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包法利夫人》问世百年有余，爱玛之死亦犹盖棺定论：女主人公未履行应尽义务，服毒自杀罪有应得。爱玛独立女性的身份淡出人们视野，冠以夫姓的包法利夫人代其主体性获得合法性。纵观后世评论，妻子、母亲、情妇等身份，无一不延续女性的附属性质。从小说文本到现实世界，爱玛终于成为第二性悲剧的典型。仅仅将爱玛置于父权制下审视，随着制度本身问题的暴露，以往批评的缺陷也日益显现。爱玛在成长期接触的浪漫主义文本，隐性塑造其女性身份，最终内化为观念与现实对抗。从文本制造到观念输出，背后的男性话语始终在场。艺术僭越失败后的爱玛选择自杀，为自己的纵欲付出代价，但女性悲剧还在回响。爱玛的自杀是个人生命的终结，同时也是女性自救的开始。
关键词：福楼拜 《包法利夫人》 女性主义
一、外省人、农户与修道院
1.巴黎神话的失落
1848年，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被推翻，以资产阶级为首的第三等级取得胜利。巴黎作为革命中心，引领着整个社会的潮流风尚。主人公爱玛出生在贝尔托庄园，虽然“是个挺富裕的农家”，但“她的爷爷是个羊倌”a，这表明了爱玛外省和农户的身份。在当时，“整个外省都对巴黎充满了仇恨”b。因此，爱玛向往巴黎的背后是难以突破的阶级壁垒，由此造成爱玛巨大的心理落差。从少女时代爱玛送父亲的镀金框炭笔画头像，到去侯爵府作客时，爱玛“就连细砂糖，也觉得比别处的白”，以及幻想子爵掉落的雪茄烟盒，都说明了爱玛对上流社会的物质欲望。
然而，过去对作品的研究普遍忽视爱玛身上的女性主义倾向。19世纪，妇女解放运动也登上了公众舞台，巴黎的沙龙女主人们“以自我的形式而存在：她们既不是女孩，也不是母亲，又不是妻子”c。沙龙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场所，巴黎之外的爱玛也对之有所呼应，她“订了一份妇女杂志《花坛》和一份《沙龙精灵》”，一字不漏地细读报道。时装公演背后的女性主义思想，悄然在爱玛心中播下种子，爱玛“既想死，又巴不得去巴黎”。显然，她的认知已与巴黎的先锋思想对接。在精神层面突破落后的外省重围之后，爱玛将目光转向现实，并在历经艰难后最终失败。
2.以欲禁欲，修道院的悖逆
爱玛十三岁时，父亲送她到修道院读书，因此修道院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爱玛人格的形成，并融入其性格，影响其命运。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她喜欢病恹恹的羔羊、利剑射穿的圣心，还有那半路上倒在十字架下的可怜的耶稣”，宗教布道中的“未婚夫”“丈夫”“天國的情人”这些比喻，成为爱玛对两性幻想的一个源头，“耶稣是让爱玛产生超凡之爱的第一人”。可见，爱玛对男性的渴望从一开始就注入了超现实的元素，她后来对情人们的一再不满便得以解释。
浪漫主义小说是致使爱玛空想的另一个源头。此处悖逆出现：修道院内盛行各种浪漫主义小说，但学校却反其道而禁欲，一个召唤人性，一个压抑人性。爱情小说唤起了爱玛的激情，而每个月来修道院讲故事唱情歌的“贵族老姑娘”，更将想象力过剩的爱玛彻底点燃。虽然嬷嬷们总“苦口婆心地开导她，唯有克制肉体的欲念才能求得灵魂的幸福”，但在“以欲禁欲”的反作用下，爱玛“很像一匹给人套上了笼头的马”。她强烈渴望体验真实的性爱，修道院的禁欲最终却换来爱玛对自由的加倍幻想。
二、被男性塑造的女性
1.文本内化：男性话语中女性人格的主体性缺失
（1）幕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文学作品中，话语与权力相关。罗兰·巴尔特认为，“权势总是存在的，它隐藏在一切话语之中”d。爱玛阅读浪漫小说，也必然被某种权力支配。“文学作为语言的表现，体现了权力无所不在的统治力量，隐含着父权话语。”爱玛阅读的浪漫主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特点集中：雷索尔、费洛妮埃尔出身贵族，且都是国王的情妇。文本中的男性形象则是：“书中的男子个个勇猛如狮子，温柔如羔羊，人品世间少有。”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这类由男性书写的“罗曼司”式的英雄救美的小说，以男性视野将女性客体化呈现：男性是主动的、完美的，女性是被动的、需要拯救的。“本文赋予男性的特征是权势、事业上的成功和物质与精神上的获得……女人的属性只是自然的、纯粹肉体的而非社会的、精神的。”e因此，文本生产中，在男性话语的支配下，男性获得主体地位，温柔美丽的女性形象则在视觉强化的背后，逐步被弱化为次要的、附属的、需要被男性观赏与保护的“第二性”。
（2）台前：男性作家作品的女性读者
男性作家的作品指涉两种女性：一种是文本生产时，经男性作家想象加工后的“文本女性”；
一种是文本完成后，阅读这一文本的“现实女性”，即女性读者。从上文得知，爱玛痴迷的文学形象背后蕴含男性的审美意识形态，当时爱玛尚未成年，正值人格形成期，这时，作者的观念便以文本为媒介作用于爱玛，使她不自觉地听从文本声音，文本中的虚拟他者取代现实成为爱玛的“自我”：“所有她诗化的情感，不是生成的、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是从书本，从教育孕养起来的，代替了她遗传的天性。”波伏瓦指出背后的原因：“妇女是受条件限制的。她们不仅受父母和老师那里直接受到的教育的限制，而且也受到她们所读的那些书的限制。”f女性读者在阅读男性塑造的女性形象之后，自身沦为一种“塑造的塑造”，从而脱离女人的天性，成为男性话语支配的第二性。于是，“左右爱玛欲望的媒介是复合型的媒介”，爱玛的欲望是男性“欲望的欲望”，她在男性对女性的欲望中观照女性，结果并非是对女性自身的真正认识，而是渗透男性意识的他者认识。至此，爱玛作为女性读者，与男性作家实现“共谋”，被男性同化，最终丧失了独立的女性人格。
2.现实与浪漫的对立
（1）男性对爱玛的现实欲望
小说中，三类男性对爱玛的命运构成影响：父亲、丈夫、情人。他们代表不同男性身份，象征对爱玛的不同欲望，其共性为：物质与肉体主导的现实欲望。鲁奥老爹出身农民，却把爱玛送进培养贵族的修道院，其背后动机无非是“让女儿学会那套贵族规矩和气派，说不定能攀上个贵族夫婿呢”g。在19世纪，“很长的时期里，婚约是在岳父和女婿之间而不是在妻子和丈夫之间签订的”。父亲一心促成爱玛的婚姻是为了分担自己的债务，其中女性的个人意愿退居次位，婚姻变成男性之间的一笔交易，女性充当起男性需求的填补物。
丈夫和情人反映出男性对女性欲望的第二层面：肉体。夏尔对爱玛的喜爱更多出于肉欲而不是精神。从婚后生活可以窥见，夏尔并不关注爱玛的精神世界。爱玛热爱艺术，夏尔却吃饱喝足，“仰天躺下，一会儿就打起鼾来”。无怪李健吾说夏尔是一个不自觉的人：“他从来没有想到别人，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根本他就没有思想。”两位情人对爱玛的肉欲贯穿小说第二、三部。童明的评论一针见血：“罗道夫、立昂各自选了爱玛‘小说中不同的母题。罗道夫选的是爱玛对布尔乔亚社会反感的一面，立昂则是在她的面前背咏低劣小说的词句。利用爱玛的媒介的复杂，两人的钓猎各有所获。”
（2）爱玛对男性的智性诉求
智性，指超越肉欲的精神需求，这一点也是忽视爱玛精神层面的另一表现。小说开头曾交代了一个细节：爱玛所喜爱的画册下方的签名，往往都有贵族称号的头衔。可见，在修道院，贵族是以精神产品的创造者进入爱玛世界的，其最初对爱玛的吸引是精神性的，并非物质性的、情感性的，并非欲望性的，以往评论将爱玛直接归为“物质、拜金”，显然有失客观。少女时代的爱玛并没有强烈的物质概念，尽管后期她对物质的需求超出了合理界限，但也不能以偏概全，完全无视爱玛先前纯粹的精神追求，而将其后来因自救无望才转向的物质堕落无限放大。更何况这种堕落也混合着其他男性（勒乐、郝麦）的蛊惑勾引，以及一系列来自父权机制复杂因素的影响。
爱玛对男性的期待过于理想化，甚至有了荒诞的意味：“只要是和她现在的生活不同的，都感兴趣。”这是显而易见的，爱玛不满于现状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福楼拜也给了读者另外一个线索，即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感性/理性。如此感性的爱玛，人格中仍包含理性。夏尔受同行排挤，爱玛“气不打一处来，把他那同行一顿臭骂”。夏尔却十分懦弱，气得爱玛大骂他为窝囊废。后来，夏尔的医疗事故让爱玛彻底绝望。小说结尾，爱玛借钱时面对公证人的侵犯大喊：“我可怜，可我不卖身！”可见，爱玛宁死也不卖身，说明她本人虽然在后期到了纵欲的地步，但即便落魄至此，仍没有放弃对精神的追求。
3.精神異化：在自救中自毁的无主女性
（1）女性的失败
爱玛在修道院成绩优异，“最难的问题总是她回答的”，“嬷嬷们曾对她寄予厚望”。从小说中爱玛接人待物的机智反应也可看出，她算得上是一位知识女性，她的人生本来有多重可能性。然而，从精通各种艺术技能的才女爱玛，到服食砒霜自杀的荡妇包法利夫人，其悲剧根源正在于她从未独立的女性身份。“自由如若不是伴随以经济独立，就仍然是抽象的”，“女人正是通过工作跨越了与男性隔开的大部分距离”。爱玛没有工作，决定了她必须依附男性，寄生在父权体系之下。所以，爱玛的人生价值“只能在家庭中实现，不能走向社会”，爱玛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失去了人格上、经济上的独立”h。此时的爱玛面临两个选择：第一，独立谋求工作，不为男权体制所同化；
第二，被男权体制同化，依靠男性生活。爱玛是否可以获得拯救？在调查法国女工状态后，波伏瓦表示：女性忍辱负重和顺从等态度导致妇女劳动合法性进展缓慢，“必须等到1874年才有法律干预”。已有妇女的劳动现状令人难堪：“女工的日工作时间和男工相等，只得到男性工资的一半。”因此，爱玛生活的第二帝国时代，妇女劳动从体制到法律都是不健全的。上述第一个选择并非爱玛的理想出路，后一种选择正是小说中爱玛的生活：爱玛将理想转嫁到男性身上，从丈夫到两个情人，甚至在女儿出生前还盼望生一个男孩，结果全部失败。由此表明，父权体系下女性自救的双重悖谬——反抗与顺从，皆包含极高的风险性，都面临失败。
（2）艺术的失败
女性身份让爱玛陷入自救圈套，但并不意味着就此落入绝境，沦为男性的奴役，毫无生还的可能。在悖谬与绝境之间，仍存在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说，父权制下女性处境艰难，由此将爱玛反抗的失败归结为社会历史等客观原因，那么爱玛以艺术救赎现实的失败，则要从爱玛个人层面进行反思。因此，有学者将爱玛称为女版的堂吉诃德，也不无道理。堂吉诃德迷恋骑士小说，将现实与文本混为一谈；
包法利夫人沉迷浪漫小说，不加审视地将艺术强制嵌入现实生活中，虽然可以获得短暂的快乐，但这种畸形观念必然不能长久。对此，朗西埃认为：“爱玛的罪行就是对抗文学的罪行，就是滥用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等价关系。文学必须将她处死，以保持艺术不受它自己那不吉祥复体的影响，这就是让生活变成美学。”i
三、女性悲剧的价值超越
1.以此在反抗存在
1853年，福楼拜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无疑就在此刻，就在法国二十个村庄里，同时在受苦在哭泣。”j爱玛作为19世纪法国女性的代表，其自杀具有象征意义。她本可以安心做一位医生的妻子，生儿育女，像其他法国女性一样，温顺地接受家庭妇女的命运，成为父权制历史中沉默的“第二性”。然而，写实地再现普通女性的命运，不是福楼拜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福楼拜选择爱玛也正因为她的反抗意识。“爱玛不是一个弱者。她的悲剧和全书的美丽就在她反抗的意识。”与其他女性默认男性赋予的存在方式不同，爱玛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比如与罗多尔夫相识后，爱玛曾尝试建构另一种生活，让他带着自己出走，结果被他无情抛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爱玛的越轨不是为偷情的刺激，而是女性于婚姻中自救的一种验证方式。“爱玛并没有沦陷在欲望王国，她对欲望的追求与体验，正如堂吉诃德对抗羊群、战风车一样，不过是她生命体验的印证。”k人们往往停留于爱玛出轨的表象而不深入到其反抗的本质，症结就在于爱玛身上的情妇标签，这是社会偏颇地施加在女性身上的道德烙印，造成大众对女性行为的误解，将女性的反抗先验化、一元化、简单化。小说中，丈夫的麻木、情人的自私，逐步将爱玛变成情欲的傀儡，将其推到绝望的风口，而爱玛却没有像这类男性一样逃避对女性的反思和拯救，更没有像其他女性一样对自身的奴役保持沉默。她以此在反抗存在，虽然个人也难辞其咎，但毕竟以生命为代价，最终用自己的死亡勇敢地发出了女性的呼声。
2.人类的自我认同与实现
爱玛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女人。除了女性自救的历史意义，爱玛的反抗也显示出人类对自身的追问，其探索具有超性别的人类意义。就爱玛的反抗而言，李健吾曾代爱玛发问：“如果比起四周的人们，我应该享受一种较优的命运，为什么我不应该享受，为什么我非特不能享受，而且永生和她们拘留在一起呢？”这里不禁让人联想到《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精神危机，进而追溯到尼采的超人理论。爱玛接受过贵族教育，与同阶级的女性相比，她从内而外都更胜一筹，像一个“城里小姐”；
与真正的贵族小姐相比，爱玛从外貌到学识修养，不仅可以与其媲美，甚至还比她们更有灵性。因此，爱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剩下唯一的障碍——阶级。此时，拉斯科尔尼科夫就像爱玛的兄长，他们跨越各自的性别，在文学的时空中相遇，对人类的既有体系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重估一切价值！”l
当然，爱玛失败的事实已经证实，对于外省的农户来说，巴黎神话是遥远的；
更何况她抛弃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将艺术的空中楼阁现实化，结果只能以自杀拨动悲曲最后的颤音。一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流放，爱玛也在自救中自毁。然而他们的追问本身却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这是人类对传统的反思，对自我的审视，对可能性的求索。时至今日，许多文学作品仍在延续这一追问，主人公的个性往往与爱玛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具有一致性：“精神的极度痛苦和矛盾斗争。”m此类人物多属悲剧命运，但此处悲剧却并不具有消极意义，雅斯贝尔斯说道：
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即便在神祇和命运的无望抗争中抵抗致死，也是超越的一种举动：它是朝向人类内在固有本质的运动，在遭逢毁灭时，他就会懂得这个本质是他与生俱来的。n
结语
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爱玛是一位真正的女性。她发现了生活的不完满，且没有像同时代女性一样被动、容忍，而是主动寻找理想的生活。爱玛不想被男权社会、被家庭的琐碎磨损，以至于沦落到那个时代大多数女性的结局：丧失自我，成就家庭。“这种对理想性的生活的欲求，本质上讲又是一种对于现状的不满足的超前意识和欲望。”o爱玛为保存女性的独立身份，在生活和性爱中都特立独行，始终追求与男性的平等。历经沧桑之后，误入歧途的爱玛选择自尽，但她生前的自救却以悲剧的超越给未来女性以无限启示：“大家看包法利夫人走下法庭，以为是一个披头散发的泼妇，不料她和希腊的女神一样庄严。”
a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法〕贝纳德·马尔尚：《巴黎城市史》，谢洁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c 〔法〕帕特里斯·伊戈尔：《巴黎神话》，喇卫国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页。
d 〔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
e 张凌江：《被文本吞噬的爱玛——对〈包法利夫人〉的女性主义解读》，《铁道师院学报》1999年第5期，第61页。
f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页。
g 刘武和：《“女性的吉诃德”——包法利夫人》，《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57页。
h 陈立乾：《男权体制下的牺牲品——〈包法利夫人〉中爱玛人生悲剧解读》，《前沿》2011年第24期，第202页。
i 〔法〕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j 转引自艾珉：《包法利夫人·译本序》，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
k 李葛送：《〈包法利夫人〉艺术拯救与自性受难的悖论》，《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57页。
l 〔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9页。
m 褚蓓娟：《试论包法利夫人的女性意识》，《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94页。
n 〔德〕雅斯贝尔斯：《悲劇的超越》，亦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o 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参考文献：
[1] 童明.现代性赋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作 者：
黄金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