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利伟 王胜男
〔摘要〕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并随着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这种影响效果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趋势;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产业集聚影响农村土地利用效率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应强化农业产业集聚、科学寻求农业产业集聚的适度规模，提高我国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关键词〕农业产业集聚;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农业劳动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327;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21）06-0035-10
一、引 言
土地作为农业发展的基础和载体，在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全方位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进而实现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优化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缓解了人多地少的尴尬局面，为我国土地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背后所引发的土地细碎化、经营分散化的问题愈加突显，这阻碍了我国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面对发达国家农业区域化、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我国农业个体化和分散化的经营方式很难与之竞争;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的背景下，怎样合理规避粮食短缺现象，保证粮食的供应安全，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所需要关注的根本性问题。因此，为了能够应对可能出现的粮食安全危机，就需要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强化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这对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也至关重要。
目前，在我国农村土地利用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严重制约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首先，农村土地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低，经济效益不显著，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造成大量耕地荒芜，大幅度降低了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其次，耕作过程中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壤酸化、土地板结，进而造成单位土地产量下降、农产品质量不達标的问题。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状况束缚着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对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也产生重大阻碍。最后，农村土地规划欠缺科学性，土地使用的随意性较强，乱用土地的现象屡禁不止。农业生产活动中，农民对现有土地的利用效果重视程度不高，盲目拓荒事例比比皆是，破坏了原有的土地生态，不利于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有效提高。如何合理化解这些问题，进而全面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程度。
农业产业集聚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向，能够集约投放生产要素，推行规模化经营，对于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产生着重要影响。然而，这种影响的机制如何，又是通过怎样的渠道进行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既是我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需要，也是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恢复农业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体量的内在需求，同时对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推动价值。有鉴于此，本文全方位探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并寻求其中隐藏的传导机制，进而能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做出些许贡献。
二、文献研究
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针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已有研究主要从土地规模经营、土地细碎化问题和农业人力资本三个维度全面展开。范红忠和周启良[1]、Yep[2]基于土地规模经进行研究，认为应通过建立农地流转市场、加大财政支农补贴等方式，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扩大农户及企业的土地经营规模，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进而取得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然而，Ferreira和Feres[3]通过研究农场规模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认为土地经营规模与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呈“U”型关系，只有当土地经营规模超过某一门限值时才能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此外，关于土地细碎化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尚无确定结论，苏旭霞和王秀清[4]、Nguyen和Warr[5]认为土地细碎化不利于农业机械的使用，降低了农民的劳动生产效率，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提高和农业产值的增加，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产生阻碍作用。而刘涛等[6]、连雪君和毛雁冰[7]则认为土地细碎化并不必然导致土地利用效率的降低，主要在于农户拥有的分散地块总面积是否与其掌握的生产要素相匹配。梁流涛和许立民[8]基于农业人力资本的研究认为，农户兼业状态与农村劳动力素质对土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农户兼业状态与土地利用效率呈倒“U”型关系，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土地利用率呈正向关系。而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并不会显著降低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因而不必过度担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及其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后果[9-10]。
随着农业产业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业产业集聚现象愈加明显[11]，大量研究围绕农业产业集聚促进经济增长主线展开。杨丽和王鹏生[12]、尹成杰[13]认为农业产业集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创新效率、推动资源整合，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同时，农业产业集聚可以通过马歇尔外部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14-15]，进而提高农民收入[16-17]，增加就业岗位，最终促进农业经济增长[18]-[20]。
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及农业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这为本文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本文的实证开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证参照。然而，农业产业集聚到底是怎样影响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却缺乏一个系统性的实证分析。本文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探索性分析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实证分析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识别出这种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其作用力度如何。第二，在明确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总体性影响的前提下，系统性探讨产业集聚水平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效果是否受到集聚水平的影响，是边际效用递增还是递减，并做出精准的判定。第三，以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机制，明确出这种作用机制的传递渠道，以期为我国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找出依据。
三、理論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农业产业集聚与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业产业集聚现象越来越明显，其规模经济效应不断增强[17-19]。这主要基于节约交易成本和促进技术创新两个方面。对于节约交易成本来说，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客户之间提高合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地理区位上的邻近和现代物流的引进，不仅可以使企业在农产品库存和保鲜上产生优势，降低库存成本，而且可以提高企业的货物运输效率，节约运输成本。这些成本优势大大降低了企业与农户在使用土地资源时的费用支出，有效提高了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对于促进技术创新来说，农业产业集聚具有溢出效应[19]，在农业产业集聚所形成的有机整体下，个别企业由于研发投入等因素带来的技术进步便于通过合作交流扩散到地理位置邻近的其他企业，从而在短时间内促进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农业产业集聚可以规避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使企业能够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研发当中，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当企业与农户通过更加科学的技术手段经营土地时，必定会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正向影响。
当农业产业集聚水平达到较高的程度时，交易成本达到下限。此时继续提高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不会带来明显的成本下降，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效果随之降低。此外，农业产业集聚虽然可以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但随着科技创新的持续深化，技术进步的难度逐渐加大，导致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将新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降低技术传播效率。同时，由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21]，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效果随之降低。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效果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趋势。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外部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效应两个维度。对于前者来说，农业产业集聚促使企业间形成了包括生产、供给和销售在内的完整产业链，使交易双方形成联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对于后者来说，农业产业集聚为地区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就业岗位，有利于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当农户、企业员工与高素质人才共同驻扎时，会在无形中积累前沿的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进而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村逐渐产生了剩余劳动力。在经济因素的驱使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等发达地区转移[22]。当农村劳动力转移达到一定规模时，会促进农村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大量闲置土地通过出租、承包等方式过渡到农业大户及企业手中，土地流转的效率得以提升[23]。土地流转效率的提高会促进土地资源的整合，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最终提高了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产业集聚影响农村土地利用效率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假设1中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如式（1）所示。
其中，i为省份，t表示年，lueit为i省份t年的农村土地利用效率。aiait为i省份t年的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用区位熵测算。Zit为控制变量。ai为省份固定效应，bt为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遗漏变量在时间或个体上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为随机误差项。β1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力度。当β1为正时，表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即假设1得到验证。
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寻找显著的中介变量。为此通过理论分析，选取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为中介变量，进而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式（2）和式（3）所示。
其中，ap为中介变量，即农业劳动生产率。apit为i省份t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σit和τit为随机误差项。
根据温忠麟等[24]的研究，中介效应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检验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确认式（1）中农业产业集聚的系数β1是否显著;如果显著则进行第二步检验，对式（2）和式（3）进行回归，确认式（2）中农业产业集聚的系数α1和式（3）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系数是否同时显著;如果两者都显著则进行第三步检验，观察式（3）中农业产业集聚的系数是否显著。此时，若显著，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不显著，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土地利用效率（lue），由各地区农业总产值与农业播种面积之比表示[25]。
解释变量为农业产业集聚水平（aia），本文采用区位熵指数进行度量，如式（4）所示。
其中，i为地区，取值为1—n;j表示产业，取值为1—m。为i地区j产业的区位熵，为i地区j产业的总产值，为i地区总产值;为全国j产业产值，为全国总产值。同时，区位熵越大表示农业产业集聚水平越高。
中介变量为农业劳动生产率。表示劳动者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本文用地区农业总产值与第一产业年末就业人数之比进行表示[15-26]。
控制变量为控制农业产业集聚之外的因素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本文根据已有研究选取6个控制变量。其中，各省份当年的农林水事务支出与一般预算支出之比衡量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入水平[27];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农业劳动力素质[28];机播面积与播种面积之比，即机播率表示农业技术的投入水平[29];化肥施用量表示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15-30];农业中间消耗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即中间消耗率表示农业生产资本投入[31];第一产业年末就业人员数与就业总人数之比表示农业劳动力数量[32]。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三）數据来源
本文以2000—2018年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样本，探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其数据来源于2001—2019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源于2001—2019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同时，为有效降低极端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与稳健性，本文对解释变量进行了上下2.5%的缩尾处理。为消除多重共线性及量纲的影响，本文数据都采用比率形式并对化肥施用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分析
如表2所示，对式（1）进行回归得到F统计量的P值为0.000，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0，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表2第2列表示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β1的系数为0.87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870个百分点。其原因主要是在农业产业集聚的基本趋势下，我国开始关注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认定了1 500多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努力推动技术人才和实验设备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建立了大量的技术研发与成果孵化中心，并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应用于农作物的生产与加工中，为基地内的农户提供新品种应用、生产技术指导等服务，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值，促进了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同时，自2011年起，我国先后认定了三批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充分发挥地区优势，集成利用各类资源，推动了地区农业的集约化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另外，电子商务等现代物流方式的引进，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仓储及运输成本，使得企业利用土地资源过程中的费用支出减少，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因此，假设1得到证实。
（二）不同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分析
依据前文分析，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存在正向影响，然而这种作用效果是否会受到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高水平的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效果是否会优于低水平的农业产业集聚？需要作进一步的细化分析。因此，本文以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中位数为分界线[33]，将其高于中位数的定义为高水平的农业产业集聚（记为aiah），低于中位数的定义为低水平的农业产业集聚（记为aial），分别考察两种水平的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第2列表示高水平的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aiah的系数为0.63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3中第3列表示低水平的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aial的系数为1.009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高水平的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小于低水平的农业产业集聚，即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效果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趋势。具体到我国的发展实际，农业产业集聚水平高的省份大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其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农业产业占比相对较高。同时，高水平的农业产业集聚已经为这些地区带来了较高的土地利用效率，要想继续通过农业产业集聚来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效果已经不明显。而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低的省份大多为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第二、三产业更加发达，农业产业占比相对较低，并且农业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因而同样是提高农业产业集聚水平，这些地区的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提升效果更加明显。因此，假设2得到证实。
（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分析
前文分析表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这里进一步对假设3，即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产业集聚影响农村土地利用效率过程中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首先，确认式（1）中农业产业集聚的系数β1是否显著。表2中第2列为对式（1）的回归，结果表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正向影响，β1为0.87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次，确认式（2）中农业产业集聚的系数α1和方程（3）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系数是否同时显著。表4中第2列为对式（2）的回归，结果表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α1为0.95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4中第3列同时对将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农业产业集聚和中介变量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系数为0.54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α1与同时显著，可以进行第三步检验。由表4中第3列发现，式（3）中农业产业集聚的系数?1为0.355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中介变量，且在农业产业集聚影响农村土地利用效率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其中，部分中介效应为α1×=0.950×0.542=0.51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率为0.515/0.870=59.20%。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本文认为，农业产业集聚通过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原因主要在于，农业产业集聚有效发挥了各省份农业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使上下游企业间形成了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的形成增加了就业岗位，吸引了各类高端人才投身农业生产建设，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水平，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可以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使土地由农业大户或企业进行规模化经营，增加了农业单产，提高了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因此，假设3得到证实。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假设1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用就业密度（第一产业年末就业人员数与各省级行政区占地面积之比）代替区位熵对农业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记为ed，并进行对数化处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式（2）进行重新估计。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第2列可以看出，固定效应模型下就业密度的系数为1.75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会使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提高1.757个百分点。进一步证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有正向影响，本文假设1的结果稳健。
此外，为了检验假设2结果的稳健性，即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趋势，本文将样本中的31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从地区间农业集聚特点，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农业的依赖性较低，农业产业集聚程度自然较低。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许多省份都是农业大省，农业产业集聚程度较高。东北地区素有“北大仓”之称，广袤的黑土地非常适宜农耕，农业产业集聚程度与其他地区相比有明显优势。因此，若在分区域样本回归中，东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效应的系数最高，中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最低。因此，本文认为，农业产业集聚程度高的地区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效果反而较低，即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效果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趋势。分区域样本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如表6所示，东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系数为2.11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的系数较为接近，分别为0.984和0.991，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东北地区农业产业集聚的系数为0.29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比较发现，东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效应的系数最高，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最低，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效果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趋势，本文假设2的结果稳健。
（五）内生性检验
由于农业产业集聚与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并且可能存有遗漏重大变量的问题，因而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相关。第二，工具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为此，本文选择人均公路里程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15]。其中，人均公路里程为各省公路里程与各省年末总人口之比得到。
首先，便利的公路交通有助于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农产品的运输效率，促进农业产业集聚。同时，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有助于改善外部环境，促进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和集群内互动[34]。因此，人均公路里程与农业产业集聚紧密相关。其次，本文选取的公路里程主要由各省的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里程加总得来，其规划与建设主要由我国政府制定和修建，可以认为人均公路里程是外生的，与模型的扰动项不相关。最后，关于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测算是通过农业总产值与农业播种之比得到，农业总产值与公路里程无直接关系，且耕地面积的多少主要受地形、地貌等因素的影响，与公路里程无关。因此，本文认为人均公路里程与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无关，并且为了进一步弱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人均公路里程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
本文使用人均公路里程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利用2SLS的方法进行回归。利用Hausman检验对农业产业集聚的内生性进行验证。内生性检验的P值为0.00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为内生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随后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统计量值为15.510>10，因而人均公路里程滞后一期不是弱工具变量。为了防止扰动项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本文还报告了GMM的估计结果[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列示该表，作者留存备索。]。同时，2SLS与GMM的估计结果一致，2SLS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健。在2SLS的估计结果下，农业产业集聚的作用系数为4.40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而认为农业产业集聚可以促进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结论一致。在2SLS的估计下，农业产业集聚的作用系数较大，说明内生性问题低估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正向影响。因此，本文结论通过内生性检验，研究结果可靠。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系统分析農业产业集聚与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之间理论关系的基础之上，利用2000—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进一步，以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机制。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将提高0.870个百分点。第二，不同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效果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趋势，即相对于农业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明显偏低。第三，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产业集聚影响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中发挥着中介效应，即农业产业集聚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提高，且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率为59.2%。
（二）政策建议
为全方位提升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高水平建设，结合我国农业的发展实际，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强化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发挥地区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将传统农业的分散化经营转变为现代的相对集中经营，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发挥龙头企业对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的农业经营体系;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强化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重视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充分挖掘人力资本的内在优势，提高农业技术水平，推动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第二，科学寻求农业产业集聚的适度规模点。要立足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优势，切实保障农民权益，推进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效促进农业优势主导产业集聚、集群、集中发展，打造优势产业带、产业群、产业区，提高适度规模化经营水平。此外，从农业产业集聚质量着手，打造区域品牌，提高创新效率，充分发掘农业产业集聚适度规模点的上限。第三，全面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各地区应当加强企业之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互动交流，促进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开展深入合作，加强对农业劳动者的技术培训，提高各类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从而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最大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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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