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红
摘 要：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哲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他的诸多观点在学术界也颇具争议。基于对“形而上学与逻格斯中心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两组哲学概念的辨析，深入解析了“解构”“异延”“文本互文性”等解构主义核心术语，并进一步探讨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哲学渊源、形成过程。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一方面促进和丰富了翻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存在的前提与必要性，对翻译领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与颠覆性影响。
关键词：解构主义;异延;忠实;文本互文性;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1-0087-05
一、引言
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影响遍及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翻译学，甚至艺术和美学等领域。他是20世纪法国学术界影响最广，也最具争议的思想家之一，他所提出的“解构”“异延”等术语也成了解构主义的代名词。其三部代表性著作《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的出版标志着解构主义理论的确立，继而引发一场解构主义思想变革。
德里达的理论系统是在对索绪尔、海德格尔、李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代表性人物的批判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中心主义，否定终极意义，消解二元对立，排斥形而上学等解构主义的基本精神。德里达围绕词语的异延、文本的互文特征，消解了翻译中原文的稳定性和原作者的权威性，打破了原文本的封闭性，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形成开放、多元的翻译标准和批评理论体系，但对翻译概念的颠覆与消解之后，解构主义并未对翻译作出进一步的建构或阐释，人们对于“什么是翻译”这一问题无法达成普遍性共识，从而使得关于翻译的探讨陷入混乱。
二、 解构主义哲学概念解析
（一） 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形而上学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德里达思想的关键词之一，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可追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其主张研究事物的规律、本质并进行理性思考。形而上学在早期充满了神学色彩，提出的问题被理解为超验问题。康德将形而上学的问题归纳为三大问题：世界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灵魂是否不朽？上帝是否存在？在对世界的起源、认识的来源、万事万物的本质思考的过程中，传统形而上学主张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看待世界，认为真理来源于“逻各斯”。“逻各斯”一词是希腊文“logos”的音译，它有许多含义，其中最基本的意义有“言说”“道路”“理性”“法则”“规律”“比例”“分寸”等[1]31。
逻各斯可能意味着很多东西，但是逻各斯主义以一种普遍的原则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当我们谈论西方的形而上学必须依据不同的话语情景时，它具有多元的表达能力。从字面上讲，逻各斯中心主义意味着理性中心主义、法则主义，又意味着语音中心主义。因此德里达在分析书写和演讲的二元对立时，谈到了语音中心主义;在讨论精神分析学的时候，又谈到了菲勒斯中心主义[2]66。无论是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还是菲勒斯中心主义，都包含了同样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贯穿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即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如主体与客体、言语与文字、必然与偶然、能指与所指、同一与差异等对立关系。这些对立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从属关系，第一项往往居于支配或中心地位，第二项仅仅是对第一项的限制和否定。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就是从这些僵硬的对立关系入手，颠覆那些对立的等级关系，打破原有系统的封闭状态。具体到翻译中，正如德里达在《巴别塔》一文中所指出的：“巴别塔故事告诉我们，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从一种百科全书到另一种百科全书，甚至语言、意义等都从根本上存在着某种先天的不足……因此翻译本身便处于一种解构的体系中”[3]104，这从根本上解构了原文的封闭性和第一性，从而打破长久以来在翻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忠实对等原则。
（二） 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复杂的理论思潮，其内部观点的多样性和思想的歧异性使得人们很难清楚地认识其主要思想和理论主张。在此以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索绪尔和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对其特点做简要的概括。
索绪尔是将结构主义思想运用到语言学研究的第一人，他强调应该将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符号体系来进行研究，将具体的语言行为和深层的语言体系进行区分，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索绪尔所提出的“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指“结构”。而1945年斯特劳斯发表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结构分析》则标志着结构人类学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开始。斯特劳斯认为，人类的整个文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大的语言系统，而文化中存在着深层的基本结构。
法籍专家高宣扬在其著作《结构主义》中对结构主义做了如下总结：（1）结构主义看重事物变化因素后面隐藏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就是所谓“结构”。（2）结构主义方法强调整体，决定事物性质的是整体。（3）结构主义认为，人们普遍地具有一种先天的、遗传决定的，像一种构造力作用的机制，这种固有性质或能力是预定的[4]98-105。
结构主义存在着某种形而上学的预设，认为任何客观事物都具有某种结构，都会在整體结构中分出主次要地位。索绪尔就提出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能指是声音和字形，所指是概念和意义，能指（符号形式）和所指（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结合的，同时也是稳定的、对应的。对于一个词，“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5]164。
德里达批判地继承了索绪尔的这一思想，他认同语言中书写符号与意义组合存在着任意关系，但反对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稳定且一一对应的关系。他认为，索绪尔保留了“先验所指”，符号概念依然涉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本概念。因此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对索绪尔以及莱斯劳斯都进行了解构式的批判，用法语创造了“解构”（deconstruction）、“异延”（differance）等德里达式的词汇和概念。
三、解构主义思想渊源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形成与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的动荡不安是分不开的。1968年法国爆发了激进学生运动，之后得到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支持，发展成大规模的反抗等级制度、反权威、反传统的、反对一切禁锢自由思想教条的政治运动并迅速席卷整个欧洲。在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下，欧洲特别是法国出现了一大批如福柯、海德格尔、本雅明、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想家。
尼采的思想被视为解构主义哲学的滥觞，推翻“上帝”的绝对权威，从相对论的认识立场来认识真理，为解构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对后来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思想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德里达早期的思想则受这些思想家的影响并积累了大量的相关知识。他的解构主义思想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研究起点，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大约10年时间主要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1967年出版了《声音与现象》。因此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对德里达可谓影响深远，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其解构思想的源泉，正如他自己所言：“现象学永远是解构的源头，因为现象学拆解思辨理论的沉淀以及哲学的诸种先设。”[2]64但德里达对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是一种批判式的继承，事实上，他以索绪尔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延异”概念，而“解构”则是基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拆解”概念，并通过后来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形成了德里达式“解构主义”思想。
四、 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形成
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在对结构主义批判中逐渐形成，而他的解构主义思想常常在语言学语域下展开，因此他对语言、翻译的观点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在1966年学术会议讲演词《人文学科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中，他将法国著名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作为批判对象，提出结构意味着只有一个中心。这一发言被视作解构主义的宣言书。之后他或通过学术报告，或通过学术论文对索绪尔、海德格尔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其解构主义思想在美国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形成了美国有名的耶鲁学派。
正如对语言多样性问题的关注，德里达也同样重视翻译问题。他将翻译分为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的外部翻译和同一种语言内部的古语到现代语、方言到方言的内部翻译。德里达对翻译理论的相关讨论散见于其著作与访谈中。在早期多伦多大学召开的“文学翻译的符号学”会议上，在《翻译的神学》《假如有翻译的地位》（后被收入《论哲学的力量》）两篇报告中，他清楚地解释了关注翻译问题的原因[1]104。
除此之外，德里达分别在《巴别塔》和《什么是确当的翻译》两篇文章中阐述了他对翻译问题的看法。在此简单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翻译意味着替补（supplement），即替代和补充，译文体现原文的意象或观念。第二，原文在译文中得到补充和扩展。关于这一点，他在《巴别塔》中表示赞同本雅明关于翻译的“此生来世”（the life and after life）的观点，并对其做了隐喻性的补充：“本雅明说的很清楚，原文在譯文中扩展了……我还要加上一句：它（译文）就像孩子一样，无疑是自己的孩子，但有自己独立说话的权利，这样，孩子就不是服从繁殖法则的一个产品。”[6]68 第三，即使最忠实于原作的译文也无限远离原著。因为原文并非封闭实体，真正意义上的原文并不存在，译文与原文的差异性恰好说明了翻译的重要性。第四，绝对“确当的”翻译不可能达到。确当的翻译并没有绝对的标准，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标准，无客观的标准衡量[7]137。
五、解构主义对翻译学的影响和意义
对于德里达所创造的“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词，他本人曾不止一次地强调，不要将“解构”理解为某种特殊的技巧或方法，要将它理解为一种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或者是一种策略。解构是要打破同一，显示差异。在《论文字学》中，“解构”一词一开始便与“拆解”和“清淤”（la desedimentation）一同出现。对此，该著作译者汪堂讲认为：“德里达所提出的解构并不绝对地否定某个东西、取消某个东西。经过解构的东西不会消失反而会显示更多的内容和可能性，从这种意义上说，解构不仅不是毁掉原有的东西，而且是一种意义的增殖活动，因此德里达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虚无主义者”[1]29。
因此，解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怀疑或者批评方法，它更像是一种分析性、开放性的阅读方式，不把文本看作固定不变的实体，既不认为它具有某种本源性意义，也不认为其代表了作者的权威性，而是以开放的态度去看待文本，消解文本的绝对界限，清楚地认识文本间的互文性，其看待文本的解构方式对传统的翻译理论和标准等产生前所未有的颠覆意义，使得翻译不再被视为一种机械、对等的转换，而是原文本的补充、丰富、扩展和完善。
我国学者王宁曾撰文评论解构主义对翻译学的影响：“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家至少没有虚无地对待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他们不断地对既定的传统成规和翻译原则提出质疑甚至解构，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诸如忠实、标准、原作、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等核心原则均失去其原有意义……解构主义在破除了结构主义的科学、僵化和刻板的模式后使得长期处于隐身地位的译者的作用得到了大大的彰显。这应该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文化转向的最重要的贡献”[7]139。
解构主义介入翻译研究，无疑对这一长期由语言学家“把持”的封闭领域有所裨益， 翻译学从此不仅仅被设定在语言学领域之中，不再将语言视为由句法及语义规律设定的一成不变的体系，将排除在结构之外的若干因素如主体（包括作者、译者）、语境、受体（读者）、传播渠道等纳入了翻译研究领域，从而在多元视角下，以新的理论洞见及以跨学科研究方法展开翻译研究，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追求译文与原文对等的翻译视角，改变了看待翻译的思维方式，将译者、译文与作者、原文提到同等的地位，肯定译者主体性，无疑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多元化，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六、解构之后的翻译
尽管德里达曾声明“解构”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需要尊重作者而随心所欲地翻译，我国也有学者提出解构主义重在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差异，翻译更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改译、再造，译文在新的文化和传统中获得新的生命等观点。但也有学者提出，“作为对结构主义的反拨，解构主义带有浓厚的否定色彩，这些在福柯、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的理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8]83。解构主义通过“异延”“互文”等概念某种程度上突出了文本的不确定性和不可译性，在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同时，使得对译文质量的衡量失去了客观有效的标准。否定原文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之后，翻译行为成为一种从不确定到不确定的过程，其中的谬传、误读、错译该以何为参照？在拆解了传统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以原文为参照的理论框架之后，翻译标准变得无从判断，译文变成一种介于“创造”与“拿来”的“中间物”。
传统翻译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原作的绝对权威存在僵化、刻板的问题，而内容或形式的损失又普遍存在于翻译实践中，译者的自主性无疑应该得到尊重，但翻译的存在或许应该以承认原文的相对稳定性为前提，否定原文的确定性和作为参照物的地位，正向诸多学者所质疑的那样，可能会使得翻译陷入失去标准的混乱[9]65-66。解构主义以解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著称，然而，翻译本身则在二元体系下产生，即承认原文与译文的二元关系正是翻译得以存在的前提。换言之，翻译概念本身以承认原文相对稳定性和原创性为前提，倘若否定原文与译文的二元关系，消解了原文的稳定性，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存在的必要性。
七、结语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哲学的层面解构了以逻各斯中心为基础的传统哲学思维模式，否定语音中心主义，继而介入语言学与翻译学，将“解构”“延异”“互文”等概念引入翻译理论，为翻译学的理论构建开拓了新的思路，同时也对传统的翻译理论形成有力冲击。传统翻译观强调原文文本的第一性，力求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而解构主义打破了传统理论中二元对立的封闭状态，破坏了原本的确定性、等级性，强调译者主观能动性。与其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是一种翻译理论，不如说它是一种批判权威、打破封闭性、否定二元对立、关注差异的思维方式。解构主义否定了原文的第一性和稳定性之后，似乎已经动摇了翻译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原文作为参照被否定后，翻译存在的必要性、翻译的评判标准和评价体系在某种程度上都将遭到质疑，其思维原理是否适用存在于二元体系下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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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representative and disputed scholar of deconstructionist， Derrida undoubtedly has profound and widespread influence in the fields of philosophy，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focus on several fundamental notions， such as “deconstruction”， “difference” and “intertextuality”， to try to give a brief analysis and review of them， and to propose tha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Derridas deconstructionist translation theorie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though it， to a certain degree， contributes to break the absolute-loyalty standard stressed by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as well as the authority of the original works.
Key words： Deconstructionist; Difference; Loyalty; Intertextuality; Translation
编辑：邹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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