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礼德对加的夫语法的基本看法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文章从语言的层次性、语言的元功能、功能句法、自然語言处理及语言认知研究方面系统梳理了韩礼德对加的夫语法的基本观点。总体而言，韩礼德认为加的夫语法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种模式，是对系统功能语言理论的有益补充。具体而言，韩礼德认为加的夫语法在语言层次性和元功能上的不同划分有其特定的研究目的;加的夫语法在功能句法研究和自然语言处理方面成绩斐然;加的夫语法在语言认知研究上更接近当代主流认知科学。
〔关键词〕韩礼德; 加的夫语法; 层次性; 功能句法; 自然语言处理; 认知研究
〔中图分类号〕HO-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1-0033-07
加的夫语法源于Michael Halliday早期的语言理论模式，与其现有的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模型共享相同的基本概念，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从《在系统功能语法内生成句子》[1]一文算起，加的夫语法迄今已有40多年的发展历史，其间以Robin Fawcett为代表的加的夫语法学者，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建构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种认知互动模式，既有理论传承，又自成体系，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2]。自黄国文[3]首次将加的夫语法介绍到国内以来，我国的加的夫语法研究也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史，使得该语法在语言的描写性、生成性和认知性上的优势逐步得以显现，其作为系统功能语言理论的一种“模式”[4-7]“方言”[8]或“语域”[9]的地位得以初步确立。然而总体而言，学界对加的夫语法的理论架构、研究理念和方法的认识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其对汉语本土化研究的适用性也有待加强[10-12]。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要建构者Halliday对加的夫语法的相关论述尤为重要。本文以加的夫语法模式和Halliday模式在某些重要问题和研究理念上的分歧为线索，系统梳理Halliday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加的夫语法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主要涉及语言的层次性、元功能、功能句法、自然语言处理和语言认知研究，以期进一步深化学界对加的夫语法的认识，促进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后Halliday时代学术思想的融合和创新。
一、 语言的层次性
Halliday反对将语言系统作二元区分，认为语言包括语义、词汇语法、音位和语音四个层次，其中语义层和词汇语法层同属语言的内容层，音位层和语音层同属语言的表达层。语言各层次之间为体现关系，即语义层由词汇语法层体现，词汇语法层又由音位层体现等，是一种元冗余关系。受索绪尔关于语言“能指”和“所指”思想的影响，Fawcett认为人类语言的符号系统包括意义和形式两个层次，并呈错综复杂的双向关系[13]36-37。针对Halliday模式对及物性、语气、主位等词汇语法系统在语义和形式上的模糊性，Fawcett 明确将上述系统视为语言的意义潜势，认为其是结构形式的生成基础，并指出任何语义特征都必须在形式上有所体现[13]39[14]57。鉴于意义与形式的双向关系，加的夫语法认为在及物性、主位和语气系统之上再次增加语义层存在一定的冗余性。这种冗余性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语言理论模型可能出现不必要的复杂化，也较难体现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视为意义潜势的系统思想。因此，加的夫语法的“语法”或“词汇语法”包括意义和形式两部分，各部分又包含潜势（potential）和实例（instance）两端，其中实例是从潜势中选择出来的结果。语义特征的系统网络细化语言的意义潜势，体现规则说明语言的形式潜势，它们的结果为一个句法单位及其成分。个体遍历系统网络后的语义特征选择表达式（selection expression）成为体现规则的输入;体现规则生成同一个层次上有丰富标注的树形结构。
对于Fawcett在语言层次性上的不同划分，Halliday[15]411指出“事实上，我们可以像Fawcett那样将语义和词汇语法的界限映射为系统与结构，将系统视为语义，将结构视为词汇语法，但我认为将词汇语法和语义视为系统组织的不同层次更有价值，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它们的界限是不太确定的”。Halliday[16]45-46 再次指出“Fawcett并不把语义和词汇语法视为不同层次，而是将其映射为系统与结构的区别，将语义缩减为更为抽象的语法层面，其视角主要是出于句法考虑”。同时，Halliday[16]45也坦言“虽然词汇语法和语义在理论中被视为不同层次，但在理论应用中我们并不把它们严格区分开来;是否应将语义和词汇语法视为不同的层次一直以来是有争议的”。由此可见，在语言的层次性划分上，Halliday并不反对Fawcett对语言语义和句法形式的层次区分，反而暗示其区分能更好地服务系统功能句法分析和描写，而这正是偏重意义研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所欠缺的。
在Halliday看来，语言是复杂的符号系统，词汇语法作为自我调节范畴系统，是意义的内部组织;而语义作为词汇语法和外部世界的界面，是意义的组织，即人类经验的生态社会环境和人类社会关系。Halliday之所以要区分词汇语法层和语义层，主要是出于语言的整体复杂性考虑，以增强对语言的描写，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用来解释建构于不同系统空间的意义问题，即词汇语法层和语义层的类型性和拓扑性;二是解释语义层和词汇语法层相互交错的不同结构及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交互性的问题;三是处理语法隐喻问题。在Fawcett看来，系统作为语义是通过“体现组成部分”与结构形式相联系的，不存在多种层次的体现关系。因此，在加的夫语法中，语义与“世界知识”是分开的，后者是语言系统之外的“组成部分”，包括“长时记忆”和“短期类型知识”。较Halliday的多层次语言模型，加的夫语法对语言层次的划分要简化和明晰得多，只有单一层次的系统网络和结构形式。Hallliday模式的多层次系统和结构对处理语法隐喻问题提供了较好的解释和分析工具，即语言内容层面的语义和词汇语法区分能更好地将世界知识识解为意义;而对于将语言视为程序的加的夫语法而言，意义和形式必须明晰，以满足“机器语法”检验的需要，语法隐喻问题也可在共时层面通过对语义系统的精密描写而得以消解。因此，Halliday的多层次语言模型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意义的创造性，而加的夫语法则更能满足自然语言生成系统的实现。总之，Halliday对加的夫语法语言层次性的观点表明，加的夫语法对语言语义层和形式层的明确区分，有其特定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出于句法描写上的明晰性需要，有其适用性，并没有偏离系统功能语言理论的本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在句法描写层面的不足。
二、 语言的元功能
众所周知，Halliday将语言的功能高度概括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并从整个功能结构配置对小句的意義进行识解。虽然Halliday对语言的功能性作了高度概括，但在各功能的具体分析上则列出了不止三行的分析方式。比如，他将概念功能进一步分解为经验和逻辑两部分，将人际功能也进一步分为极性、语气、情态等，并将语篇功能分解为主位和信息。Fawcett 指出Halliday高度概括的三大元功能存在一定的误导性，易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小句只存在三种意义[8]171。在Fawcett看来，小句的多种意义并不总由整个小句结构体现，更多的是与小句的某个单一成分相关。Fawcett进而识别了经验、人际、逻辑关系、效度、主位、否定性、情感和信息八股主要意义，各意义分别由不同的系统加以体现。较之Halliday高度概括的三大元功能，加的夫语法实质上是对Halliday模式元功能的细化和延伸。经验和逻辑功能基本对应Halliday模式的概念功能;人际、否定性、效度和情感功能基本对应其人际功能;主位和信息功能基本对应其语篇功能。
针对加的夫语法提出的八股主要意义，Halliday并没有持否定态度。Halliday [17]xvi 指出“对语言的描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不同的理论方法，包括Fawcett等发展的‘加的夫语法”。Halliday & Matthiessen[18]504 在阐述Fawcett对及物性关系过程的不同描写时明确指出“对意义系统的描写没有唯一的‘正确描写”。Matthiessen[4]85也明确指出Fawcett建构的“八股意义”是对Halliday三大元功能的精密化和具体化。从适用性上看，Halliday提出的三大元功能及其从整个功能结构配置对小句的意义进行识解的理论模式，具有理论上的概括性和描写上的便捷性，但也存在如何确认小句部分意义的元功能归属问题，比如Halliday对小句极性意义的元功能归属就有些“摇摆不定”，先是归属于经验意义，而后又归属于人际意义[19]。另外，在Halliday模式中，逻辑功能作为概念元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往往超越小句的意义，对元功能的级阶归属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实，从语言理论模型建构上看，将语言分为“三大元功能”或分为“八股意义”并非一个孰是孰非的重要理论问题，主要看其适用性，因为它们都体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所坚持的“多功能性”原则。
事实上，小句的多股意义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将其归于不同的元功能之下往往是出于理论建构的目的需要。加的夫语法对语言元功能的新解，即将三大元功能拓展为八股主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从小句的整个功能结构对意义进行识解的束缚，并提升了逻辑、效度、情态、否定性等意义的重要性和同等性，明确了其在不同系统的选择性问题，充分体现了小句在语义和形式上的相互依赖性，更有利于一体化句法结构的描写。因此，从Halliday和Matthiessen对加的夫语法八股主要意义的观点看，他们从精密阶视角对加的夫语法在语言元功能上的细化和延伸进行了肯定。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加的夫语法在语言元功能上的研究对丰富系统功能语言理论的互补性。正如Halliday & Fawcett[20]10所指出“系统功能视角下的语言研究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允许同一框架下的不同研究者成长，进而发展新的思想，实现理论创新”。
可见，加的夫语法的“八股意义”细化和拓展了Halliday的元功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对某些功能的元功能归属问题的争论。
三、 功能句法研究
加的夫语法在注重语言意义描写的同时，特别注重句法形式的描写，并对Halliday模式的语法范畴和语法关系作了较大程度的修正。加的夫语法摈弃（至少弱化）了Halliday模式的级阶概念，并提出了单位、成分和词项三个主要句法范畴，以及重合、组成、说明和填充四种句法关系。单位指单位的类别，英语的主要句法单位包括小句、介词词组、名词词组、数量词组和性状词组，同时包括两类次一级单位，即属格字符串和人名字符串。成分即结构成分，是单位的直接组成部分，主要以功能进行定义。词项包括词和词素，可直接说明小句的成分。重合指某成分和其他成分叠合在一起的关系，比如主语和施动者的重合。组成指某个单位及其成分之间的部分和整体关系。说明指某个单位成分和词项的体现关系。填充是指一个单位充当另一单位的成分的关系，比如主语除主要由名词词组填充外，还可以由小句填充。与Halliday从整个功能结构分析小句的多种功能不同，加的夫语法在成分重合和盖然率思想指导下采用一体化的句法结构来描写语言的形式，认为一个句法结构成分可能重合多种功能。比如，语气意义在句法结构上由主语和操作语体现，及物性结构通常由主语、主要动词和（或）补语体现;主位意义主要由主语主位、强势主位和标记性参与者角色主位体现。加的夫语法这种一体化的句法呈现方式，充分显示出小句语义和形式的相互依赖性。
对加的夫语法在系统功能句法上的理论体系建构，Halliday[15]403指出“聚合表征使语法摆脱了结构的制约;但结构（很明显）也是需要解释的;正如Fawcett所忧虑的那样‘人们在画系统网络时通常忽略结构描写”。Halliday[16]46进一步指出“Fawcett的视角主要是出于句法考虑”。可见，由于Halliday把研究的焦点放在意义上，小句的形式特征通常被限定到最少数量，句法形式也不是Halliday所关注的首要问题。由于“句法”一词外延较窄，同时具有一定的“形式语言学”特征，Halliday也较少使用“句法”这一术语。但从Halliday的评论看，虽然意义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关注的焦点，但语言的结构形式仍然是需要解释的，二者不可偏废。
从上述Halliday对加的夫语法在功能句法研究上的评论可见，Halliday并没有否认加的夫语法在句法结构形式上的探索对系统功能语言理论的贡献，反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功能句法研究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史看，其在语言的句法结构层面一直缺乏较为统一的解释，而是倾向于采用不同的功能结构解释小句的多功能性。如前所述，事实上小句的多功能性并非总由小句的整个功能结构加以体现。加的夫语法弱化Halliday模式的级阶概念，摈弃动词词组，并提出了主动词延长成分、不定式成分、助动词延长成分以及程式成分，强化了小句单一成分的功能性特征，扩大了词汇语法的描写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小句不同功能结构之间的相互映射问题。可见，加的夫语法的一体化句法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明晰了意义和形式的体现关系。这种明晰性使得该语法不仅被成功地运用到自然语言处理上，而且也为语篇分析，特别是句法分析，提供了相对简便的操作程序[21]。近年来，加的夫语法在功能句法上的贡献逐渐被系统功能学者所广泛认同，比如黄国文认为加的夫语法的主要创新点在于试图改进或修订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的“词汇语法”部分[5]。何伟、张敬源则认为加的夫系统功能语法模式主要在于探讨功能句法的理解和生成[7]。事实上，功能句法研究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正在兴起，并不断深入，取得了较多的优秀成果，如He[22-24]、何伟等[10-11]、Xiang & Liu[25]、邓仁华[12]等。Halliday对加的夫语法在语言结构层面的充分肯定表明，功能句法研究不仅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亟待加强的重要研究领域。
四、 自然语言处理
系统功能语言学既是普通语言学又是适用语言学[26-27]，它一直强调将语言的实际运用作为其理论发展的重要资源，以解决相关实际问题。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诸多语法模式被运用到计算语言研究。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Henrici和Winograd就运用系统语法在计算语言上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受Winograd[28] 的影响，加的夫语法一直致力于建构一种语言生成和理解的计算机模式，使自然语言的整个语法系统通过计算机进行检验。COMMUNAL项目的启动使得自然语言生成成为加的夫语法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以建立一个自然语言的人机智能对话系统。经过多年的发展，加的夫语法一度建构了一个自然语言生成的复杂的计算机模式，即一种机器语法;其庞大的系统网络表征，不仅被应用到英语上，而且被应用到日语、汉语、德语、法语等语言。
针对加的夫语法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成就，Halliday有如下评论。Halliday认为加的夫语法建构的生成语法是“以计算机形式存在的最大语法之一”[15]417[29] F38[30]241，并指出“Fawcett及其同事发展了一种强大的系统网络表征”。Halliday[16]43[31]199进一步指出“PENMAN项目和COMMUNAL项目都是围绕系统网络而建構的十分强大的系统功能语法，这两大项目使得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接下来的语言科技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将继续活跃下去;这些项目标志着系统功能语言理论在基于计算机的语言研究上进入了新的阶段，计算机扩展了我们关于语言的知识”。在论及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对语言理论建构的影响时，Halliday[16]139指出“Fawcett和Matthiessen使用不同的系统描述来实现其具有一定区别的特定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系统网络的视域，使其成为全面的词汇语法理论模式”。从这里可以看出，Halliday对加的夫语法使用不同的理论模式所建构的自然语言生成模式持高度赞扬态度。虽然加的夫语法的语篇生成模式与PENMAN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的语法设计在理论原则上是一样的，即都是建立在系统功能语法框架之下。
加的夫语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意义的计算机语法[5]，其将语言视为一种严密的计算机程序，这种程序必须经过计算机检验得以运行。在Fawcett看来，自然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动态关系，必须把语言置于更广阔的互动大脑模型之内，即必须把语言的“核心”模式和人类大脑的其它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互动中的语言使用模式、语义变体等链接起来。因此，加的夫语法的语言及其使用模型是一个具有严密程序的认知互动模型，具有自然语言处理上的适用性。在自然语言处理中，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必须形式化和算法化，以使基于计算机的语言生成或理解成为可能。加的夫语法在自然语言处理上同样遵循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原则，不仅特别注重语义系统网络的精密描写，同时也充分关注语言形式的明晰化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加的夫语法既关注理论生成，也注重语篇描写，具有理论生成和语篇描写的统一性。综上，Halliday的观点表明，加的夫语法为系统功能语言理论在计算语言学上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其建构的基于计算机的系统功能句法模式和英语语法描写方法也为系统功能语言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洞察力。
五、 语言认知研究
随着语言学研究中认知范式的兴起，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认知”的基本观点一度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方面。学界一般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不太关注认知，这种论断其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胡壮麟的研究表明，系统功能语言学早在1967年就对及物性和认知作了较为精辟的论述，即Halliday认为及物性就是认知内容选择的集合，是对外部经验的语言表达[32]。在Halliday看来，认知指的不是思维而是意义，世界知识也并非被识解为知识而是意义，人们通过语言来解释认知[18]1-18。Halliday这种把语言作为社会符号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取向，倾向于将认知视为语言科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将语言视为认知科学的一部分。可见，认知语言学从语言外部来探讨语言意义的方法，并不被Halliday所认同，他更倾向于将认知看作语言的一种形式。受当代认知科学的影响，Fawcett 认为语言研究中的社会学方法和认知方法具有兼容性[1，13]，于是他倾向于采用整体论方法，尝试构建一种互动大脑模式，努力将个体认知和社会文化进行整合，即一种“认知系统功能语法”。因此，加的夫语法更加强调个体认知在选择上的主观能动性，更加凸显互动大脑对个体选择的影响，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种认知互动模式，与Halliday的社会文化模式有着较强的互补性。
针对加的夫语法这种认知互动模式，Halliday & Matthiessen[18] 428-429指出“Fawcett开创了‘互动大脑的认知模式，其采用的方法与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相似的，即都在内容层识解过程配置的经验系统”，并进一步指出“Fawcett的理论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比我们的模式更接近主流认知科学，但仍然是系统功能模式;换句话说，他的模式也是基于相同的系统功能理论框架”。由此可见，在Halliday和Matthiessen看来，加的夫语法虽然在认知研究上采用不同的理论模式，与当今主流认知科学较为接近，但其基本架构仍然是系统功能语言理论。事实上，Halliday[33]221也坦承其将认知视为语言科学的一部分的观点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为所有系统功能学者所接受，但系统功能学者都普遍认为只要语法理论足够强了，所谓的推理、会话含意、言语行为、意图等语用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也就是说，认知问题可以通过语言得以诠释。
认知学界普遍认为，语言必须依赖大脑的潜在系统（比如“世界知识”）和潜在过程（比如“推理”）得以阐释，但Halliday认为知识和信念系统以及认知过程都是依赖于语言的，其理据也往往是语言理据。因此，在Halliday看来，语言是理解世界知识和认知过程的有效工具，认知是语言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Fawcett看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性需要与个体认知进行互补，以增强其对人际交往本质的认识，即Halliday意义上的“能表”实质上是发话者“能表”[13]56，因为“选择”并非系统网络本身的选择，语法也非“选择”的实体。作为一种认知互动的语言理论模型，加的夫语法既强调语言的社会属性也强调语言的认知（心理）属性，认为如何计划和执行语篇需要作充分的模拟[13]19，因此加的夫语法包括大量的“计划器”（planner），如语篇结构计划器、微计划器、句子生成器、言语整合器等。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加的夫语法采用不同的路径来阐释认知，在将语言视为社会过程的同时，更加注重个体通过社会意义行为的主体间性进行解释，将认知研究的重点与词汇语法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个体认知和社会互动的融合性。Halliday对加的夫语法在认知研究上的观点表明，加的夫语法的认知研究更接近当代主流认知科学，但仍然属于系统功能语言模式。这种“认知”模式，既强调社会意义的主体间性，又强调个体选择的功能，将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拓展到主流认知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和视角。
六、 结 语
本文从语言的层次性、语言的元功能、功能句法研究、自然语言处理和语言认知研究方面梳理了Halliday对加的夫语法的基本观点。Halliday的观点表明，加的夫语法既可视为系统功能语言理论的“方言”也可视为系统功能语言理论的“语域”[33]268[34]。作为“方言”，它建构了认识互动的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模型，具有理论生成和语篇描写的统一性;作为“语域”，它重点对语法形式作了全面充分的功能性阐释，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Halliday & Fawcett[20]2共同所认为的那样“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所取得的进步不是来自相互攻击，而是来自相互间的合作——站在彼此的肩膀上”。Fawcett曾在多种场合致谢Halliday对其理论发展的影响[8]8-10，Halliday也多次阐明Fawcett所建构的加的夫语法对系统功能理论的发展[15]13[33]438。加的夫语法源于Halliday早期的系统功能语言理论，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传统描写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和语用学的合理营养，特别是从计算语言学中汲取了灵感，进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研究范式，即个体认知与社会互动的融合性、形式和意义的双向性以及理论生成与语篇描写的统一性。这种语言研究范式简化和拓展了Halliday早期的语言研究思想，做到了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与现有的Halliday模式具有很强的互补性[35]。正如Matthiessen[36]所言，“Halliday和Fawcett都致力于理论建构和全面的词汇语法描写，其对语言研究的洞察力和价值是开创性的”。作为“方言”或“语域”，加的夫语法的理论架构及其研究方法有其特定的目的，其必将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其他模式一道，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动后Halliday时代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义研究、句法研究和适用性研究，彰显系统功能语言理论的包容性和强大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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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iday on the Cardiff Grammar
XIANG Daju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
Hallidays view on the Cardiff Gramma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cerns among scholars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Hallidays view on the Cardiff Grammar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linguistic stratification， the metafunction of language， functional syntax，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cognitive research. The study shows that generally Halliday regards the Cardiff Grammar as a model within the same systemicfunctional framework， which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general theory. Specifically， for Halliday the stratificational and metafunctional differences maintained in the Cardiff Grammar have its own particular objectives to serve， the Cardiff Grammar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in functional syntax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the Cardiff Grammars cognitive model is closer to mainstream cognitive science.
Key words：
Halliday; Cardiff Grammar; stratification; functional syntax;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cognitive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