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世纪华文女作家的家族小说中，叙述者干预是一种颇为常见、富有特色的叙事技巧，受到中国古典传统戏曲和小说，以及西方现代小说与影视的影响。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仅可以为作品叙事伦理的建构减少障碍，有利于读者把握与理解叙述者的真正意图，而且还能使作品的叙事结构呈现一定的独特性，有助于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
关键词：新世纪;华文女作家;家族小说;叙述者干预;叙事伦理
新世纪以来在华文女作家的笔下，家族题材无疑是热点之一，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如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天香》，铁凝的《笨花》，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叶广芩的《状元媒》，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施叔青的《风前尘埃》《三世人》，陈玉慧的《海神家族》，李昂的《鸳鸯春膳》，蔡素芬的《烛光盛宴》，钟文音的《在河左岸》《短歌行》《伤歌行》，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张翎的《金山》，虹影的《好儿女花》，陈若曦的《慧心莲》，蒋晓云的《桃花井》，袁劲梅的《忠臣逆子》等。在这些作品中，众多颇有特色的叙事技巧被大量运用，对小说叙事伦理的构建起到重要作用，叙述者干预就是其中之一。
叙述者干预指的是叙述者在叙事过程中对人物、事件，甚至文本本身发表评论的叙事现象， 主要分为对话语的干预和对故事的干预两种方式，二者最基本的区分在于“是否削弱小说之结构”[1]。这两种干预方式在华文女性家族小说中都较为常见。
一
叙述者对话语的干预，以置于作品开头或作品章节开头的卷首引语、题辞等最为常见，多是为了营造氛围，或者预设价值立场和伦理判断，由此引出故事。
例如，在《状元媒》中，第五章故事开始之前引用的戏曲唱段：
上脱日月龙凤袄，下脱山河地理裙，
两件宝衣来脱定，交与了嫌贫爱富的人。
休怪儿与父三击掌，一朝肠断两离分。
——京剧《三击掌》王宝钏唱段[2]
该章主要讲述的是一心实业救国的王实甫与革命者的儿子王利民，因政见不同而逼迫儿子断绝父子关系的故事，所引戏词为王宝钏被嫌贫爱富的父亲赶出家门时所唱。但是戏中的王宝钏18年后被封为皇后，在父母面前扬眉吐气，而王利民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父子永无再见之曰。《三击掌》戏中的喜剧与小说《状元媒》中的悲剧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脚注也是一种叙述者对话语的干预方式，小说《告别的年代》的脚注就非常特殊。叙述者将故事中所用女作家“韶子”的小说、文学研究者“第四人”的论文、“你”回忆录的文字，以及他人研究“韶子”和“第四人”的成果，一一征引出处，貌似抱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实则指向一个虚假的故事世界，因为二人均为故事中的人物，他们的作品自然也是虚假的，不可能真实存在。
《告别的年代》有两个故事层，一层为第二人称叙述者“你”的生活故事和你正在阅读一本名为《告别的年代》小说的感受，“韶子”既是这本小说中的人物，又是这本小说的作者。“第四人”也是韶子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同时又是狂热研究韶子作品的评论家。第四人认为韶子所写的《告别的年代》是一部“倾轧之书”，脚注为：
见《多重人格分裂者——剖析韶子的〈告别的年代〉》——“《告别的年代》以历史书写为名目，实则揭露的却是作者本人的记忆创伤以及久治不愈的心理病态，即她乃一名多重人格分裂者之事实。也因此《告别的年代》主要为其病状之投射，是一部倾轧之书。”[3]26
他还认为韶子的小说《只因榴莲花开》是“‘女人神话系列的尾声”，脚注为“见《梦中梦——谈韶子的〈昨日遗书〉》，二OO六年发表于《文艺广场》之《韶子纪念特辑》”[3]151。这些脚注与引文所在的故事形成互文，叙述者好像试图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不过却又一再通过“你”在故事中直截了当地说出韶子并不存在的事实，导致作品最终形成极为荒诞的叙事效果，给读者一种新鲜奇特的阅读感受。
二
与叙述者对话语的干预相比，叙述者对故事的干预在新世纪华文女性家族小说中更为常见，散见于故事各处，通常有解释、判断和概括三种形式。在华文女性家族小说中，这三种形式均经常出现，尤其是解释性干预和判断性干预使用比较频繁。
《金山》讲述以方得法为代表的千万华工，九死一生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但是当铁路修成庆功之时，却没有一家西方媒体提到华工：
……在所有的照片和新闻中，没有人提起修铁路的唐人。
一个也没有。[4]
华工修筑北美铁路一事，并非小说杜撰。叙述者首先引用了《不列颠哥伦比亚人报》的新闻报道。该报纸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曾详细报道了数以千计的华工参与修筑铁路。其后叙述者才展开方得法等众多华工修筑铁路的故事。华工遭遇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不少人因此送命，可以说没有华工就没有太平洋铁路。然而铁路完工之后，太平洋铁路总公司根本不顾华工的死活，将华工就地解散。没有食物，面对严寒，无数的华工在返回城市的路途中死去。更令人愤慨的是，华工的功绩被西方人刻意抹杀，只字不提。对此，叙述者无法抑制自己的悲愤之情，借由判断性干预将其传递出来，也在这段修路故事的落幕时掀起一个情感上的高潮。
与解释性和判断性干预同故事紧密联系相比，叙述者的概括性干预一般都可以从故事中单独抽离，而与现实世界中的某一面加以联系比较，比如，《天香》里叙述者对以小绸与妯娌小蛾为代表的女性之间情谊的分析，就是如此：“女子相处，无论有没有婚姻与生育，总归有闺阁的气息。一些绵密的心事，和爹娘都不能开口的，就能在彼此间说。到底又和未出阁是不同的，是无须说就懂的”[5]。这虽然说的是古代女子相处，然而即便是在当下，许多女子之间相处的情况其实依然如此，温馨而平实。又如，《陆犯焉识》中对于冯婉喻为救陆焉识不惜牺牲肉体的举动，叙述者则竭力为其辩护，“一个女人拿出什么去营救自己爱人的性命都不为過;一个母亲使出什么手段来保护自己孩子的父亲都无罪”[6]。这同时也是对所有为爱执着、为妻为母的女性强有力的辩护。
三
在新世纪华文女性家族小说中，还有一种干预方式，介于话语和故事的干预之间，就是括号加注。单就这一方式本身来说，它属于话语干预的形式之一，但是其内容又往往与故事和人物密不可分，《鸳鸯春膳》《海神家族》《短歌行》等作品对此使用较多。
《鸳鸯春膳》用美食将王齐芳的家族史和台湾政治相互连辍，构成一部视角独特的小说。在“牛肉面”一节中，“他”作为一个鼓吹台湾独立的政治犯，以为狱中所吃的牛肉面是来自大陆的做法，为此“他”认为让死刑犯最后一顿吃牛肉面是国民党的用心险恶。直到海峡两岸互通之后，他来到大陆，才蓦然发现牛肉面的做法其实源自台湾：
……在牢里未曾叫到的那碗牛肉面。他以为被掌控的胃、被限制于窄小牢房里的绝望与恐惧，他的台独理念，他因此遭到的二十三年的囚禁……
……如果当时即知道这碗牛肉面并不是来自四川，而是来自军中的伙夫，基本上是“台湾”的产物，一切会有所不同吗？
（会不会有更多这样的“台湾”存在于现今的岛屿，往后又如何来重新面对？）[7]
原本以为承担了政治意义的食物，其实与政治根本毫无瓜葛，“他”自以为是的抗拒和愤怒，在事实面前看起来是那么可笑和无知。显然，生活中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仅仅是牛肉面，括号加注将这一问题扩大到更为广阔的现实领域，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括号里的内容是由故事引发，却又与故事本身无直接关系，若直接出现就显得故事行文颇不协调，采取括号加注的方式既可以达到叙述者的目的，又避免了行文松散拖沓的弊端。
而《短歌行》序曲中关于钟小娜书写家族史的介绍也颇有特色：
……二〇〇九年将是她写男辈祖宗血染家史的一个小句点。（二〇一〇年将是她写女辈祖宗史《伤歌行》的一个小句点。）[8]
钟小娜是故事中的人物，是钟家家族史的记录者和讲述者，她的写作完成于2009年，而括号加注的解释又指向现实世界，真实作者钟文音即将于2010年开始写的一部新作品即为《伤歌行》，叙述者试图以此方式混淆虚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界限，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假、真假难辨的阅读氛围，以强化故事的真实感。
毋庸置疑，作為新世纪华文女性家族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叙述者干预在融合了中国古典传统戏曲和小说，以及西方现代小说与影视的一些技巧的基础上，不仅可以为作品叙事伦理的建构减少障碍，有利于读者把握与理解叙述者的真正意图，而且还能使作品的叙事结构呈现一定的独特性，有助于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
参考文献：
[1]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M].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33.
[2]叶广芩.状元媒[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89.
[3]黎紫书.告别的年代[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26.
[4]张翎.金山[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62.
[5]王安忆.天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73-74.
[6]严歌苓.陆犯焉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397.
[7]李昂.鸳鸯春膳[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83.
[8]钟文音.短歌行[M].台北：大田出版有限公司，2010：9.
作者简介：王萌，文学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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