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
时隔五年再回老家，听说今年村里有四个孩子考上了大学，三个都上了一本线。乡亲们谈起的时候，说是我起的“模范带头作用”——二十多年前，我成为村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不过那时大家的普遍反应是：“又不包分配，读大学干什么呢？”
现在人们不再问“读大学有什么用”，或“历史系毕业能干什么”，而是相信读大学就是好事发生了。这当然不是我的“模范带头作用”，而是环境变了。
我的家乡在河南郸城。在我高中毕业后，这里崛起了一所著名高中：郸城一高。今年这所高中考上北大、清华32人（去年是40人），一本线上线3700人，绝大多数考生都是本地的。当年我高考的时候，全县三所高中的考生加起来也才一千多人。
一高就像河北的衡水中学一样，声名鹊起，也争议频频。但是在这个县城，它是神一般的存在。在县委或者人大的会议上，地方领导会高声念出一高的成绩单，收获全场最响亮的掌声。
这次回家我无比清晰地感知到这一点。跑步时路过烧烤摊，在酒店电梯里，都听到人们在谈论高考。
郸城几乎是河南最落后的一个县，没有矿产，也没有像样的企业，既不在高铁线上，连高速出口也没有一个，在与隔壁县的各种竞争中总是处于下风。
中国女排夺冠后，人们蜂拥而至，来到朱婷的老家，才发现这里有多穷，因为当时连柏油路都没有。朱婷跟我同在郸城县秋渠乡，距我家所在村庄两千米。事实上我和她都先后在乡一中就读，破败的乡村中学，连排球场都没有。
在这片土地上，崛起一个“高考工厂”，多少有点匪夷所思。我读高中的时候，老师们还在到处打听黄冈密卷，每年考不上几个人，几年后，郸城一高仿佛突然掌握了什么秘籍，高考成绩突飞猛进。其实所谓的秘籍，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无非是大城市人们耳熟能详又多少有点不屑的那些内容，如“早上5點起来跑步”“军事化管理”“生活精确到分钟”……衡水中学和郸城一高，都没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可能是这片土地更穷。最终，县城形成了独特的“高中经济”，房价飙升。在周口市，郸城县可能是最落后的，房价却是数一数二的，以至于在县城听到人们像大城市居民一样在讨论限购：“以后户口不在本县，可能就不能读一高了。”
这个小县城至少有二三十家规模不等的私立初中，从全县吸纳着上进的儿童。乡镇上已经没有像样的初中了，我老家秋渠乡的公办小学几乎没人读了，人们宁愿把孩子送到收费的私立小学。这样的故事，本应该发生在大城市的“中产精英家庭”里，却在偏僻的小乡村出现了。
就这样，整个郸城县社会都围绕高考重组了。升学宴成为人际来往最重要的场合，乡村干部在统计考生的分数和大学，据说每个人多少都有点补助。孩子读书考大学，似乎正在成为这个县人们生活的中心。
一位当初从县城考上北大的朋友反问我：“这不是好事吗？”是的，我现在认为这是好事。
读初中时，我有一次在酷热的田野里中暑了，父亲把我挪到有风的地方，说了一句：“考上大学，以后办公室就有风扇啦。”
如今这些孩子和当年的我并没有什么不同，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命运的残酷，他们也一定和我当年一样，是寂寞而狂热的。在人们感叹乡村只剩留守老人的时候，至少在这个小县城里，随处可见的是青春的爱拼的力量。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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