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韵婷 张日新 姚婷
摘要：[目的/意义]当前实践中高校智库普遍存在成长困局，但学界针对智库影响力驱动因素的研究还比较缺失，高校智库如何通过成长策略提升影响力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方法/过程]基于组织生命周期理论，利用2017年《CTTI智库报告》披露的数据信息，实证分析了不同成长阶段下资源投入对高校智库影响力的作用机制。[结果/结论]资源投入有利于提升智库影响力；
智库资源和初创期、成长期高校智库影响力正相关，但与成熟期高校智库影响力不相关；
是否“211工程”高校对智库影响力作用显著，但这一关系仅存在于智库初创期。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成长阶段 资源投入 智库影响力
分类号：C931.5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0.06.02
1 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智库建设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新一轮智库建设热潮中，高校智库数量成倍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四大智库类型之一，在國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高校智库成长局限性也日趋明显，表现为高校智库所发挥的资政启民的作用与高校作为社会“轴心组织”的地位极不相称[1-2]，如何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实践过程中，国内一些初创的高校智库能够在激烈的智库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如2014年成立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和2016年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两家智库在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在《CTTI智库报告》全国高校智库综合评分排名占据前25名。如此看来，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基于成长视角对高校智库影响力驱动因素的研究，所获得成果或许比单纯关注智库投入产出更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和实际价值。
2 文献综述
国内学界针对高校智库影响力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其一是对高校智库影响力内涵界定及评价研究。有学者继承国外智库理论成果，主张从学术、决策、公众[3]、同行影响力[4]及国际影响力[5]等多维度衡量高校智库影响力。另一些学者基于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特点，建议从学术和决策两个方面对高校智库影响力进行评价[6]。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考虑中国情境下“调查研究”工作对政策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把“调研考察”纳入智库影响力表现[7]。基于国内智库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习惯，以及高校智库习惯低调的特点[8]，本文借鉴狭义的高校智库影响力的定义，从“智库成果”和“智库活动”两个维度进行测量。
其二是对高校智库影响力影响因素的研究。智库外部的一些影响因素，如地方政府支持[9]、智库间协同发展[10]已经被广泛讨论。近年来，智库内部的影响因素也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内部影响因素根据其研究视角不同可以进一步划分为静态和动态影响因素两类：关于静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健全完善的人才机制和多渠道的资金筹集方式对国外一流高校智库成长至关重要。与国外高校智库不同，由于国内多数高校智库隶属于高校，不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在资源获取上存在诸多困难，具体表现为依靠政府拨款获取资金，专职行政人员缺位[11]，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传递渠道不通畅[12]等方面。因此，资源投入是国内高校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和调研活动的重要前提。关于动态影响因素，有学者开始关注智库成长阶段对智库成长的影响。张日新、杨松青等基于国内人文社科智库数据的实证发现智库成立时间长短对其学术影响力有显著影响[6]。综上，现有研究尚未打开如何提升高校智库影响力的“黑箱”，而且由于国内智库数据公开范围非常有限，现有研究多为定性研究[13]，基于全国范围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
鉴于此，基于组织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背景下，以《CTTI智库报告（2017）》公布的国内高校智库作为样本，从动态成长视角探讨高校智库影响力的驱动机制。组织生命周期理论提出，随着智库不断发展，智库会自然而然地经历初创、成长、成熟等阶段[14]，智库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规律，针对自身状态采取相应的管理决策才有可能避免迈入官僚化和消亡的衰退阶段。本文实证分析的不同成长阶段下资源投入对高校智库影响力的影响机制，可以为“双一流”背景下高校智库资源投入策略的制定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样本来源于《CTTI智库报告（2017）》里两个高校智库排名榜，“MRPA测评综合评分排名”和“MRPA测评资源总效能评分排名”。剔除重复样本后，得到125家高校智库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所属省域方面，江苏省22家（17.6%）、北京市19家（15.2%）、上海市13家（10.4%）、湖北省12家（9.6%）、天津市10家（8%），其余地区49家（39.2%）。学校类型方面，“211工程”高校84家（67.2%），非“211工程”高校41家（32.8%）。需要说明，因为本文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8年5月出版的《CTTI智库报告（2017）》，而国家提出“双一流”高校建设是在2017年8月，样本中建成的智库基本上都是在2017年及此前建立起来的，为了保证数据逻辑的一致性，仍沿用“211工程”高校作为学校类别的划分标准。
3.2 变量测量
针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点，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设计了一个MRPA测评体系，使用德尔菲法对指标进行赋值，从治理结构（M）、智库资源（R）、智库成果（P）、智库活动（A）4方面对CTTI来源智库进行测评。基于数据系统性、权威性和可复制原则，本研究引用MRPA的测评结果，对不同成长阶段的资源投入与智库影响力关系进行探讨。各变量测量如下。
自变量。“资源投入”（R）。组织资源一般包括人、财、物、技术4个方面，本文从研究人员数、行政人员数、网络资源、年度预算4个维度对高校智库的资源投入进行测量。资源投入得分对应MRPA测评中的R值。
因变量。“智库影响力”（E）。根据本研究对高校智库影响力的定义，高校智库影响力由智库成果和智库活动两方面进行测量，智库成果包括单篇内参（无论是否被批示）、被批示内参、主办/承办期刊、正式出版图书、研究报告、《人民日报》理论版等报纸发表文章、论文、纵向项目、横向项目等9个二级指标。智库活动则包括会议、培训、调研考察这3个二级指标。样本智库影响力得分 = P值+ A值。
调节变量。成长阶段（T）。依据组织生命周期理论，结合中国高校智库的组织变迁过程[17]和智库成立时间长短将智库样本划分为3组。“0”=成熟期智库，即1999年以前成立智库；
“1”=成长期智库，即1999年至2003年间建立的智库；
“2”=初创期智库，即2003年及以后建立的智库。
控制变量。本研究控制了被试的学校类型（K）。其中，对学校类型进行虚拟变量处理：“0”=非“211工程”高校智库；
“1”=“211工程”高校智库。
3.3 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资源投入对智库影响力的作用，本文建立了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Ei表示高校智库影响，K是学校类型，R为智库资源，αi为模型的常数项，β为自变量的系数，εi为相互独立的随机误差项，满足零均值、同方差。关于成长阶段的影响，把样本划分为成熟期、成长期和初创期3个研究区间，分别进行以上回归，以检验高校智库不同发展阶段是否对智库资源效用有显著的影响。
4 实证分析
4.1 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对全样本高校智库的背景特征进行考察，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高校智库资源投入的中位数为214.00，低于平均值307.02，同时，资源投入指数高于平均水平的高校智库仅有37家，占研究样本的29.6%，这表明部分高校智库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大部分高校智库的资源水平不高。同理，仅有31家高校智库影响力高于平均水平，占全样本的24.8%，表明有部分智库拥有较高的影响力，但绝大多数高校智库影响力较低。
进一步根据智库成立时间把样本分成3个子样本，分别对成熟期、成长期和初创期智库的资源投入和影响力特征进行考察，所得结果如表2所示。从资源投入角度看，只有成长期智库获得的资源高于平均值（359.33>307.02）；
在智库影响力方面，成熟期智库（973.12>900.37）和成长期（998.63>900.37）智库影响力均高于平均值。
4.2 资源投入与智库影响力
首先，采用单因素方差（ANOVA）探索不同学校类型在资源投入和智库影响力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学校类型在资源投入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F =1.403，p>0.1），在智库影响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F =6.106，p<0.05）。为确保后续模型合理性，需要对学校类型进行控制变量处理。
然后，模型中的主要变量进行相关分析以检验各变量相关关系是否与研究预测的趋势相符合，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给出的结果看，资源投入与智库成果（r =0.558，p<0.01）、智库活动（r=0.446，p<0.01）及智库影响力（r =0.564，p<0.01）正相关。同时，智库影响力与智库成果（r = 0.977，p<0.01）、智库活动（r =0.824，p<0.01）正相关。
最后，为检验高校智库资源投入对智库影响力的作用，将资源投入作为自变量，智库影响力、智库成果和智库活动分别作为因变量，构建M1—M4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在M2中资源投入对智库影响力的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513，p<0.001）。进一步分析发现，资源投入对智库影响力的两个维度智库成果（β = 0.513，p<0.001）、智库活动（β=0.385，p<0.001）均有显著正向作用。
4.3 成长阶段的调节作用
分别建立“成熟期”“成长期”和“初创期”3个阶段的层级回归模型。由于成熟期样本智库均来自211高校，所以这一阶段的模型并未把“学校类型”作为控制变量。3个子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汇总于表5。对比回归结果可知：对于成熟期智库，资源投入和智库影响力的回归系数不显著（β=0.175，p>0.1）；
资源投入对成长期智库影响力（β=0.596，p<0.001）和初创期智库的影响力（β=0.471，p<0.01）显著正相关，而且资源投入对成长期智库的正向作用更顯著（β=0.596>0.471）。总的而言，成长阶段在资源投入与智库影响力中起调节作用。
在控制变量方面，表5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学校类型与智库影响力显著相关（β=0.159，p<0.05），这表示若高校智库所属高校为“211工程”高校，其影响力会显著高于非“211工程”的高校智库。但分阶段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这一关系局限于初创期智库样本（β=0.298，p<0.05），对于成长期和成熟期智库而言，这关系并不显著。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新型高校智库成为中国新一轮智库体系建设浪潮中的中坚力量。本研究梳理了新型高校智库以及组织生命周期理论相关研究，构建了成长阶段、资源投入和智库影响力研究模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有部分智库拥有较高的影响力，但大多数高校智库影响力较低。这与陈燕、夏人青等[16]的研究结论一致，均体现了我国高校智库发展的不均衡。
其次，资源投入对智库影响力具有正向的预测效果，这体现了现阶段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资源支持的重要性。发达国家教育智库一直高度重视资源投入，使智库得以保持持续的竞争能力，对国内高校智库而言，坚持较高的资源投入对智库影响力的提升也起到了显著作用。
再次，在不同成长阶段下，智库资源投入对其影响力作用存在差异。实证数据结果表明：智库资源和初创期、成长期高校智库影响力正相关，资源投入对成长期智库的正向作用更显著，但资源投入与成熟期高校智库影响力不相关。这表明，高校智库在管理特征上和非智库组织具有一定共性，智库的组织正规化随着时间推移增强[17]，资源投入与智库影响力的正相关关系也随着智库成长而得到加强。而当高校智库进入成熟期后，资源投入和高校智库影响力不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成熟期样本智库影响力表现分化严重，一部分智库进入成熟期阶段，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另一部分智库进入了衰退期。对于处于成熟期的高校智库，随着智库活动逐渐深入，单纯的资源数量增加无法满足智库日益扩大的知识资源和资产资源的需求，智库必须开拓更具有异质性与多样化的资源以匹配新的资源需求，所以实证研究中关于资源数量与影响力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对于处于衰退期的高校智库，管理规范程度相对较弱[18]，同样导致这些高校智库资源投入对影响力作用也不显著。
最后，是否“211工程”高校对高校智库影响力作用显著，但这一关系仅存在于智库初创期。在智库初创时期，若智库所属高校为“211工程”高校，则高校智库天然就具备比较显著的品牌优势，加上“211工程”高校拥有深厚学科积累和相对完善的数据库建设，其智库成果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智库活动也具备一定的号召力。随着高校智库进入成长期，既定的品牌优势减弱，高校智库必须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对投入智库的资源进行管理创新，提高资源效率，才能有效产出高质量的智库产品，进而提升智库影响力。
5.2 管理启示
生命周期理论有一个重要的认知，即“成长期和成熟期组织可以称得上成功，而进入衰退期组织则意味失败”[19]。本文的实证数据表明，国内有部分处于成熟期的高校智库已经呈现了衰退状态。在既定的外部制度环境下，高校智库要想摆脱衰退，需要在其成长过程中找到一些有效的组织干预手段。如，增强资源获取能力，掌握智库资源需求规律，对不同发展期自身不同的资源需求进行合理而科学的预判[20]；
增强资源管理能力，重视资源的质量，注重高端人才引入、多元化资金来源保障以及显性程度高的网络门户建设，储备的稀缺而有价值的资源帮助智库获得可持续发展；
结合组织具备的优势和劣势，采取差异化战略定位和多元化建设路径[21]。
本文研究结论对智库管理部门也有一定启示。第一，需要加大高校智库资源投入强度。鉴于资源投入是提升高校智库影响力的一个关键因素，近十几年来，我国在智库建设方面的投入也不断提高，但整体资源水平仍然很低，而且智库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为了使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建议结合“双一流”建设的原则“坚持竞争开放、动态调整，打破身份固化，强化绩效激励”，资源需要适当向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高校智库倾斜，对于常年处于衰退期的智库适宜采取淘汰制度。第二，以政策引导高校智库完善内部管理结构，建立与其成长阶段相适应的管理机制，引领管理创新，切实推动高校智库资源效率的提高。第三，智库人才培育制度创新。由于国内普遍缺乏国外智库“旋转门”，导致熟悉政府部门决策机制的高校研究人员相对稀缺，而且国内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仍旧以学术成果为主要考核指标，所以高校研究人员普遍缺乏洞悉社会问题的敏锐性，但智库人员与政府间的正式沟通、非正式沟通以及信任程度对智库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由此，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通过搭建高校智库人才平台，为各领域智库专家与政府部门可以自由平等地开展交流合作提供机会。
5.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囿于国内智库数据资源来源的有限性，本文结合资源基础观和生命周期理论对高校智库影响力驱动因素的探索只是初步尝试，旨在明晰智库影响力提高的方向。未来研究至少能从3方面进行深入：在研究内容上，本文采用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指标——“成立时间”，对高校智库成长阶段进行划分，尽管研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因为数据限制，研究成果并未经过稳定性检验，所以未来的研究需要总结不同成长阶段的智库特征，通过综合性指标对智库成长阶段进行合理测定，进而更加科学地分析成长阶段的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后续研究可以采用案例研究和序列数据分析等方法，对高校智库成长进行纵向跟踪，以排除截面数据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研究对象上，未来需要進一步增加样本数量，扩大样本覆盖范围，进一步检验本实证结果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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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李韵婷：确定文章架构，撰写文章初稿，文章主要执笔者；
张日新：查找文献，参与文章讨论，参与文章校对；
姚婷：数据处理，参与文章校对。
New University Think Tanks：
Growth Stage， Resource Input and Influence
Li Yunting1，2 Zhang Rixin1 Yao Ting3
1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2Guangdong Urban and Rural Societal Risk and Emergency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Guangzhou 510642 3Guang Dong Eco-Engineering Polytechnic， Guangzhou 51052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the wisdom inventor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growing in dire straits， but the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ink tank influence in academic circles is still relatively lacking. How to improve the influence of university think tanks through appropriate resource strategies becomes a real problem to be solved urgently.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 life cycle theory and the data information in 2017 CTTI Think Tank Report， this paper t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resource investment on university think tanks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Result/conclusion] Resource input and think tank influence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ink tank resource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growth period， but they are not relat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mature ones. Whether the 211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but this relationship exists only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ink tanks.
Keywords：
new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rowth stage resource input influence of think t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