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洁
“教育焦虑”作为过去一年的高频词汇，给人带来一种全社会家长或家庭教育都患上焦虑症的错觉，从而引发紧张感与恐慌感。人们开始通过各种理论找寻家庭教育焦虑问题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其实，不仅“教育”焦虑受到热议，当下社会还有诸多领域的焦虑显现出来，如工作焦虑、学历焦虑、婚恋焦虑、容貌焦虑等。本文着重对婚恋焦虑与容貌焦虑这两种焦虑进行审视，通过研究这些焦虑的表现、激发机制及其与教育焦虑存在哪些异同等问题，更清晰地阐明家庭教育焦虑的实质与原因。
一、不同类型焦虑的表征与产生缘由
前段时间，“985 婚恋平台”“父母相亲局”和“名媛群”等现象登上热搜，年轻人的婚恋焦虑被广泛讨论。不论是对伴侣的学历、职业的高要求，还是对户口、家庭背景的严格把控，当恋爱这种自由行为与门槛设置的非自由标准联系在一起，无疑反映着个体对社会性因素的屈从，爱情成为婚姻的现实性工具。爱情一边帮助人们解决单身问题，一边被“祛魅”，被人们消解了其作为一种闪光信仰与精神性敬畏的可能，这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而这正是结构性向上流动的社会生态与个人追求所带来的异化。恋爱的焦虑来源于婚姻的焦虑，婚姻的焦虑来源于家庭的焦虑。人们对以经济积累、财富巩固、建立同盟、对抗风险、力求稳定的家庭的期待盖过了对以浪漫、激情为逻辑的爱情的期待，有保障的婚姻成为爱情的唯一目的，个人的情感需要和两性欲望让位给作为政治和经济更大体系中的家庭。正因为人们追求向上、规避向下，所以人们将自己变成面向未来的一个项目或商品，互利互惠的消费模式成为评价标准，良好的项目运行模式拒绝爱情中会出现的疯狂、迷恋，规避任何产生消耗、亏本、伤害与失败的情况，并将其视为一种“理性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考量成为不焦虑的健康模型，维护自我利益的能力与心理健康划上等号。人们先挑选符合自我利益的人，再决定要不要付出自己的“爱”。
国内首部女性独白剧《听见她说》上线后，“容貌焦虑”一词登上热搜，虽然女性是这一焦虑的主要感受者，但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受到这种焦虑的困扰。不论是化妆的人数越来越多、化妆的年龄逐渐下降;还是越来越多的人进行医美、整容，修图、美颜成为日常拍照的必备程序等，所有这些都表征着“颜值即正义”对人们的规训。其实身材和容貌并没有既定标准，困扰人们产生自卑感的不是“客观性事实”而是“主观性解释”。其实“美”并没有绝对客观标准，多数人认为的美总是在被少数人推翻着并再次成为多数人的审美标准，这种不断推翻、不断掌握、再推翻的循环过程才是审美的真理。那么，在这种审美认知下，为什么人还会被囚禁在审美牢笼中呢？这和美本身没有过多联系。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不再将更多的关注力聚焦在温饱与生存，而有实力、有精力追逐物质数量满足基础之上的丰富性与质量时，事物的美与吸睛度便成为人们在意的因素。此时，资本的消费陷阱便也诞生了。市场利用人们对美的在乎，制造消费欲望，人为创生出颜值的标准，通过持续不断地以化妆、医美或修图的方式制造颜值偶像，使人将白皙、有弹性的皮肤、无瑕的妆容、A4 腰、直角肩等作为外形“成功”的模板，同时还将这些成功模板背后的消费品，如化妆品、瘦身品等与人直接捆绑，通过消费提升自我容貌。此时人们非但没有洞察消费陷阱、没有洞察商品对自己的奴役，还因拥有能够选择医美、修图的权利而欣喜自己从被评论者转向主动生产者的变化。
二、家庭教育焦虑的表现与产生本质
焦虑乃是人对未来未知世界的强烈、过度与持续的担忧和恐惧的情绪，当人长时间处于焦虑状态中时，还可能导致生理疾病性的情绪障碍问题。对于婚恋焦虑、容貌焦虑与教育焦虑等，自然有人因深受困扰而产生被医学诊断的焦虑症，但也有人完全不受干扰，即使婚姻不美满、相貌不出众、工作不顺利或孩子不出色，也不阻碍其对生活本质的主体性体验与热爱。当然，今天大部分人面对结构性系统困境，会产生尚不构成病症的不良情绪。生理病症上，我们可以从心理学视角对此问题进行审视，但当我们寻溯问题源头，从内部与深层去探究其产生缘由与本质时，便需要借助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回答这一看似是个人与自我偏好的选择、却让很多人都产生焦虑的问题。
普遍性的个体焦虑一定来源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且个人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克服。就像婚恋焦虑基本属于中产阶层的焦虑一样，作为一种问题的教育焦虑也多属中产阶层的产物。今天的中国社会，就业市场与人才结构均发生了与以前不一样的变化，不均衡的发展与尚需完善的制度规范考验着人们的价值判断。社会转型期的不确定性不仅给人带来机遇与自由，面对未来世界的未知与风险，人们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相比底层社会因“力不从心”而自我放弃，中产阶层具备更高的财富、资源与精神能力，这也使得他们需要与依赖的保障系数更高。中产阶层的头顶始终悬挂着阶层滑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心理危机只能通过对“文化通货”，也即对学历、文凭的投资来保证，通过撬动文化杠杆在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就像在“父母相亲局”中，父母明知婚恋乃子女之事，但仍乐此不疲地替代子女相亲、选择能够满足利益的对象一样，家长教育焦虑的鸡娃行为也是实现向上流动的行动，是家长审慎考量未来生活品质、避免家庭阶层下滑的举动。所以，不论婚恋焦虑、教育焦虑，都是学历焦虑的延續。通过学历，人们获得更好的伴侣、更好的工作。也正因此，今天的教育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人们看重的教育的作用已经从过去的“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变成了现在的“身份承认”“改变命运”，学校已经成为精英人才选拔的代理机制。
正因为个体无法克服系统困境，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家庭这一社会单位中。就像985 相亲局中的年轻人，其看重婚姻大于爱情的本质是看重家庭的经济积累、财富巩固、建立同盟、对抗风险的功能。今天，无论是婚恋焦虑，还是教育焦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对抗社会风险，家庭承担了其他社会机构应当承担的职责，在日益复杂的任务中，帮助学校等其他社会机构跨界完成本应由他们完成的任务。此外，就像容貌焦虑的承受者多为年轻人一样，感受到教育焦虑的家长也多为基础教育与学前教育学生的家长，且学生年龄越小，家长焦虑程度越高，鸡娃强度越大。众所周知，一件事越是从零开始，人们付出获得的回报总量越大，而越接近临界点，其投入时间与精力所获得的收益越有限。这也是为什么面对高考时，人们经常补习分数最低的学科，而非最擅长的学科。微小的分数差距需要更高强度的努力。同样，越是低龄学段学生的家长，越有充分的动力鸡娃，越能感受到鸡娃的成就感。因为越低龄的孩子其习得本领的空间与可能性越大，大脑发育成果的外显性越好。但即使这样，大学生的家长也并非没有教育焦虑，因为今天的竞争已延续到更高学历的获得、工作竞聘及隔代养育等，“努力不一定会更好，但不努力一定会更糟”的口号已深入人心。所以，内卷不仅表现为尽全力应对竞争，更表现为即使知道一些竞争不是必要性竞争，即使失败也不会与他人产生太大差距，但依然要竞争。因为主动退出竞争，在今天已经上升为一种道德约束式的规范，是个体“没用”的代名词。“身份政治”使人们虽然厌恶让自己焦虑的社会生态与竞争机制，但获得成功后，人们又享受由此带来的阶层“凡尔赛”，并将这种不成功之人的原因归结到不够努力、不够鸡娃等个体性要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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