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凤 张新颖 葛仟慧
[摘要]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内生需求，而提振消费、优化投资、稳定出口等需求侧管理手段，正是畅通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在新发展格局下，面对消费市场供需错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出口不畅等问题，要明确需求侧管理思路，多措并举，以消费、投资、出口的稳定提升与协同发展，不断扩大内需，实现经济韧性发展。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 需求侧管理 扩大内需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1）02-0023-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旧动能转换的进程测度及推进策略研究（19AJY014）;山东省社科重点项目：提升山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研究（20BZBJ01）。
[作者简介] 张红凤，山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兼MPA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及产业布局、政府规制与公共政策;张新颖，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创新与发展;葛仟慧，山东财经大学，研究方向：公共政策选择。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并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突出表明了既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要充分重视需求侧的力量，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并肩齐行。这完全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需求，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战略选择。
一、需求侧管理的历史逻辑
关于“需求侧”的研究与实践应用在起伏中前进。长期以来，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需求学派与供给学派在现实实践中经历了“此消彼长”。发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推崇的是“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与“守夜人”政府，即反对政府干预，坚持自由放任的市场。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自动决定需求，从而决定经济增长和市场均衡，这为供给学派所信奉，成为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出现了农产品价格下跌、股票市场崩盘、工厂与商店关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美国胡佛总统反对国家干预，其自由放任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而罗斯福新政的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等政府直接干预措施却缓解了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让美国逐渐走出危机的阴霾。政府行为有效的现实实践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引起了理论层面的深刻反思，需求侧改革的理论正溯源于此。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无为而治会导致市场失灵，政府应该根据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反周期操作，在总需求过高时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在总需求过低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此为理论基础产生的需求管理学派，顺势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需求管理学派注重有效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两个方面，提出对物进行投资形成物质资本，对人进行投资则形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以及体现在物质资本上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需求管理学派在20世纪40—60年代，一直占据着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新型经济危机，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需求管理学派无法解释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危机。政府行为的有效性遭遇质疑，新自由主义思潮抬头，供给学派成为寻求“滞涨”解决出路的大潮流中最为重要的分支。供给学派否定了在宏观调控中以“需求侧”作为主要视角的认识，认为“供给侧”并非是由需求派生的次要因素，而是更为主要的因素，需求学派再次被弱化。
然而，在此后的实践中，供给学派理论对经济增长的指导作用也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西方国家经济增速趋缓、财政赤字增长等问题越来越严峻。同时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经济”时代到来，产业结构开始产生深刻变化，经济学家逐渐将目光转向低经济增长和高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往往不能通过单一性动力来解释，需要结构性动力来解释，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被视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以新增长理论为代表的经济学者们逐渐重视市场效率、配置效率、创新、制度、知识产权等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研究。供给学派未能及时与时俱进，仍然固守减税的传统观念，给予了需求学派发展的契机，因此“需求侧”与“供给侧”并行的调节方式逐渐得到认可。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经济总体保持着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危机发生以后，美国凭借强有力的供给侧方面的措施缓解了股市冲击和失业增加问题，使“供给侧”再次受到学界重视。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经济问题更多集中在产能过剩、产业结构等方面。基于特殊的制度禀赋、人口红利与后发国家优势等发展先决条件，我国早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赖投资、消费、出口等需求拉動。然而，随着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弱化，资金、土地等要素边际收益的递减，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发生明显变化。我国经济增速从2003年的10%下降到2019年的6.1%，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跨越的新常态时期，高增长的“结构性加速时代”趋于终结，经济增长逐步转入未来的“结构性减速”。我国于2015年正式提出“供给侧改革”，将政策转向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进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国内学者们也开始重视在西方经济理论的框架中讨论“供给侧”改革，这对我国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与数量在不断的改革中得到明显的提升。
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使世界经济发展陷入低迷期，加速了政治、经济、外交秩序的重构。对中国而言，仅靠“供给侧”方面的改革已无法满足重塑产业发展优势、抢占世界经济话语权的良机，因此“需求侧”又越来越多被提及。以往的需求侧改革大多是通过政府投资来刺激消费，提升市场需求水平，虽然在短期内这种方式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它也会导致政府债务的积累，为经济长期的健康稳定发展埋下隐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及时转变需求侧改革的方向和方法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一前提下，我国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发掘与利用国内市场并兼顾国际市场，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文件中从最初的“注重需求侧改革”调整为“注重需求侧管理”，从“改革”到“管理”，强调的是需求侧与供给侧之间的相互配合，即，二者不是两种改革，而是管理与改革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促进。当前，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管理与改革要同步与协调，供需双侧并举助力经济平稳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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