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新中国文学发展同步，已经走过了70年峥嵘历程。这70年历程，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1979年。这30年的海外传播是在冷战背景下展开的，意识形态的国际宣传、呼应或对抗，是其主要的动机，由此形成了三种主要力量。第一种力量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外宣活动，这包括以隶属于国家外文局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1951—2000）杂志和外文出版社为主要平台的翻译活动，以及中国作家代表团频繁的出访交流活动。《中国文学》杂志从1951年创刊，至2000年停刊，连续出版了50年，总共404期①，发表了2000多篇（部）当代中国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民间故事等的英译本。外文出版社在1949—1979年30年时间里，共对外翻译出版了9220种图书，占这一时期中国全部对外翻译出版图书的91%，涉及21个语种②，其中包括100多部中国当代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论的英译本。这两个平台翻译出版的作品，为欧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兴起准备了重要条件，有些译本还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交流的对象，主要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兴起之后的亚非国家。前者如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1954年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周扬在大会发言中，把新中国文学与以苏联文学为中心的“世界进步文学”相连接。后者如中国作家代表团1956年12月赴新德里参加第一次亚洲作家会议，1958年10月赴塔什干参加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1962年2月赴开罗参加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对亚非作家代表大会的积极支持和参与，把中国作家的目光吸引到东方，开始自觉地建构“亚非”区域共同体的概念：地理上比邻而居，历史上发展一致，文化间相互影响，近代的命运相似，当代的使命相同;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东方文学”观念也应运而生。无论是“世界进步文学”观念，还是“东方文学”观念，对于新中国文学而言，都意味着超越国别界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对自我进行塑形和定位。而这种塑形和定位，又对新中国文学向海外译介，在观念上起到了定性和引导作用。
第二种力量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领袖，既重视俄苏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也大力译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1951年，丁玲及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及其《暴风骤雨》，贺敬之和丁毅及其执笔的歌剧《白毛女》获得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显示出苏联对新中国文学艺术的热情和重视。《毛泽东诗词18首》，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曲波的《林海雪原》，周立波的三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山乡巨变》，草明的《原动力》，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数十位作家100多部（篇）作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陆续被苏联汉学家翻译成俄语出版。汉学家艾德林（1909—1985）在报刊发表《民主中国文学中的新人形象》《上升中的中国文学》等文章，介绍草明、丁玲、赵树理和周立波等作家。费德林（1912—2002）195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概观》，195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都论及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坛动向。此外，费德林1958年再版的《中国见闻录》，收录了他与茅盾、老舍、郑振铎、郭沫若等作家的交往和谈话，是了解新中国文坛动态的生动资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如捷克、波兰、匈牙利、东德等，也都积极翻译新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捷克汉学家普实克1950年、1957年两次率团访问新中国。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之下，捷克的汉学成为欧洲汉学的重镇，翻译的新中国文学作品在东欧国家中最多，选材范围也最广。普实克在1955年出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与它的民俗传统》一书，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重大文学命题，论述了解放区文学对民间文学形式的自觉利用。1963年，普实克引发的与美国汉学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争论，就如何评价左翼文学历史地位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观点。但中苏决裂和东欧事变之后，苏联和东欧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
第三种力量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众所周知，冷战之前，海外中国研究的中心在欧洲;虽然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显露出对当代中国的极大兴趣，但总体上仍然遵从欧洲汉学的传统，更重视对传统文化典籍的研究。而随着冷战来临，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双方互为对手，这种客观形势推动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现当代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决定了其研究采用的视角与方法。这一时期在英语世界出现的一些选编译本和学术著作，都可以在这一背景下理解。代表性的作品包括美国汉学家许芥昱选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1963）、《中国文学图景：一个作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The Chinese literary Scene：A Writers Visi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1975），美國汉学家沃尔特·麦瑟夫和鲁斯·麦瑟夫编选的《共产主义中国现代戏剧选》（Modern Drama from Communist China，1970），美国汉学家白志昂（John Berninghausen）与胡志德（Theodore Huters）选编的《中国革命文学选》（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China：An Anthology，1976）等，都选收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当代文学英译本。这一时期也出现一些较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例如夏志清（Chih-tsing Hsia）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1971），白之（Cyril Birch）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文学》（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Frederick A. Praeger Inc.，Publisher，1963），佛克马（D. Fokkema）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苏联影响：1956—1960》（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1956—1960. Hague：Mouton，1965），谷梅（Merle Goldman）的《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异见》（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等著作。尤其突出的是美国汉学家夏志清，荷兰汉学家、文学理论家佛克马（D. Fokkema），他们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共同奠定了欧美汉学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
二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第二个阶段，是1980—2000年。这一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当代文学持续繁荣，其海外传播也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无论是传播的广度、深度，还是影响力，都远超第一个时期，而传播的性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第一个时期的海外传播，以意识形态的斗争为主要特色，那么这个时期则走向接触与融合。
观察这一时期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状况的指标可以有很多，这里仅从三个大的方面略加描述。第一个观察指标，是大量中国作家出国交流、访问、散居。此前，中国作家的出国交流访问集中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第三世界国家，改革开放之后，转向了欧美国家;此前是集体组团出访，现在则更多是个人选择。其中，参加美国爱荷华城（Iowa City）的“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就是突出的一例。该项目由华裔作家聂华苓与丈夫保罗·安格尔创办于1967年，主要是每年邀请30位世界各国作家到爱荷华大学驻校三个月，进行讲学、交流活动，并到美国各地参观、访问。从1979年作家萧乾和诗人毕朔望应邀访问爱荷华，截止到2016年，共有58位中国大陆作家参加过该项目，茹志鹃、王安忆、冯骥才、古华、阿城、北岛、残雪、李锐、苏童、西川、余华、莫言、迟子建、格非、阿来、徐则臣、王家新、孟京辉等中国当代杰出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都在受邀之列。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作家在长久的封闭之后，第一次走出国门，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写作范式带给他们的冲击是巨大的，由此带动了中国作家写作的转型。同时，中国作家在与美国学界的交往中，也把中国当代文坛的最新动态、潮流带到了美国，前所未有地拉近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距离，促进了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此外，1990年8月复刊的《今天》杂志，也聚集了北岛、芒克、顾城、杨炼、万之、张枣、宋琳、韩东、阿城、多多、李陀、孟悦、黄子平等一大批散居在海外的中国当代诗人、作家、批评家，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沿触角，伸展到广大的世界文学空间之中。
第二个观察指标，是新一代汉学家的崛起，人员队伍不断壮大。1950—1970年代，欧美汉学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步履维艰，仅由少数几位汉学家在勉力推进，包括夏志清、普实克、佛克马、陈世骧、许芥昱、夏济安、白之（Cyril Birch）、詹納（W. J. F. Jenner）、谷梅（Merle Goldman）、马悦然（N. G. D. Malmqvist）、杨富森、梅仪慈等。而且这些学者的研究重心大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只有少数人兼顾翻译、研究当代文学。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新的一批汉学家登上历史舞台，捷克汉学家高利克（Jozef Marián Gálik），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 Wagner），法国汉学家尚德兰（Chen-Andro Chantal），美国汉学家耿德华（Edward Gunn）、杜迈克（Michael S. Duke）、林培瑞（Perry Link）、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等，纷纷投身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到了90年代，更年轻的一代汉学家逐渐占据学术要津，成为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骨干力量。这一代汉学家的数量和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前一时期，这是欧美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持续扩张、人才需求旺盛的结果;再就是人员的构成，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西方族裔学者、中国台港地区来源学者、中国大陆来源学者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西方族裔的学者有白杰明（Geremie R.Barmé）、白睿文（Michael Berry）、柏佑铭（Yomi Braester）、邓腾克（Kirk A. Denton）、杜爱梅（Amy D. Dooling）、康开丽（Claire A. Conceison）、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洪安瑞（Andrea Riemenschnitter）、罗鹏（Carlos Rojas）、贺麦晓（Michel Hockx）、蓝诗玲（Julia Lovell）、陆敬思（Christopher Lupke）、梅维恒（Victor H. Mair）等。中国台港地区来源的学者有王德威、奚密、史书美、王晶、杜国清、张诵圣、周蕾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有刘康、张旭东、刘禾、王斑、陈小眉、鲁晓鹏、吕彤邻、张英进、唐小兵等。这批学者的专业素养更为深厚，视野更加开阔，理论建构能力和引领话题的能力更强。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三足鼎立”的局面在90年代成型，却不是一劳永逸。就整体影响力而言，西方族裔的学者实力最强，中国台港地区来源与大陆地区来源的学者分据二、三的位置。但进入到21世纪，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学者数量出现大幅成长，涌现出一批像黄亦兵、孔书玉、崔淑琴、蔡蓉、冯进、刘剑梅、宋明炜、王玲珍、石静远、杨小滨等优秀的学者，而台港地区来源的学者数量大幅萎缩，且鲜有出类拔萃者。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必将深刻改变欧美汉学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面貌。
第三个观察指标，是翻译与研究的繁荣兴盛。从1979年至21世纪初，最为活跃的翻译主体仍然是国家外文局主导的《中国文学》杂志和1981年启动的“熊猫丛书”。译本通常先在杂志发表，然后收入“熊猫丛书”，出版合集或单行本;有时，“熊猫丛书”也独立出版译本。在这20多年时间里，虽然以1989年为界，《中国文学》的办刊风格和侧重有所变化，但一如既往地刊登那个时代最优秀作家作品的译作。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新现实主义小说家、朦胧诗人，以及其他众多先锋作家诗人的作品，都陆续出现在杂志中，包括作家卢新华、王蒙、冯骥才、张贤亮、邓友梅、高晓声、蒋子龙、张洁、陆文夫、史铁生、谌容、张抗抗、王安忆、铁凝、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余华、韩少功、张承志、何立伟、残雪、方方、池莉、杨牧、扎西达娃、迟子建、余华等作家，诗人北岛、食指、舒婷、西川、海子、吉狄马加等人的作品，可以说，这20年间崛起的中国新锐作家、诗人，几乎都在《中国文学》杂志中露面，杂志也因此生机勃勃，丰富多彩。与前一个时期一样，担任《中国文学》主译的，是杨宪益、戴乃迭、沙博理（Sidney Shapiro）三位翻译家，他们对中国政府主导的当代文学英译做出了最大贡献。
与此同时，海外汉学家的翻译活动日渐活跃，成效日益显著。这其中，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是贡献最为卓著的一位。葛浩文的翻译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从翻译萧红等现代作家作品和台湾地区作家作品起步，到80年代开始转向中国新时期小说，一直到21世纪20年代，40多年的生涯，一直笔耕不辍，翻译了包括莫言、张洁、杨绛、冯骥才、古华、王朔、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阿来、姜戎等在内的20多位名家的50多部作品。就翻译的数量和整体质量而言，无人能出其右。尤其是他对莫言小说的翻译，以其译文在源语与译入语文化之间找到完美平衡，而受到高度肯定，为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助力。还有其他一些出色的汉学家，如杜博妮对北岛诗歌的英译，奥赛茵（Gordon T. Osing）对朦胧诗的英译，方梓勋（Gilbert C. F. Fung）对高行健戏剧的英译，詹纳（W.J.F. Jenner）对阿城小说的英译，利大英（Gregory B. Lee）对多多诗歌的英译，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和白亚仁（Allan H. Barr）对余华小说的英译，蓝诗玲对韩少功小说的英译等。此外，像法国汉学家诺埃尔·杜特莱（Noёl Dutrait）对王蒙、莫言、阿城、苏童、韩少功小说的翻译，法国汉学家安博兰（Imbot-Bichet Geneviève）对贾平凹和刘震云小说的翻译，德国汉学家顾彬对朦胧诗的翻译等。这些汉学家对原文本通常有较深入的理解，译入语为母语并稔熟译语国文化，同时与原作者保持沟通交流，这使得他们的译本更能打动读者，取得较好的口碑。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再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学术媒介和平台增多，学术论文和专著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一些较多刊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杂志在这一时期创刊，如《中国文学》（CLEAR：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and Reviews）1951年创刊，《亚洲戏剧研究》（Asian Theatre Journal）1984年创刊，《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1984年创刊，《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1994年创刊。还有一些老牌的文学杂志，如《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开始大量刊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和评论。一些重要的学术出版社，像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布里尔出版社（Brill）、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等，不断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著作。此外就是频繁召开的相关学术会议和会议论文集的出版，也为学者提供了发表成果的平台。
三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也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类型更加多样，译本和研究专著出版、报刊发文、博士论文选题、作家海外交流及获奖、机构设置和人员的数量、图书馆相关图书馆藏量等重要指标，都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空间的活跃程度极大增强，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存在。
在21世纪新形势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除了在数量上大幅扩张，传播的模式和深度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第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国政府把文化海外传播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十六届四中全会、十七大、十八大，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作了重要论述。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国家领导人围绕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等主题，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把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作为21世纪国家建设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急需。在实体建设方面，有国家汉办主导的孔子学院项目，旨在推动海外汉语教学，传播中国语言文化。该项目2004年开始启动，截止到2018年底，共在全球154个国家（地区）设立了548所孔子学院、1193个孔子课堂、5665个教学点。国家汉办还推动了“新汉学”计划，“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项目，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此外，多个国家部门还推动了多项翻译出版计划，推动中国文化文学海外传播。像2004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由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起，累计与80多个国家的400多家出版机构签订翻译出版协议;2006年，“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启动;同年，“经典中国出版工程”由新闻出版总署发起;201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在国家战略的大力推动下，政府主导型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从传统上长期由单一部门按部就班外推的模式，转变为多渠道、全方位、大力度外推的模式，其巨大的联动和辐射效应，正日益显现出来。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本越来越受到海外市场欢迎，开始面向广大的普通读者。在前两个阶段，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相当程度上依靠那些身兼译者、研究者、教师等多重身份的汉学家，通过他们，中国当代文学进入大学课堂，被大学生阅读和了解。各个大学的图书馆收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及译本，也主要是为了教学与研究所需。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个属于小众、精英的群体仍然在不断发挥作用。他们的能量是巨大的，通过他们不遗余力的译介和传播，中国当代文学才在西方知识界占有了一席之地。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这个群体努力成果的有力证明。这一点，从海外市场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反应可见一斑。根据美国一家全球性信息数据调查公司Nielsen提供的资料，莫言作品英译本在美国的销量，在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2012年达到19534册的峰值，随后呈现逐渐走低的态势：2013年14040册，2014年3379册，2015年3489册，2016年2384册。相比于其他诺贝尔奖获奖作家，莫言作品英译本的销量的确乏善可陈。这说明莫言获奖，代表的是中国当代纯文学在西方知识界获得的认可，并没有得到广大普通读者的認可。
但毫無疑问，真正健全的、有持续消费潜力的读者市场，应该是精英与大众良性互动、共同发挥作用的市场。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局限于小众、精英圈子的情况得到显著改观，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文学译本，登上了畅销书榜单，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产生了重要影响。姜戎小说《狼图腾》2005年与知名的企鹅出版集团签订英文版权协议，获得10%的版税和10万美元预付款，创下了当时中国单本图书版权贸易金额及预付版税两项最高纪录。英译本2007年在全球同步推出，立即引起轰动。截止到2009年，共有英语、法语、德语、日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等30多个语种的译本出版，覆盖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英译本就有四个不同的版式出版。麦家的谍战小说《解密》英译本2014年由企鹅出版集团一经推出，迅速上升到亚马逊世界文学类图书销量第17位，创造了中国作家在海外销售的最好成绩，还被权威期刊《经济学人》评为2014年全球十大虚构作品，被老牌的英国报纸《每日电讯报》在2017年评为“史上最杰出的20部间谍小说”，迄今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外国语言出版。2014—2016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英译本先后出版。其第一部2014年11月11日在美国发行首日，就跃升到全球最大的图书销售网络美国亚马逊网“亚洲图书首日销量排行榜”排名第一的位置;发行仅一个多月，就打入“2014年度全美百家图书榜”。从2015—2017年，《三体》先后获得星云奖、普罗米修斯奖、轨迹奖、约翰·坎贝尔纪念奖、雨果奖等世界知名的科幻文学艺术类奖项的提名，并在2015年荣获声誉卓著的雨果奖。近年来，一些类型小说，如科幻小说、武侠奇幻小说、谍战侦探小说等，借助互联网的平台，辐射到东亚、东南亚国家，甚至欧美和大洋洲地区，发展了数量可观的粉丝与拥趸。一些出版商看好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市场，通过中介机构挖掘优秀作品，签约有潜力的作家，约请优秀翻译家翻译，出版前后大力进行市场营销，形成了一条龙作业，获取了可观的商业利润。这些人们熟知的个案所反映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市场取得的成功，虽然较之西方文学在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获得的成功，还微不足道，但这样的趋势十分喜人，因为它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读者群日益扩大，向着主流化、大众化方向发展。
第三个重要变化，是国内外学术的交流与合作空前加强。这包括中国大陆来源的当代文学学者在海外各大学任教的比例不断攀升，中外共建学术机构、合作项目大幅增加，海外学者应邀到大陆高校讲学、兼职、承担研究项目的情形日益普遍，一些原本在海外高校任职的学者转赴大陆和香港地区任职，一些海外学者用汉语写作，在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发文，大量海外留学博士毕业后选择到国内高校任职等。这种空前密切、频繁，多渠道、多向度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带来的成效也是多方面的。在20世纪50—70年代，内外隔绝，学术交流基本停滞，导致海外汉学家的学术成果不能及时被国内学界所了解。最典型的例子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其英文原版在1961年出版，但直到18年后的1979年，台湾地区出版的中译本才传入大陆。而且，《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初引起的反响是负面的，直到80年代中后期，其中的洞见与新见才逐渐受到重视，成为推动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的重要学术资源。而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界学习借鉴海外学术成果的步伐明显加快。海外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三世界文学”讨论，“世界诗歌”的讨论，“研究范式与方法”的讨论，“华语语系文学”的讨论等，这些讨论以越来越短的时差，甚至是同步的节奏，传入国内，引发回响，产生联动，加快了国内学术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推动了国内学术发展。同时，空前加强的交流与合作，使得大陆学界与海外汉学界之间形成了利益与资源的交叉、互通、共享的局面;也使得海外汉学家的身份界限日益模糊，甚至出现了与国内学者趋同化的趋势，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正在成型;在此基础上，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正逐渐从一种异质性力量，转变成为一种协同性力量。
四
经过70年峥嵘历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蓬勃发展，成就斐然。但我们在激赏赞叹这些成就之时，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进入到域外空间的中国当代文学，始终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挑战，这就是异质性问题。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文化上的异质性。中国文化属于东方文化，诞生在东亚和中亚地区。综合各家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大致可以概括为重视人伦道德、倡导忠君爱国，追求中庸和谐。它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儒道释三教文化合一。而与之对立的西方文化，则以人本意识、理性思维、超验追求等为基本特征。二者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是本质性的。第二是意识形态的异质性。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现代中国，演变成一个“红色中国”，其文学也因此具有了“社会主义属性”和“共和国属性”。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属性，不仅迥异于西方现当代文学的资本主义属性，也有别于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属性。中国传统文化，尚且能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在西方文学的异国想象中扮演某种乌托邦的角色，因而获得一定的认可度，在观念、意象等方面甚至能影响西方文学。但中国当代文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异质性，就如同磐石一样坚硬，很难被其所化约。这也是长久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国家认可度受限，且不断受到非议的主要原因。第三是其在世界文学体系中的异质性。近代以来，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东方诸多国家独立发展的局面被打破，它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地，逐渐被纳入由欧洲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之中，世界文学体系也逐渐形成。法国学者卡萨诺瓦在她的《世界文学共和国》一书中，描述了世界文学体系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机制。在她看来，近代世界文学体系形成于欧洲，然后逐渐向其他地区扩散。在世界文学体系内部，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划分。欧洲，尤其是法国，居于世界文学体系的核心地位，而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文学属于后来者，文学资本的积累和自治性都无法与欧洲抗衡，因此处在世界文学体系的边缘位置，由此形成了世界文学的等级制和不同地区、民族文学之间的不平等。尽管卡萨诺瓦的相关论述，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她所描述的这个体系的基本特征是被学者们接受的。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当代文学无疑属于边缘的边缘，因此在世界文学声誉、所占份额、话语权、便利性与关联性等利益的竞争中，处在不利的位置。
面对这种异质性的巨大挑战，加强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应对之策，因为这能使我们不断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探索更加有效的海外传播途径与方法。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主要涉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概况研究，重要作家海外影响研究，重要译本研究，当代文学外译史研究，海外当代中国文学学者研究，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在异文化空间接受现象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理论、路径与方法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媒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中国形象建构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评估研究等方面。一些专注于此的国内外学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在理论建构、方法论创新、史料梳理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这一研究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研究水平在整体上仍滞后于蓬勃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实际，需要创新研究思路和方法，更需要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以更广阔的视野和胸怀，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空间的成长。
我期许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是一种全员要素的研究，应该包括传播物、传播者、传播媒介，从开端到终端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所谓“传播物”，指的是作品及其译本、选本、改编本、研究著作、期刊论文、新闻报道等;所谓“传播者”，也就是施予者与受众，包括作者、译者、研究者、编辑、读者等;“传播媒介”则包括出版社、期刊、报纸、网络、图书馆、书店等。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不可能是单一要素、单一路径、各守其位、在孤立封闭的圈子里进行的传播，而是各类要素、各个环节，全员参与的传播，相应地，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也是对这种传播状况多元开放的研究。对于单个学者来说，要独立做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丛书汇集的是众多学者的力量，无疑能达至或接近这样的目标。
我期许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还应该能够超越现有文学学科的界限。一直以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从属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或者海外汉学研究。这类文学学术研究，聚焦于文学文本，从学科自身的概念、命题、范畴、思路出发，阐述的观点和结论，也大都限于学科内部。这种研究当然很有意义，但我们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是期望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加以研究。文学归属于文化，而文化是能够改变观念和现实的巨大力量，是所谓“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是中国文化在异域空间的力量投射。它首先是一种创造性力量。通过译本或原文本进入异域空间的中国当代文学，犹如进入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达莫若什在其《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所说的“椭圆形空间”，会因穿过文化、语言、时间、空间等“介质”而产生“折射”，因而将增添新质，发生异变。这样的文本，绝不是像闻一多所说的，从“灵芝”变成了“黑菌”，而是如本雅明所说的，获得了新的生命。它们必将以多种多样的形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创造中。它又是一种竞争性的力量。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兼具两种价值取向，即世界主义与民族本位。前者为文学确立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普世价值，使文学有了发展、提升的标准和尺度，后者则是从民族文学的视角和利益出发，考虑世界文学问题。自古以来的文学发展，都和部族城邦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世界文学这个最大的文学平台上，争取民族文学利益、彰显民族文学价值无可厚非，也是世界文学的应有之义。而随着中国当代文学不断壮大，终将以其庞大的体量，重塑世界文学版图，不断增加世界文学的中国性。它还是一种引导性的力量，能够对地区文化、洲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发挥凝聚、组织、化合的巨大作用，服务于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做出贡献。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加以研究，需要文学研究者具有更加高远的战略眼光，更强烈的现实关怀，更自觉的国家意识。我们期许有更多的同道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注释】
①《中国文学》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年期数并不相同，有时是月刊，有时是双月刊，有时又是季刊，还有的年份只出版了1期，导致出版的总期数统计一直有不同说法。本文采用的数据是研究团队成员张宇轩根据馆藏杂志直接统计所得，谨此致谢。
②何明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1949—1979）》（上），学习出版社，2013，“前言”第3页。
（刘洪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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