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君洁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关乎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那么，如何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呢？“民生三感”是建立在物质与精神生活得到相应满足的基础之上，需要持续不断地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阅读是一种精神追求，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居于一个重要的地位。那么，阅读是否可以切实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呢？这将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为促进乡村阅读，各级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并采取许多措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明确提出：“加强农村科普工作，推动全民阅读进家庭、进农村，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这引發了学界对乡村振兴战略下阅读问题的关注，特别是乡村儿童、中小学生、农民等群体所面临的阅读困境;对乡村书屋、行走书箱、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以及民间图书馆等助力乡村阅读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然而，要解决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阅读问题需解决农民阅读知识贫困这一最大制约因素。因此，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村地区的阅读资源短缺，信息供应程度低，农村地区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均关注乡村阅读的推广活动，特别是强调图书馆在推动农村阅读、提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学界主要关注乡村阅读的推广工作，多限于促进乡村阅读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且多为理论探讨，而对乡村阅读是否内化缺乏关注。然而，只有当阅读内化之后才能真正吸收知识的养分，才能将阅读所得内化成精神养分，给农村居民的生活带来实践的指引及精神的力量，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农村居民才真正具有阅读的内在驱动力。基于此，本文将基于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即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阅读是否影响农村居民“三感”进行研究，是本文的创新之处。所以，本文将提出研究假设：阅读将提高农村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将利用2017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这一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2017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2017）问卷的数据。本研究为农村居民，根据问题“D36.该地方在当时为下列哪一类型地区？”的回答进行划分，当答案为“乡镇或集镇”或“农村”时，表示居住在农村，同时，剔除掉无效样本，最终选取居住地为农村的有效样本2129人。
（二）普通有序Probit模型的构建
1.指标选择及说明
本文的核心研究假设是：阅读是否影响农村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被解释变量就包括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个指标。被解释变量“获得感”这个词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之后便迅速成为一个热词，且其使用范围和意义出现了固化的趋势，多用以表示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后所产生的满足感。故可以将获得感定义为个体或群体在自我处境持续改善、自我状况不断提升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积极心理体验，是一种建立在“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感受。“获得感指标”（Sense of Gain）拟用问题“D40.您对以下观点的同意程度如何？第8个小问题‘我对家里的收入感到满意”来测度。幸福感是个体对所具有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以及现有生活的各方面与自身预期的一致程度的主观感知，故“幸福感”指标（Sense of Happiness）可以用问题“A36.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来衡量。安全感的字面解释是一种安全无虞的主观感受，所以虽然不同学科和学者对安全感的定义及测度各不相同，但均认为安全感主要表现为个体对现状及未来的一种确定、可控和放心的主观感受，故“安全感”指标（Sense of Safety）拟用问题“A33.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来测度。主要的解释变量读书量指标（Reading）是根据问题“A30a.在过去的12个月里，包括纸本书和电子书在内，您一共读过多少本书？”来构建。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民族、户口、政治面貌（党员、团员、民主党派）、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工作状况（非农工作、务农）、孩子数量、个人收入等指标。
2.模型的构建
本研究中的三个被解释变量Sence为排序数据（Ordered data），所以并不适用OLS估计，采用文献中广泛使用的专门处理被解释变量是排序数据的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进行估计。为了验证研究假设，我们构建了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其中，因变量Reading为读书量;自变量Sence分别用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个指标衡量。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报告了原始数据的统计结果，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的“三感”总体水平偏低，“三感”均值反映出农民对家里的收入介于有点不满意和有点满意之间，幸福感接近比较幸福;安全感则是对社会其他人的信任介于说不上同意不同意与比较同意之间。与读书数量相关的三个指标显示，均值分别为3.769、1.794和1.975，读电子书量比读纸质书量稍高0.181.这样的读书量总体上是偏低的，且农村居民在这三个指标上的差异均非常大。数据显示，年阅读量为零的观测值有1571个，约占总样本的73.79%，说明在中国农村有七成多的成年人没有阅读的习惯。可见，培养农村居民的阅读习惯，推进书香乡村建设仍任重道远。同时，对读书量前10%和后10%的样本进行分样本比较，可以发现，前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均值（分别为：3.840，4.14，3.528）均高于后者（分别为：3464，3754，3504）。这一定程度上说明读书量提高了个体的“三感”，当然这一影响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一）基本结果
表2报告了读书量影响“三感”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在控制性别、年龄、民族等，以及省份固定效应之后，阅读确实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三感”，尤其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最大。
（二）内生性检验
阅读可以提升农村居民的“三感”，但是“三感”越强的人也可能更有条件或更愿意阅读，那么上述的研究就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所以，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基准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良好的阅读环境和氛围是阅读的起点，而一个地区是否有优质的图书馆可以很好地反映该地区的阅读环境，图书馆的借书量也足以反映该地区居民的阅读习惯。所以，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2016年各省每万人借书数”作为工具变量。省级每万人借书数与该省的个人读书量有一定相关性，而农村居民的“三感”显然无法反向影响省级层面的平均借书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外生性假定。因此，该变量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
表3第（1）列为工具变量回归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工具变量“2016年各省每万人借书数”与解释变量读书量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从第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量看，有理由认为上述工具变量并非弱工具变量（F值大于10），即工具变量有效。而且，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之后，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系数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工具变量模型能够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更准确地估计阅读对“三感”的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利用CGSS2017中的问题“您认为您10年后将会在哪个等级上？”的回答减去“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层？”来反映农村居民对未来社会层级变化的预期。该变量取值越大表明对未来的层级变化的预期越乐观，作为因变量放入模型重新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已有研究表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和主观社会阶层积极预期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主观获得感也对社会阶层认同影响显著，即改革获益程度、生活改善程度和自致成功性评价越高，居民的阶层认同也越高，且阶层认同向上流动的概率也越大。所以，本文认为社会层级变化的预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获得感，进行稳健性检验。另外，用CGSS2017中的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的回答来反映农村居民的公平感。社会公平正义是保障和提升民众获得感的首要条件，通过人们的社会公平感表现出来。所以，本文认为可以用公平感来衡量安全感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该变量取值越大，表示安全感越强。表4给出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回归结果表明，读书量仍然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阅读是影响“三感”的，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前文结论的可靠性。
（四）边际效应分析
Ordered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虽然提供了显著性和参数符号等方面的相关信息，但是，参数的含义并不直观，所能提供的信息相对有限。为了更为直接了解各解释变量对“三感”的边际效应，本文计算了连续边际效应（结果见表5），如列（1）计算结果表明，当所有变量处于均值时，读书量每增加2718本，获得感取值“非常不同意”的概率Prob（获得感=1|x）将减少0.798%，而获得感取值“非常同意”的概率（Prob获得感=5|x）将增加0.556%。可见，对于一名其他条件处于平均水平的人，读书量的增加均能提升“三感”。从三列数据的比较来看，读书量对获得感的影响相对更大。
三、扩展性分析
（一）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居民阅读对“三感”的影响
大量国内外文献考察了个人的人口学特征，比如年龄、收入等因素对个人幸福感等主观心理感受的影响。不同年龄群体的阅读特征及阅读需求存在明显的差异，那么年龄差异是否会使得不同年龄群体的阅读对“三感”产生不同的影响呢？目前尚未涉猎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居民阅读影响“三感”的差异分析。本文将全样本按照年龄进行子样本分组回归。CGSS样本的年龄是18岁以上的成人，故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对青年人年龄界限，将年龄范围为18～35岁的界定为青年人，35岁以上的为中老年人。对青年与中老年读书量、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差异T检验可知，青年组读书量均值为12052本，是中老年组的619倍，但是除了幸福感以外，青年组的获得感和安全感均比中老年组低。通过对各项指标的T检验可知，各项指标的组间差异是显著的。
从表6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相较于中老年人，青年人增加读书量更能增加获得感和幸福感。Chow检验的结果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组间差异是显著的，但中老年人读书量增加时能显著增加安全感，而对青年人的安全感没有显著的影响。出现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是：不同年龄群体的主要阅读动机存在一定的差异，成年读者侧重于工作技能，老年人读者侧重于爱好发展。所以，在青年人的阅读数量远高于中老年人的情况下，青年人更能有获得感;另外，阅读是个人认知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而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老年人的主观心理世界则已较为稳定。所以，阅读可以让青年人获得和体验更深刻的幸福，这一研究发现与袁艳（2018）的研究结论一致。已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更容易面对身体机能衰退、人际关系丧失、情绪孤独、认知功能受损等困境。其中，人际安全感和情绪孤独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阅读是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渠道。老年人通过阅读可以更加贴近时代脉搏，与社会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获得心理上的平静与安全感。所以，阅读对于提升老年人的安全感作用更为显著。
（二）不同收入的农村居民阅读对“三感”的影响
已有研究证实社会经济地位对阅读存在重要影响。所以，本文将继续考察农村居民中不同收入阶层阅读对“三感”的影响。将全样本按照收入中位数分2组进行分组回归进行比较。高收入组的读书量均值為5.352本，是低收入组的2.45倍，且除安全感指标外其他各项指标均显著高于低收入组。
从表7分组回归结果来看，虽然高收入组的平均读书量明显高于低收入组，但是阅读对于提升“三感”的作用却显著低于低收入组。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一是，读书对于提升农村居民“三感”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阅读更能提高低收入农村居民的“三感”;二是，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提高“三感”的途径相对有限，而阅读是其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
四、机制检验
个体拥有良好的心态或精神状态才能更好地获得幸福，而幸福感较低的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通常并不乐观。因此，本文将阅读影响幸福感的传导渠道归纳为三个：对未来的乐观程度、上进心以及心理平稳度。对未来的乐观程度用CGSS2017中的问题“我对我的未来持乐观态度”来衡量。本文用6减去原始值使之取值方向与幸福感一致，取值越大表示被调查者对未来越乐观;上进心用问题“目前我正竭尽全力追求我的目标”来衡量，数值越大表明被调查对象的上进心越强;若常为小事而烦恼可能心理平稳度会较差，心理平稳度用问题“我常因一些小事而烦恼”来衡量，同样用7减去原始值，使其取值方向与幸福感一致，取值越大表示被调查者越不易为小事烦恼，心理平稳度越好。拒绝回答和回答不知道的均作为缺失值。
为了探讨乐观程度、上进心以及心理平稳度在阅读对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本文采用温忠麟等（2014）的检验中介效应方法。从表8的估计结果可知，读书量都显著地增加了乐观程度、上进心和心理平稳度，而乐观程度、上进心和心理平稳度基本上都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的“三感”。基于以上分析得出，上述三个心理因素对农村居民“三感”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也就是说，读书能让人的内心变得更宁静、更乐观、更强大。读书量增加对农村居民“三感”的积极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阅读对农村居民心理的积极作用来影响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
五、结论
本文运用CGSS2017研究阅读是否是影响农村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主导因素，从内因去发现阅读是否可以提升农村居民的“三感”，弥补了已有文献仅从乡村阅读的投入或服务等外因进行研究的不足。研究发现：第一，读书量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三感”，不过，通过连续边际效应的测算，读书量对获得感的影响相对更大;第二，以“2016年各省每万人借书数”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读书量仍然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以社会层级变化的预期替代获得感，以公平感替代安全感进行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结论;第三，不同年龄段群体，不同收入群体阅读对“三感”的影响存在组间差异，总体而言，阅读对青年人组和低收入组提升“三感”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第四，中介机制检验表明阅读会通过对个人的心理因素，如对未来的乐观程度、上进心以及心理平稳度的积极作用来进一步影响“三感”。
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政策涵义。我国普遍存在乡村阅读不足的现象，而良好的阅读习惯正可以有效地激发个人的内驱力，阅读可以对个人与社会产生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乡村阅读推广可以培养农村居民良好的阅读习惯，更新观念，点亮智慧，陶冶情操，进而带动乡村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到阅读对提振乡村发展的积极作用，针对乡村阅读的短板，找准着力点，多措并举地推动乡村阅读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乡村阅读环境。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公共图书馆，尤其是“农村书屋”这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投入，可以更好地保障农村阅读资源和为农村阅读创设更好的环境。同时，政府要尤为重视和关注农村青年人和低收入人群的阅读情况，培养其阅读习惯，改善其阅读条件，这必将有助于提升其“三感”。
基金项目：2021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类）项目“企业避税、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72021051）;2017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类）项目“财政分权、地方官员个人特征与环境治理”（项目编号：207201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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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张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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