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一卿 刘海贵
【摘要】风险，已成为认知我们所处时代最显著的指标之一。在这个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在灾难愈加频繁，各种未知风险将“人类共同体”裹挟其中的当下，社会治理中的“风险”问题对人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面对风险的如影随形，不确定性的相伴相生，人类需要对外部世界保持足够的警醒。而深度报道恰能以入木三分的挖掘、鞭辟入里的分析，来揭示事件真相、预判事件走向、预警未知风险，从而帮助人们更真切地体认环境、理智地做出判断和选择，以便更好地应对各种潜在的风险。
【关键词】风险社会;深度报道;疫情;守望警策
2020年，澳洲山火连烧数月、东非蝗灾四处蔓延、南极气温历史性突破20摄氏度、北极也创下135年以来的最高温度。此外，新冠肺炎病毒至今仍在全球肆虐，成为全人类的首要关切……种种天灾人祸无可避免，再次向全人类警示了“风险”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也再次真切体验到什么是切肤之痛，意识到面临重大危机的突然袭击，人类别无选择，必须清晰地认知环境，谨慎、理智地做出抉择。风险社会之中，整个社会都期待专业媒体发出值得信赖的声音，以及时公开的信息，提升人们的防控意识，化解潜在的风险，并警惕疫情之外的叠加风险。
一、“风险社会”相关理论概述
人类自诞生以来，风险就是一个与人类相伴相生的永恒话题。追溯风险（risk）一词的起源，并无明确定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认为出自阿拉伯语，或者源自希腊和拉丁语，也有学者指出在1319年的意大利文献中能够觅其踪迹。[1]在农业社会中，风险主要源于各种自然灾害。工业社会的来临则拉开各种人为风险与伴生风险的帷幕。与此相对应，西方学术界的聚光灯也在20世纪后半叶开始聚焦“风险”场域，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等人，都曾投身“风险”相关研究，提出了各有千秋的理论见解，并最终发展出一门分支学科——风险社会学。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源起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一书。贝克指出，“风险概念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是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紧密相连的”[2]。他始终站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视角，对风险社会展开系统研究，并由此开启了“风险社会学”的全球研究热潮。正如贝克所言，风险本身是现代化过程所引发的，“它出现在对其自身的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自主性现代化过程的延续性中。后者暗中累积并产生威胁，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3]。“风险”一词，作为贝克理解现代性社会的核心概念，意指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人类所制造的各种伴生风险，它们通常具有不可预测性。譬如，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煤炭、石油等），排放出大量CO2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转基因技术带来世界粮食产量的提升，但也将人类置于基因突变的风险之中;核能的开发与利用发掘出巨大的能量，但废料处理、核泄漏造成的核辐射却严重污染了周边环境，对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
无独有偶，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将风险社会视作现代性的后果，并提出反思现代性理论。贝克与吉登斯都主张在自反性现代性理论框架内，对风险社会和一般风险理论展开分析。在吉登斯看来，所谓风险社会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4]，它是现代社会发展所产生“副作用”的结果。现代社会的风险思想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5]他将风险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外部风险是能够精细地计算的”，而“人造风险是由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人造风险所指的是历史没有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的新的风险环境。我们实际上往往并不知道这些风险是什么，就更甭说从概率表的角度来对它们加以精确计算了”[6]。風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它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对社会产生着全方位的深远影响。20世纪末，吉登斯出版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现代性的后果》《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等论著，这些论著受到国际学术界、政治界的追捧。在他看来，“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机会，但是现代性毫无疑问也有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7]，“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8]。
英国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则另辟蹊径，从社会文化的维度对风险与文化的关系展开探讨。在批判性继承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阿伦·维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等人的风险文化理论的基础上，拉什推进一步，为之提供了一个增强版本：他除了看到风险的相对性和归责性外，同时还看到风险的审美维度，并将之与现代性和反身性加以整合，提出“美学性的反身性”[9]。拉什的风险文化理论赋予风险以美学意涵，指出风险文化的核心就在于美学性的反身性及日常生活的美学化，让风险话语呈现出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既相互抗衡又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局面，由此丰富了社会学相关理论。
顶着“社会学中的黑格尔”之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则主张从系统理论出发来阐释“风险”论题。他认为，风险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存在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较于贝克与吉登斯关注技术风险的研究视角，卢曼对风险的理解显然宽泛了许多。在《风险社会学》一书中，他从社会系统理论的独特视角，为现代风险研究铺设了一条迥异于贝克风险社会批判分析的研究路径。他的风险系统理论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分析现代风险的新思维，成为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极。
由此可见，贝克和吉登斯都主张在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框架内，对风险社会及一般风险理论展开分析。拉什则倾向于从社会文化维度，阐释风险与文化的关系。而卢曼却从系统理论出发，观照风险社会的相关议题。但无论基于何种研究视角，“风险社会”都是学者们达成的共识，也是其研究的基点。
二、深度报道与“风险”结缘
西方新闻界有句名言，不是好消息就是好消息。其实，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灾难题材素来都是媒体报道的重点。正是由于灾难本身的惨烈性、对个人与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和影响，以及其中暗含的各种未知风险，才需要媒体保持高度警惕，进行持续跟踪、深度剖析和前景预测。而上述特性正好契合了深度报道的特点和功能。通过对深度报道发展历程的爬梳，笔者发现，深度报道与风险素来就有着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深度报道正是在风险社会之中得以诞生和发展，也正是在历次重大社会风险中，深度报道迎来一次又一次的高光时刻。
（一）深度报道在西方的发展历程
回溯深度报道的发展历程，源起于西方的深度报道通常有调查性报道与解释性报道两种主要形式。其中，调査性报道发轫于美国的黑幕揭发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结构不断调整、社会阶层加速变迁，导致社会问题急遽增多、各种风险陡然上升。为化解社会风险，新闻界掀起“扒粪运动”。它以杂志作为主体，通过揭露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假货泛滥等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积极发挥社会“安全阀”的功能。此后，美国调查性报道进一步发展，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鼎盛，其中《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披露，导致总统尼克松本人犯下的或以其名义犯下的诸多罪行被悉数揭露，由此化解了政治风险，同时也展现了深度报道的威慑力与影响力，可谓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维护民主政治的一次伟大胜利。
对于解释性报道而言，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共同推动解释性报道得以诞生。这两次全球风险的共同特点是毫无征兆，令人猝不及防。新闻界由此反思，正是其奉为圭臬的客观性报道原则与“倒金字塔”写作模式，仅仅忠实于对事件进行原原本本地记录，而未能深入开掘，做出解释，揭示事件之间错综复杂的勾连，才导致人们对危机的来临毫无预感。由此，“倒金字塔”经典模式被打破，解释性报道得以诞生。
（二）深度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深度报道在中国的产生、发展与西方迥异。在近代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危”“机”交替中，深度报道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晚清末年，国势垂危，深度报道得以发轫，并通过“文人论政”功能的发挥，竭力挽救危机四伏的中国。辛亥革命时期，为“适应纷繁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纪实、解释、述评性新闻乘时涌现”[10]。这些作品颇具现代深度报道的样态，发挥着揭露事实真相的功能。民国初年，不少报刊与报人将“纪事”与“立言”相统合，以事实说理，发表政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瞿秋白的旅俄通讯、周恩来的旅欧通讯、邹韬奋的欧美旅行通讯，也颇具调查性、解释性报道的色彩。抗日救亡时期，《大公报》特派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采访报道，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公之于世，成为当时深度报道的典范之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深度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席卷了整个新闻界。这恰好呼应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对新思维、新观念、新经验的信息需求都极为强烈，与此同时，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凸显，改革的阵痛让人们深受困扰。深度报道致力于“启蒙”与“导航”，发挥了释疑解惑、引路前行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加剧，中国进入所谓的“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问题急遽涌现。为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肌体健康，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纷纷为新闻媒体“松绑”，支持媒体“舆论监督”能量的释放，由此深度报道步入“黄金时代”，“监督”与“求解”功能得到极大释放。2013年后，移动互联网浪潮汹涌来袭，媒介生态剧烈变革，传统媒体步入“寒冬”，深度报道更首当其冲成为媒介“气候变化”下的“生态难民”，陷入到内忧外患的泥潭。不过，自2016年以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都意识到深度报道的独特价值与功能，纷纷发力扶持深度报道，合力铺就深度报道的守正创新之路，让深度报道呈现出复苏景象。时下，中国的改革进程已经步入了攻坚期、深水区，所面临的各种结构性深层次矛盾相互交织、纷繁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社会已成为一个典型的风险社会，这不啻为深度报道发挥预警功能和解释功能的重要契机。
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深度报道的萌生与发展都同各种“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生态风险、健康风险等紧密相连。正是缘于“风险”引发的不确定性，人们才迫切需要媒体成为整个社会的“雷达系统”，不仅要做到“先知先觉”，还要以最快的速度告知人们潜在风险的存在。在历史长河中，无论是随着岁月远去的1998年抗洪、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等重大灾难性事件，还是在今天业已常态化存在的新冠肺炎疫情之中，都可以看到深度报道从业者发出质疑、穿过迷雾、激浊扬清、揭示真相的身影。由此可见，越是家国危难之时，越是深度报道功能体现、价值彰显的关键时刻;越是在各种人为风险与自然风险的倒逼之下，時代对深度报道的需求和呼唤也就更为强烈。所以，在无可避免的各种风险和灾难之中，深度报道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涵。
三、疫情中的媒体表现：SARS与COVID-19
（一）SARS期间：“失语”与“失度”
1.非典疫情报道始末
2002年11月，广东局部地区出现非典型性肺炎（SARS）病例;2003年1月下旬，广东省卫生厅进行疫情通报，但全国并无媒体报道;2月，疫情迅速扩散，截至11日广东已出现305起非典病例。在主流媒体缺位的情况下，大部分市民通过手机短信和口耳相传，获知广东发生了“致命流感”“禽流感”“鼠疫”的相关信息，于是流言飞布、人心波动、抢购风潮四起。2003年2月10日，《羊城晚报》刊发《广东发现非典型性肺炎病例》;2月11日，广州市政府、广东省卫生厅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疫情情况并进行辟谣，主流媒体开始介入报道，广东4家主流媒体（《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注重引导舆论、平息谣言，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效果。但与此同时，中央媒体及其他地方媒体对非典的报道依然稀少，尤其是整个3月份，由于全国“两会”召开，国内舆论整齐划一，负面报道难寻踪迹，其中也包括非典报道。3月下旬，伊拉克战争打响，国内媒体聚焦战争，极少关注非典疫情。所以，在4月份以前，国内媒体对非典疫情整体表现出“失语”的状态。4月3日，中国卫生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中国局部地区已控制住了非典疫情，媒体这才开始适度报道，《人民日报》也于当日刊发首条非典报道;4月4日，吴仪（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前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新华社、中新社同时发布消息，关于非典报道的尺度自此得到了适度放开，媒体发布的消息明显增多，“‘非典消息真正由组织传播，进入大众传播管道”[11]。4月20日，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成为非典报道中的“分水岭”事件。此后，媒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公开权利，公民也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知晓权，由此疫情报道出现铺天盖地之势，让疫情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示，也体现出媒体极强的自主性。但与此同时，媒体也表现出集体喧哗的“失控”状态，引起了老百姓的群情恐慌。对此，学界与业界进行了诸多反思和检视;5月以后，随着中央下达“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的指令，经济报道得到增强，非典报道趋于平稳，公众情绪日趋稳定。
2.“失语”与“失度”
由于疫情传播迅速、影响多维、专业性强，普通民众在灾难面前，亟待获知大量信息来弥补认知缺陷、消除心理恐慌、指导日常生活。在这个特殊时刻，若是缺乏畅通的信息传播渠道、公开透明的疫情通报，就很容易导致流言四起。历史上无数事实业已证明，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任何企图隐瞒信息的行为最终都会演化为谣言的漫天飞舞，并在某种程度上加剧社会风险。而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则能够有效遏制谣言或错误信息的流传，帮助群众建立起正确的认知，避免造成社会恐慌。正如白岩松所言，“没有特效药，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12]。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Jean-No■l Kapferer）也将“诚意、透明度及迅速”视作防止谣言必不可少的条件。[13]
然而，在4月20日之前，全国主流权威媒体对SARS疫情却表现出集体“失语”的状态。主流权威媒体的“失语”，必然导致媒体预警功能缺失，谣言弥散，抢购风潮四起，对公共管理系统的快速反应和良性运转造成巨大危害，同时也造成了媒体的信任危机。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前总编辑薛晓峰等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若是将突发事件报道简单地等同于负面新闻进行“封锁”，必然导致社会舆论被谣言控制，由此引发的恐慌甚至比事件本身更具杀伤力。与之相反的是，若让主流媒体予以及时、客观地报道，不但不会添乱，反而能让“公开的秘密”变成权威的声音，用大道消息堵住小道消息。[14]此后，随着主流媒体进行舆论引导，抢购得以平息，但是，主流媒体宣传的“可防可治”“有效遏制”“毋信谣言”等关键词，虽然有效缓解了民众的恐慌心理，但也一定程度上让群众放松了警惕，致使疫情流布到其他地区。
4月20日以后，由于在关乎重大议题上的信息管控得到放开，媒体获得了空前的信息公开自由权利，致使媒体众声喧哗，无论是关于疫情动态、医疗救治和科学防范的报道，还是涉及政府举措、医护人员的消息，与之前相比都大为改观，形成了传播强势。不过细究之下，也可发现其中存在颇多問题，比如大量报道同义重复、连篇累牍，但质量不高，缺乏多维向度，显现出媒体片面追求数量，盲目跟风的报道心理;报道基调的鼓动性过于强烈，过分渲染、过度煽情，尤其是对医护人员进行脸谱化的刻板报道，缺失了应有的人文关怀，将其神化为抽象的政治符号，让医护人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综观SARS期间的疫情信息传播，传统媒体整体表现欠佳，先是在疫情发生之初“失语”，继而在信息公开权利放开之后“失度”。而且在4月20日之后铺天盖地的疫情报道中，单一化、模式化、概念化缺陷明显，有深度、有力度、有广度的深度报道缺失。
（二）COVID-19期间：深度报道大放异彩
迄今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再次将人类置于重大社会风险之中。这场21世纪以来影响范围最广、传播速度最快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命安全、深刻重塑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秩序，而且导致全球经济走向衰退拐点、世界濒临至少50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民族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上扬、国家强弱盛衰及整个世界格局都将发生较大改变。
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过程中，工业化悖论、现代化陷阱以及全球化脆弱都暴露无遗。除此之外，疫情初期全世界还遭受了严重的传播危机，谣言在蔓延、社会被撕裂、世界在动荡。由此可见，新冠肺炎疫情的危害早已超越了医疗卫生场域，而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场域中全方位的风险存在。
疫情初期，人们对优质、可靠信息的需求空前高涨，对真实、真相的渴望异常强烈。综观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呈现，虽然鱼龙混杂的谣言、舆论噪声、新闻反转不时出现，但主流媒体发布的权威消息却始终获得了高度认可，具有高“附加值”的深度报道更是得到网民的关注与好评。
有研究者指出，主流媒体的报道占据了此次疫情报道的主体部分：中央主流媒体的即时性权威消息与市场化主流媒体采写的深度报道，彰显了传统主流媒体的公共服务价值，多篇重磅报道拓展了舆论空间。[15]具体而言，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周刊》等中央级媒体的一线报道，丁香医生、八点健闻、《健康报》等医疗类行业媒体的专业分析，《湖北日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地方媒体的防控宣传，以及《第一财经》、财新传媒、《财经》《三联生活周刊》《人物》等市场化媒体的深度报道等，共同呈现了一幅全面、完整的中国防疫、抗疫图景，展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坚强斗志和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
其中，就市场化媒体的疫情报道而言，国家信息中心与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院共同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认知与信息传播调研报告》显示，一财、财新、《财经》《三联》《人物》等市场化媒体成为“公众印象深刻的信息来源”。它们以专业性、敏锐性和前瞻性，赢得了网民的交口称赞。
《第一财经》在2019年12月31日上午独家发布《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做好隔离，检测结果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以700余字的消息打响了疫情报道“第一枪”。此后，武汉官方接连给出“定心丸”，并且未对疫情作出进一步公开，致使多家媒体因缺乏官方信源而陷入报道低潮，出现了集体性的预警迟滞。随后，武汉进入“两会”时间，为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2020年1月6日至10日，武汉市卫健委未发布疫情相关通报，即便疫情正处于恶化之中（其中暴露出来的地方官僚主义、维稳思维与17年前SARS期间如出一辙）。不过，在信息的贫乏期里，以《第一财经》、财新传媒、《财经》《三联生活周刊》《人物》等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并未放弃对疫情的追踪报道。它们高度关注不明原因肺炎的进展情况，突破重重障碍，多方采访求证，力图揭示正在发生的疫情，并以媒体之力倒逼官方疫情通报的公开透明，发挥了风险警示、环境监测的社会守望职能。
整个疫情期间，这几家市场化媒体以理性、客观、平衡的报道理念，关注疫情动态和芸芸众生命运，审视各级政府的抗疫决策部署，追踪疫情的相关科研进展，撰写了多篇有深度、有力度的报道，在救援、医学、民生、交通、地方疫情等领域频频发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更加完整、真实的疫情图景，生动再现了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展现了全国人民勠力同心的精神风貌。
其中，财新采写了多篇独家重磅报道，体现出一如既往的生猛、理性、专业的作风，在本次疫情报道中大放异彩。学者时统宇通过对新冠肺炎战“疫”中新闻杂志的表现进行梳理，一针见血地指出，“新闻的本质不是流量，不是资本，不是平台。内容为王，追寻真相永远是媒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他表示认可徐一飞在《财新三联 新闻周刊 南风窗……这些封面拼成了2020中国春之殇》一文中的观点：“2020年的春天就中国而言，是一个伤痛的季节。在‘时代的喧嚣中，一些杂志如历史草稿般记录、拼凑出了今春的殇与痛。这些传统纸刊在战‘疫中散发出的温暖之光，在新媒体泛滥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而“深度调查报道”与“深度稿件”，正是对这些新闻杂志进行解读的关键词。[16]毋庸置疑，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传播而言，最具冲击力、影响力和传播力，也最让人记忆尤深的，无异于深度报道，以致有新闻传播类学术刊物专门开设了深度报道研究专栏，组织相关专家、业界精英，探讨疫情期间深度报道的业界操作，重申媒体的社会责任，探寻深度报道的复兴之路。
统而言之，在COVID-19疫情期间，机构媒体以专业、权威、客观、平衡的报道，彰显了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体责任。深度报道更是在疫情报道中大放异彩，发挥了提前预警、探寻真相、正本清源、引领舆论、预判前景等无可替代的重要职能，凸显了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同时也展现了深度报道从业者“逆风而行”的使命与担当。正是这群有良知、有情怀的传媒人，以专业化视角和职业化操作，传播了疫情真相，抚慰了精神创伤，弥合了社会裂痕，成为危难之中国家的瞭望者和社会的守护者。
四、守望警策，彰显媒体预警职能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美国报人约瑟夫·普利策的这则名言，至今仍响彻在新闻人的耳畔。普通资讯尚且如此，作为“新闻皇冠上的明珠”，深度报道就更應该成为社会的“守夜人”，发挥提前预警、廓清方向、释疑解惑、记录历史的重要职能。
（一）风险耳目，做好时代的“守夜人”
贝克指出，当代风险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风险”[17]，当代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吉登斯也认为，整个世界已演变成一个“失控的世界”[18]。卢曼则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19]。所以，风险与人类相伴相随，令人无处可逃。而媒体作为人类应对各种风险不可或缺的感应机制，就必须拥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提前预警、如实记录，成为人类社会的雷达系统。与此同时，媒体还应提供各种建设性方案，探寻秩序重建的可能和路径。而素来以专业、冷静、理性著称的深度报道，就更应当成为风险社会中的耳目，通过对新闻事件前因后果、影响意义的纵向梳理，以及对新闻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复杂勾连的横向分析，为人们呈现完整事实、揭露隐藏真相，展现更加全面的社会图景。深度报道从业者也应该以非凡的勇气和担当精神，成为社会良知与公平正义的守护者。一言以蔽之，深度报道应当积极履行守望警策的职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守夜人”，发出震撼人心的最强音。
（二）专业是守望警策的首要前提
在风险社会中，要发挥好风险警示、环境监测等社会守望职能，专业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主流媒体之所以能够成为公众最信赖的消息来源，归根结底，正是源于多年来积淀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让人们在关乎生命健康的关键时刻对其倍加信赖。
以第一财经为例，它是一家拥有报纸、杂志、电视，以及多个新媒体平台的老牌财经媒体。2019年12月31日，一财在全国首发“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疫情”的消息。此后，它又以图文、视频等形式，通过电视端、移动端等平台，贡献了一大批独家、专业的硬核报道，受到网友的一致好评。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指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呈现爆炸态势，真假难辨，极度困扰受众，由此更凸显出专业媒体与专业记者的价值。这也是一批长期深耕深度报道的专业媒体脱颖而出的原因。《中国新闻周刊》副总编辑陈晓萍也指出，专业型记者在疫情报道期间之所以表现优异，缘于他们在医疗卫生领域的长期积累和观察，由此具备在动态事件中捕捉到核心问题的能力，亦即找到真问题，并精准剖析，从而撰写深度报道。由此可见，专业创造价值，专业成就独家是媒体生存的不二法则。专业也是守望者最有力的武器，这正是深度报道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受到好评的重要原因。
毋庸置疑，媒体具有社会守望的职能。换个更通俗形象的说法，就是媒体是社会的“看门狗”。而媒体作为“看门狗”的社会角色，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深度报道来实现的。尤其是在社会遭受巨大冲击、面临重大风险之时，正是媒体发挥预警职能、体现守望警策的关键时刻。然而，鉴于普通的动态报道只能孤立、表层地呈现局部、碎片化的事实，而无法映射事件之间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联系，更无力揭示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谓的“真相”。而深度报道则能够通过对新闻事件的解释、分析、判断与预测，穿透事实迷雾，抵达事实真相，“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由此呈现“宏观真实”，展示完整图景，帮助人们超越事实、寻求真相、接近真理。所以，深度报道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职能，关键时刻还是要看深度报道。站在另一个角度而言，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传播中，深度报道也迎来了新一轮价值的回归，彰显了独特的魅力，散发出别样的风采。
（本文为2021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计划“全媒体时代深度报道转型发展研究”的中期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021-ZZJH-381）
参考文献：
[1]蒋晓丽，胡登全.风险社会与媒介表征[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56-60+144.
[2]乌尔里希·贝克，威廉姆斯.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A]//薛晓源，周战超，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
[3]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0.
[4]樊青青.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批判：基于资本增值的视角[J].兰州学刊，2012（6）：197-200.
[5]张广利.社会保障理论教程[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368.
[6]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94-195.
[7]文军.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73-80+125.
[8]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9.
[9]陈世旺.风险文化：拉什社会理论的主导语[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35（1）：125-127+132.
[10]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281.
[11]三联生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非典”时刻的中国官员与专家[EB/OL].https：//business.sohu.com/08/04/article209280408.shtml.
[12]央視网.白岩松评述一周疫情：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EB/OL].http：//news.cctv.com/2020/02/23/ARTIBGlYkxxFsa9Y9kejVsBD2002
23.shtml.
[13]卡普费雷.谣言[M].郑若麟，边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71.
[14]薛晓峰，田小平，李波.与谣言的较量：广东平息“非典型肺炎”事件的思考[J].中国记者，2003（4）：30-31.
[15]栾轶玫，张雅琦.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信息呈现与媒体表现[J].新闻战线，2020（3）：12-15.
[16]时统宇.战“疫”中大放光彩的新闻杂志[J].青年记者，2020（10）：92.
[17]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3.
[18]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9]张广利，等.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132.
（傅一卿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郑州大学讲师;刘海贵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郑 艳
猜你喜欢 深度报道风险社会疫情 防控疫情 从我做起南方周末(2020-07-16)2020-07-16疫情期在家带娃日常……37°女人(2020年5期)2020-05-11疫情应对之争撕裂巴西疫情应对之争撕裂巴西环球时报(2020-04-21)2020-04-21疫情中，中俄贸易同比增长伙伴(2020年3期)2020-04-14碎片化阅读时代网络媒体深度报道问题及策略研究新媒体研究(2018年4期)2018-05-08重大重深重磅新闻爱好者(2018年1期)2018-01-26社会保护政策：新时期贫困问题治理的新视角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5期)2017-09-30浅谈深度报道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发展现状商(2016年9期)2016-04-15如何发挥深度报道的优势企业文化·下旬刊(2016年1期)2016-03-10“风险社会”视域下大学生政治认同与教学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年4期)2014-1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