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古典文献，包括清朝灭亡之前的所有文献，这些文献记录了浩浩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如何正确面对和利用这些先人留下的寶贵财富，是当今学人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利用遗留的文献来追溯已经逝去的历史事实，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为我们做了一个好示范，利用很多种文献，傅先生探究唐代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优势与弊病以及科举与文学的相互影响。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献 《唐代科举与文学》 利用文献
《唐代科举与文学》是傅璇琮先生于1984年完成，1986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十七万字的大作。关于此书的创作缘起与创作目的，傅先生在初版序与重印题记里已交代得很清楚，简言之是在写就了几部严肃的研究著作之后，想写一部“稍具文采、略带感情的轻松之作”，旨在“通过科举来展示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以进而探索唐代文学历史文化风貌”。读毕此书，不得不对老辈学人做学问的态度与功力肃然起敬。傅先生虽自称此书是“轻松之作”，但绝不是随意写就的，通过阅读就知道，里面严谨的考证是随处可见的，所下的任何一个结论乃至推测，都采用了不止一种文献来证明，或正史或诗文又或者是野史杂说。虽然此书出版年代已久，随着时代发展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但通过阅读这本在唐代科举研究方面的开山之作，笔者获得不少有关文献利用方面的知识，于此略谈一二，也希望能通过回顾经典来向学术大家致敬。
一、根据研究课题确定可利用文献方向
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之多是毋庸讳言的，除了为世人熟知的“二十四史”、《论语》《孟子》外，涵盖古代社会的思想文化、军事政治、社会传统的文献数不胜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联合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共二十六册，著录古籍近二十万种。把所有文献都读完，对于有限的生命来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就算读完，也并不是所有文献都能用到。因此，要想在繁复的文献中找到自己研究所需要的，就必须根据研究课题来查找可利用的文献，这样才不至于耗费过多时间做无用功，省去许多翻检之劳——有目的地查找往往事半功倍。傅璇琮先生在本书第一章《材料叙说；
唐登科记考索》中提到，要研究唐代科举，首要的材料自然是本朝有关科举的记录，而不是有关于兵役制度或田亩制度或者其他的什么，这里就首先确定了大范围：有关科举和科举制度的资料。其次，中国的历史是延续的，文化也不是间断的，这就意味着，后代的有些制度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不包括五代十国，宋是继唐而立的第一个稳固的封建政权，因此，《宋会要辑稿》中的有关宋代科举制的记录能为研究唐代科举提供不少有效信息。最后，傅先生在行文中表达的一个意思，如当代无具体记载，可利用后代对唐代科举的有关记录。唐、宋两朝的登科记现都已不可见，但是宋朝编著的《新唐书》《旧唐书》里都有许多对唐代科举制度的介绍，另外清朝徐松的《登科记考》对唐代科举的记录也十分翔实，虽然距唐朝甚远，但却不能因此而否认其真实性。
二、依据多种文献进行对比考证
上述还只是确定了可利用文献的大致范围，即既可使用本朝史料文献，又可利用后代以及后代学者研究整理的文献，当然，这些文献都是有关唐朝科举制度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在确定文献可信度的前提下，可以对其加以利用。这里要谈的是除了对科举制度的记载，还可以根据其他文献资料进行一个对比的考证。
首先的文献资料便是诗文，唐代是诗的国度，诗歌之多与质量之高都是让人叹服的。唐代诗歌体裁的扩大已达到了“无事不可入诗”的程度。科举作为对当时读书人的一生影响至大乃至最大的活动，没有理由不进入诗人作诗的范围。因此，傅先生此书随处都可见到对唐代有名或者无名诗人诗歌的引用。如在第四章《举子到京后活动概说》探究礼部试究竟是在白天还是夜间时，除了用到宋代以博学闻名的洪迈之《容斋随笔》、北宋人王辟之《渑池淹谈录》里的记录外，还根据白居易《早送举人入试》诗中之“夙驾送举人，东方犹未明”，张鹜之《太学生刘仁范等省视落第，挝鼓申诉，准式卯时付问头，酉时收策，试日晚付头，不尽经业，更请重试，台付法不伏》，确定了唐代科举考试的时间是“自昼达夜”的。在下完这个断定之后，傅先生没有就这样了之，而是又引了不下三条的史书和诗文记载来印证这个结论。这种以诗证史，又反过来以史证诗——史、诗互证的方法是在利用文献时常采用的方法。此书对于科举考试时间、考试地点以及有关考试的许多流程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
除了诗文外，此书还常可见到野史及小说的引用，傅先生认为，小说和野史虽被认为是文学家或民间百姓的想象，大多数时候不足为信，但是文学想象与创作也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因此野史杂闻不仅不应该被排除在科举制度研究的范围之外，还应该对这些加以重视，以了解当时科举制度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书中最常引用的文献是《太平广记》和《唐摭言》。比如在解释关于唐代科试是否能携带书册的问题时，傅先生除了举《册府元龟》和《文献通考》中相关可信的记载外，还举了《太平广记》卷二六一《梅权衡》条引《干潠子》的例子，这种举用并不是说要完全依据小说野史来下结论，并且学术研究是绝不能完全依照这些来下论断的，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规定在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情况，这无疑让此书在减去学术的严肃性的同时，增加了文采。同时这也和傅先生作此书的初衷相符——了解唐代士人的生活道路和心理状态。傅先生认为，科举制度并不只是统治者用来选拔人才的工具，更是对所有读书人实际生活产生影响的制度，只有把制度带入实际的生活当中，这个制度才会是活的，是有着气息的。
此外，傅先生在对科举及第后所获官职的情况进行考察时，还引用不少地方志及墓志铭、神道碑，这是可以理解的。地方志在人物方面会将地方官的考试及做官经历交代清楚。墓志铭更不用说，是由熟识的人写成的，虽有对人物评价稍加夸饰的可能，但由于是同时代人写成，关于逝者在哪年中举哪年做了什么官都是比较可信的，因此此书多次使用到人物传记类的文献。
三、利用其他文献对原文献进行可信度考证
如上所说，在考证某个问题时，傅先生绝不只依据一种文献，而是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多方面的材料，来证明所下结论或猜测的合理性。这就不可能不面对一个切实的问题：由于所采用的文献出自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以及作者不同的身份和立场，对于同一问题的记载和看法，有极大可能出现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情况。这是利用古典文献进行考证时无法避免的问题。究竟该相信哪一条文献为真，哪条文献可能有记载偏差，针对这一问题，傅璇琮先生在行文时始终保持严谨的态度，有时甚至不惜花许多笔墨证实某一文献的可信度，这就是在文献利用的同时，又对此一文献可信度进行了考证。如第七章《进士考试与及第》考证进士试的科目，进士试原来只考策文，但在高宗后期开始转变为试帖经、杂文、策文三场，并且逐渐成为唐代进士试的定制。除引用《唐会要》中的两条记载外，对“杂文”一项究竟具体何指，引用了清徐松的《登科记考》卷一永隆二年条中的“按杂文两首，谓箴言铭论表之类……当在天宝之季”。傅先生赞同徐松对唐进士试杂文演变的看法，但是当代研究者并未能对其加以注意，因此傅先生另又举了颜真卿的《朝议大夫守华州刺史上柱国赠秘书监颜君（元孙）神道碑铭》，证明徐松所说确有所据。
由此可知，傅先生对所有文献的态度都并不是偏听偏信，但也不尽是一个完全的怀疑论者。对于有依据可凭的文献材料，傅先生有时会力排众议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一点非博览多闻者不可为。
综上所述，傅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不仅事无巨细地为我们介绍唐代科举制度之产生与流变发展，并且在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启发了我们如何客观并且有效地利用汗牛充栋的古典文献。首先要确定所选古典文献的大范围；
其次利用多种文献进行对比考证；
最后，虽不是对每条文献都是如此，但遇到特殊情况时必须采用的：对所选文献材料的可信度进行考证。
参考文献：
[1]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作 者：
喻青林，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2018级中国古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