鸭绿江·下半月(2020年5期)2020-07-09浅论《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立象尽意”与“天人合一”戏剧之家(2019年25期)2019-10-06浅探《程器》篇创作意图文教资料(2019年36期)2019-04-21论《文心》与《诗品》对曹植、曹丕高下评价差异的原因北方文学(2019年6期)2019-04-01基于《文心雕龙》“六观”说的 文本解读创新时代(2018年8期)2018-11-07浅析《文心雕龙》对《典论·论文》的继承与发展科教导刊·电子版(2017年17期)2017-07-25从文坛大家到碑铭专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6期)2015-12-16《文心雕龙》研究的勃兴读书(1984年5期)1984-0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