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评
晋献公，姓姬，名诡诸（前676—前651在位），晋武公之子，晋文公重耳之父。刚猛勇悍，雄才大略。观其一生，有三大方面，涉及晋国之治乱兴亡：其一，对内削除公族势力，完成曲沃代晋后之内政统一。其二，对外扩张疆土，灭耿、灭霍、灭魏、灭虢、灭虞，促成晋国之强大。齐桓公虽称霸当时，亦未尝兴师问罪。其三，嬖宠骊姬，听信谗言，造成女戎干政，骨肉相残，晋国内乱殃及二十年，史称“骊姬乱晋”。有关“骊姬乱晋”之事件，《左传》《国语》二书，所载各有千秋，可以相互发明：论原始要终之本末叙事，《左传》最胜;观骊姬之狐媚谗邪，传神写照，《国语》为优。就文字繁简而言，《国语》5400余字，《左传》叙事只《国语》三分之一而已。
《左传》体为编年，叙“骊姬乱晋”之始末，分散于庄公二十八年，闵公元年、二年，僖公四年、五年、十年。相关事迹多不连贯，不宜进行单独或个别之解说。若运以属辞比事之法，以之诠释解读，则怡然理顺，相悦以解。“骊姬乱晋”一篇，叙事传人多聚焦在“骊姬嬖，欲立其子”两个概念上。因为“骊姬嬖”，于是可以为所欲为;骊姬私心“欲立其子”，所以无所不用其极，导致晋室死亡相继。前人品评骊姬诬陷之伎俩，有所谓“阳誉阴谮，以深其谋;歌笑流涕，以坚其说”;“机深而用微，阳忠而阴贼，假手于人而几微不白露其迹”者。甚矣，妇人之奸，至骊姬止矣！
“骊姬乱晋”之历史事件，牵涉人物十分繁多。尝试返回历史现场：加害者除晋献公、骊姬以外，尚有二五耦、优施之为虎作伥。受害人颇多，直接相关者有太子申生，及群公子重耳、夷吾等。其间，串场者尚有晋献公之臣僚，骊姬之子奚齐、卓子，以及首鼠两端之中立者里克，太子申生之傅、之臣。清刘继庄《左传快评》分析：“骊姬欲立其子，非杀太子及群公子不可;欲杀太子及群公子，非间之使远不可;间之使远，姬不可自言，非外人言之于公不可;外人言之，非嬖于公者不可。公嬖骊姬之色，二嬖复喜骊姬之赂，于是献公之前无复太子及群公子之迹矣。”事件错综复杂如此，《左传》号称工于叙事，如何图写史事之终始本末？
《左传》以历史叙事解释《春秋》，所以能发微阐幽者，主要在运化属辞比事之《春秋》教，排比其史事，连属其辞文，因而可以破译《春秋》“都不说破”之“言外之意”，而体现《左氏》著史之指义。或原始要终，张本继末以叙事;或经由类叙对叙提叙陪叙，比事以见义;或凭借属辞约文，叙事尚简而用晦。《左传》叙骊姬乱晋，如何以记言为记事？骊姬狐媚谗邪，《左傳》如何传写其心曲？“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春秋》书法如此书，有何大义微言？上述种种，皆攸关《左传》叙事之义法，要皆本文着眼之所在。另外，假如历史可以重演，晋献公嬖宠夺嫡，申生如之何可以全身远祸？读史之余，亦不妨作种种设想与讨论。
今考《左传》《国语》，覆按《鬼谷子·捭阖》《韩非子·说难》，可以见证佞人巧言之害。其他文献，如《穀梁传》《礼记·檀弓》《史记·晋世家》《列女传·孽嬖传》所叙，互有详略，可以相参。要之，多不离《左传》与《国语》叙事之藩篱。
一、 《左传》事具始末，文成规矩
孔子纂修《春秋》，《孟子·离娄下》提示：其事、其文、其义三者相济为用。《礼记·经解》所谓“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亦揭示连属辞文，排比史事，可以体现《春秋》之指义。孔子作《春秋》如此，左丘明著《左传》，司马迁成《史记》，亦无不皆然。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称：“史之质有三：其事、其文、其义。”宋吴缜《新唐书纠谬》，标榜事实、文采、褒贬，为史之三要。于是，研治《春秋》书法、史家笔法，属辞比事之《春秋》教遂蔚为解读诠释的金钥匙。
以属辞比事之《春秋》教，作为解读诠释之利器，大抵有三大面向：或排比史事以见义，或属辞约文以显义，或本末叙事以示义。要之，多不出或笔或削之历史编纂学范畴。分论如下：
（一） 《左传》叙事，原始要终，张本继末
“爰始要终，本末悉赅”，为古春秋之记事成法。《春秋》《左传》传承此一书法，故体虽编年，相关事迹不相连贯，索解自有法门。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曾云：“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先经、后经、依经、错经，随义而发，即是原始要终，张本继末之古春秋记事成法。叙事有主意，先、后、依、错，随义而发，犹传之有经。而后，衍变为传统叙事学之义法。
有关骊姬乱晋，《春秋》经只一书，见僖公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左传》叙其始末，见于庄公二十八年、闵公元年、二年，以及僖公四年，是杜预《注》所谓先经以始事。申生缢于新城之后，“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公十年，立夷吾为晋侯（晋惠公）。自僖公四年，《左传》叙重耳出亡在外十九年，至二十四年返晋，即位为晋文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晋胜楚败，从此晋国称霸中原，主盟华夏一百二十年，是所谓后经以终义。申生自缢，夏正周正时序有别：《左传》载于僖公四年冬，《春秋》经见于五年春，是所谓错经以合异。《左传》叙事，以史传经，要皆依经以辩理。
由于分年隔断，致事迹不相连贯，乃编年记事之缺失。《左传》往往出于终始本末之叙事，以济救其穷。清方苞说义法，提示“义以为经，而法纬之”二语，以“义”为经为先，作为行文之指归。然后尽心于排比史事，致力于连属辞文，皆脉注绮交于“义”，此即叙事之义法。移以诠释解读《春秋》叙事、史传叙事，可作津梁与法门。《左传》叙骊姬乱晋之相关史事，共约1800字，“骊姬嬖，欲立其子”，自是叙记此一事件之线索与脉络。不但二五耦献谋，“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阴谋诡计之草蛇灰线，由此生出;即晋献公听用邪说，使太子帅师、使申生伐皋落氏、信太子归胙献毒，乃至于谮重耳夷吾，二公子出亡，最终“以骊姬为夫人，立奚齐”，要皆脉注绮交于此二语。线索脉络既定，于是原始要终，张本继末，都缘此生发。《文心雕龙·附会》所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左传》之附辞会义近之。
大子申生将战东山皋落氏，狐突进谏，引用辛伯深谏周桓公之言，谓：“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适，大都耦国，乱之本也。”（闵公二年）可作骊姬乱晋之预叙及张本，一千八百余言，多聚焦于此。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云：“《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左传》属辞，亦不乏比兴寄托，诚如董仲舒所言。《左传》载辛伯谏周桓公，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桓公十八年）狐突援用之，比况晋室当下之内乱，可谓事理切当。至于“内宠、外宠、嬖子、大都”八字，增字加注，喻指更加明确。狐突就辛伯之谏，譬况引申，而成“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适，大都耦国”，可作本篇《骊姬乱晋》一文之纲领与指归。僖公五年叙士蒍赋诗，所谓“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亦点出群龙无首之乱象，前后可以相互发明。僖公四年，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人以占词警示，称“专之渝，攘公之羭”，比况恶妇奸臣，除公之美，亦包孕全篇，有神无迹。《文心雕龙·附会》所谓：“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左传》叙事传人，所以能“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者，比事属辞有提叙、有纲领、有脉络、有线索故也。
语云：“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细案《左传》叙骊姬乱晋本事，大扺以欲立、不立;死孝、奔逃，作相反相对之编比，为一篇之主峰，以及原始要终，张本继末叙事之纲领。附辞会义，叙事传人，亦得力于此。其次，庄公二十八年，开篇大书“骊姬嬖，欲立其子”，为全文之纲领。于是内宠骊姬，外宠二五耦，奚齐、卓子为嬖子，而曲沃为大都，无异于并后、两政、匹嫡、耦国。晋室至此，已肇乱端。闵公元年，太子申生将下军，士蒍即预言“太子不得立”。影响所及，闵公二年《左传》，叙晋侯使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众贤出言，七嘴八舌，止就太子废立之际，作反复之猜疑。或就死而尽孝立论，或就遵命奔逃言说。惶恐之际，终无定见。僖公四年，既与中大夫成谋，将立奚齐。骊姬以毒胙诬申生，太子无所逃、不自明，缢于新城。
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三传得失议第二》称：《左传》释经，较诸《公羊》《穀梁》二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观《左传》叙骊姬乱晋之始末，知陆淳之言确实可信。
（二） 类叙、对叙、提叙、陪叙，《左传》比事以见义
类次史事，序列始末，可以考求著作之指趣，此比事见义之工夫。宋赵鹏飞《春秋经筌》云：“《春秋》虽因文以见义，然不稽之以事，则文不显。”辞不属不明，事不比不彰，稽考史事，位居属辞与求义之中介环节。《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推崇之：“有《经》著其略，《传》纪其详;《经》举其初，《传》述其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恃之以传。”明湛若水《春秋正传》亦云：“圣人之心存乎义，圣人之义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传》。”《左传》以史传经，其大要即在考诸行事，推求本末。
清毛奇龄《春秋传》称：“《春秋》须详审《经》文，备究其事之始末，并当时行事之首从、主辅，而后可断以义。”研治《春秋》如此，《左传》以历史叙事解读《春秋》，亦然。今观《左传》叙骊姬乱晋之始末，试排比当时行事之首从、主辅，然后是非得失之义可案。本篇《骊姬乱晋》之比事显义，率经或笔或削而成章，以类叙、对叙之法较多，其次则提叙、陪叙之法。以欲立、不立;死孝、奔逃，作为一篇之眼目，以及原始要终，张本继末之叙事指归。如庄公二十八年，《左传》以“晋献公娶于贾，无子”开篇，接续大子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群公子。先着墨“无子”，再类叙诸公子之出身;如此叙事，已伏“嬖子配适，大都耦国”“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之祸根。
《左传》叙骊姬乱晋之始末，类叙“利口覆邦，哲妇倾城”之种种事件，庄公二十八年《二五耦》章、僖公四年《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章，最称典型代表。《二五耦》章，欲“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骊姬使梁五与东关嬖五说献公者再，终极目标在“谮群公子，而立奚齐”。《国语·晋语一》载优施其人，教导骊姬枕边告状，胁迫里克中立自保。骊姬谗邪其心，又得优施、二五狼狈为奸，以之陷申生，机变巧诈，可谓极矣（详后语叙）。《左传》将女子、小人之情状，极妍尽态，纂组成章，排比成文，于是知晋室左右内外，交相蛊惑献公。而奚齐之得立，大子申生之不得立，自在逆料之中。清马骕《左传事纬》评论三奸之助虐，谓：“谗人亦多术矣！阳誉阴谮，以深其谋;歌笑流涕，以坚其说，久之而令父蹈不慈，子蹈不孝，亶其可畏已哉！”此比次史事，以见邪曲之效用。僖公四年，《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章，通篇眼光着笔于“姬”字上，如姬谓太子、姬置诸宫、姬泣、姬遂譖二公子，以类字编比叙事。宋真德秀《大学衍义》评说骊姬之乱，谓“女子小人表里交缔者，危国亡家之本也”。资鉴劝惩，固史传之使命。
纂组比次相近相关之叙说，而成一篇之类叙。如《晋侯作二军》章，《晋侯使大子伐东山皋落氏》章，排比士蒍、里克、先友、狐突、梁余子养、罕夷、先丹木、羊舌大夫诸臣之发言，已确知大子不得立。乃进一步就“死孝”发论，或就“奔逃”申说，写八人八样意思，八种声口，七嘴八舌，徒乱申生之心曲而已。惶惶无定之氛围，见乱本形成，已回天乏术。
“死孝”与“奔逃”，相反相对，史事如此编纂比次，是所谓对叙。此二章排比史事，论证申生之“不得立”，与前后文之“欲立”奚齐，已遥作对叙。《左氏》经营篇章如是，是所谓“事具始末，文成规矩”之历史叙事。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为历史编纂学之初步。比事之法，取材或相近相关，是为类叙。资材或相反相对，是为对叙。闵公元年，《大子申生将下军》章，本叙“大子城曲沃”“大子不得立”;却又兼叙“赐毕万魏”，以为“毕万之后必大”，则出于详宾略主之对叙法。清冯李骅《左绣》云：“申生主，毕万宾，两两相对。申生，以逃为令名;毕万，以魏为大名。……行文，亦略于主，而偏详于宾，绝妙反射法。总见献公之爱其子，曾不若爱其臣之甚也。《经》微而显，吾于《传》，亦云。”申生，以逃为令名;毕万，以魏为大名。父爱与君恩相反相对，对叙可以见言外之意。
《晋侯使大子伐东山皋落氏》章，通篇连述九人之言，议论蜂出，而莫衷一是，见晋之纷乱不已，势不能免。清李文渊《左传评》称：“里克谏太子帅师，与狐突谏太子欲战相对：里克谏太子惧废，与羊舌大夫谏狐突欲行相对。首尾之对待，何其贯也。”叙事传人，取相反相对以成章，或类叙，或对叙，读之不觉其冗杂。
《左傳》叙人事之繁杂者，多于篇首提示纲领，可收提撕醒目之效用，此之谓提叙。《左传》叙《骊姬乱晋》，前、中、后，共有五次提叙：出于记事者一，如“骊姬嬖，欲立其子”。出于记言者四，大多为藉言记事，如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狐突谏，引辛伯谂周桓公：“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适，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卜人引繇词：“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士蒍退而赋：“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提叙之作用，或作为先发先导，或提明当下之乱象，或预告局势演变之大凡，往往化繁为简，囊括无遗。总撮大凡，提纲挈领，提叙之谓也。
晋献公杀太子申生始末，于事，以申生之受害为主;行文，却以骊姬之算计为主。祸根肇自“骊姬嬖，欲立其子”，因而诬陷申生及群公子，无所不用其极。《史记·晋世家》称：“骊姬详誉太子，而阴令人谮恶太子，而欲立其子。”诠释《左传》，详明确切。《左传》叙事传人，聚焦于罪魁祸首骊姬，叙其阴谋诡计，狐媚谗邪，无迹无形，无声无色，“机深而用微，阳忠而阴贼，假手于人而几微不白露其迹”;于是叙写多不犯正位，而用宾笔烘托，以还原包藏祸心之本色。清王源《左传评》以为：“妇人之奸，至骊姬止矣！”夫然后知献公不得不迷惑，申生不得不自缢。详写宾位，所以烘托主意，此之谓详宾略主，又称为陪叙。
“骊姬嬖，欲立其子，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二五既受赂，乃三番两次言于献公;既与中大夫里克成谋，进而置毒于归胙，一切皆出自骊姬主导、设计、促成。骊姬之谗邪阴毒，古今无双，当如何传写其声容神态？《左传》采用详宾略主之笔法，以烘托陪衬出主角;两使二五耦言于献公，使大子城曲沃、使大子伐东山皋落氏、使大子速祭齐姜，《左传》叙写，皆“目注彼处，手写此处”;“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清金圣叹《西厢记·惊艳》称为烘云托月法，实即传统叙事法之陪叙。骊姬阳忠而阴贼，机深而用微之谗邪种种，因陪叙法之发用，而益加出神入化。
《左传》两写二五耦之言说，点明“使言于公曰”“使俱曰”，则实受骊姬之指使可知矣。庄公二十八年开篇，提叙“骊姬嬖，欲立其子”，于是后续发生之事端，如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使大子城曲沃、使大子伐东山皋落氏、使大子速祭齐姜等，隐约之间，皆有“骊姬嬖”之身影，皆可以想见骊姬穿梭其间，“阳誉阴谮，以深其谋;歌笑流涕，以坚其说”之谗邪（马骕《左传事纬》）。《左传》表现事情，描绘人情，多用烘托陪叙，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单位：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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