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沙丽 丁燕
在大湾区文学图景中，丁燕的“工厂三部曲”——《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工厂爱情》耗时近十年，这些作品让“东莞”这一城市的社会学与文学地标的意义更加丰富且鲜明，同时也见证了作家丁燕在个体人生与写作生涯方面的转型。迁徙纵然是众多现代人不可逾越的宿命，丁燕却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为写作寻回了根据地，它面向我们咫身的转型时代和愈来愈壮大的城市，还有我们无从掩饰的精神创伤。
一、身份、迁徙与南方
苏沙丽：2010年时，您是遇到怎样的契机，最后决心南下的呢？这之前的经历是怎样的？
丁燕：20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新疆东部的小城哈密，在一座有着葡萄架的农家小院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我发表处女作——中篇小说《哦，玫瑰》——当时才16岁，是一个高一女生。1993年大学毕业后，我在乌鲁木齐的一家报社工作，在那座被称为“亚洲中心”的城市生活了17年。不惑之年，我做出了举家南迁的决定。2010年8月，我们一家三口来到广东后，先在深圳暂居数月，最终在东莞定居下来。我最重要的作品“工厂三部曲”便是取材于东莞生活，并在东莞创作完成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选择定居东莞，我的人生和创作都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模样。南迁之前，我的创作以诗歌为主;南迁之后，我的创作转向了非虚构类写作。这是自觉自愿，且发自肺腑的转变，人们在面对草原、戈壁和雪山时会自然地吟诵起诗歌，而面对厢式货车和流水线，诗歌的表达就显得格外有限。
苏沙丽：在《双重生活》这本书里，您这样写道：“当我在修改那些文字时，我同时，也在修改自己的命运。”南下10年，您是否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这些年的行走给您的生活与写作都带来了哪些变化，能具体说说吗？
丁燕：从西北迁徙到岭南，不只是从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更重要的是从温带地区迁徙到热带地区，从不发达的边疆地区迁徙到发达的沿海地区，从多民族的聚居区迁徙到以汉族人口为主的地区。从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到深圳宝安机场约有5000公里，然而对于我而言，地理的大挪移不仅让眼前的景色从姜黄变成浓绿，而且也让内心发生了“8级大地震”。此前的经验全部消解为零，我成了一个赤裸裸的新人——我听不懂粤语，不会煲汤，不知菜场的鱼叫什么名字，不懂南方人的喜好，不明白在燥热潮湿的环境中如何创作。在最初的两年时间里，我一直处于调整和适应中——从买东西时的公斤调整为斤，从坦然笃定调整为谨小慎微——感觉被周围的环境碰得头破血流。一个外来者必然会遭到抵抗，无论那排斥的力量是来自明处还是来自暗处。但是，我从未想过要重返新疆。既然踏出了离家的第一步，我便要在异乡适應下来，决不能无功而返。
自2011年至2012年，我开始着手创作《工厂女孩》，在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后，我决定到东莞樟木头镇去打工。我在三个工厂干了大半年时间，并最终将这些经历记录了下来。这部作品于2013年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获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双重好评，这让我建立了创作上的自信心。从2014年至2015年，我开始创作《工厂男孩》，为了方便晚上到男工宿舍采访，我搬进樟木头镇电子厂的女工宿舍住，在这两年时间里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素材。2016年出版了《工厂男孩》后，我感到意犹未尽，又开始跟踪在电子厂结识的某位男工，并和他建立长期联系，最终完成了长篇小说《工厂爱情》，这部作品于2019年在《作家》杂志得以发表。“工厂三部曲”的创作，前后共耗费了我近10年时间。这是一段十分艰苦的岁月——我跌跌撞撞，克服了千难万难，依靠微弱的个人之力，硬是在原本陌生的题材里找到了一块自己的小天地。我克服了太多来自生活、采访和写作的困难，现在想想都觉得后怕，那时真是有一种豁出去的劲头。生活是一个圣诞老人，永远都是“索一奉十，索百奉千”，虽然扎根工厂的日子相当艰苦和难熬，但是在这样一通扑腾后，我终于摸索到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写作的秘密虽然深奥，一旦顿悟，却又像打开了天窗，感觉无所不能写。
在新疆，我基本上是一个地方性作家，但东莞10年，让我的创作从地方走向了全国——我是在定居到这座东江边的城市后，才真正确立了自己作为作家的价值。为此，我深深地感激东莞——它像养母，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然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新疆，它是我的生母。有读者在读了我的作品后，提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无论你写的什么内容，你都会谈到新疆”。我承认：是的。因为新疆是我精神的铁资本，新疆生活是我最熟悉和最擅长的领域，这些生活是我和其他作家得以区别的地标性建筑，我感觉新疆大地给予我的是某种坚硬的阳刚气质，而我潜藏的女性阴柔气质是在岭南得以发现并被拓展的。我的迁徙经历不仅让我遭受到西北和岭南的地区撞击，还遭受到了阳刚和阴柔的气场撞击，我原本的性格火暴干燥，在接纳了丰沛雨水的滋润后，现在变得柔和圆通起来。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文字，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刚柔并济、雌雄同体、南北混合的中性风格。
苏沙丽：行走、迁徙，让您的人生与写作有了如此大的“改观”，我也确实能够从作品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那种挣扎、矛盾，还有不屈从于现实的韧劲。近些年非虚构文学兴起，您的“工厂系列”写作也是这其中的一道风景线。就这些关注珠江三角洲与打工群体的作品中，以我的观察，有两类写作者，一是知识者;二是体验者（打工者），您有着二者身份的融合。在来东莞之前就已经是一位作家，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在写作工厂系列作品前又置身工厂内部，获得最切实的体验。您是怎样看待这二者身份的融合，这之间有怎样的矛盾？
丁燕：我在新疆的创作以诗歌为主。我的代表作可以是那一百首以“葡萄”为题的诗歌。然而到达东莞后，我将目光投向了农民工进城的题材。后来，我的“工厂三部曲”被某些评论家归纳到打工文学中，但在创作之初，我其实并没有多想，而是凭直觉预测这类题材我更容易把握。在我看来，打工文学的兴起和中国社会的转型密不可分，古老的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促使一批身份是农民的人进入城市，干着工人的活计。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带来人们身份的变迁，同时还造成乡村青壮年人口流失，致使“空心化”成为普遍现象，城市市民既对农民工的存在有依赖性，但又存在一定的歧视等问题。
这种剧烈的城乡变迁并非中国特有。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整个西方社会便进入到工业化进程，大批农民进城，而农民进城带来的诸多问题曾深深困扰过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家。在狄更斯的笔下，伦敦是一个充满雾霾的城市，正经历着工业化前期的阵痛，而他对雾霾的心态是又恨又爱;而在德莱塞笔下，嘉莉妹妹是一个乡下女孩，到了城市后当上了鞋厂女工，后又经过各种奋斗最终出人头地。事实上，全世界的农民为了他们的生存，都进行着最为艰辛的努力。他们人数众多，浩浩荡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最终在城市定居下来，而另一些人又重返农村，开始了新的耕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依旧是大势所趋，所以事实上，中国的打工文学尚处于发展阶段，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日，会出现像《雾都孤儿》《嘉莉妹妹》这样的经典之作。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后来又加入南迁大军，故而，我对农民工进城的题材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目前出现在中国的打工作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为内容的作品;另一类是非打工者创作的以打工为内容的作品。事实上，对文学作品而言，作者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所呈现的文本是否具有真正的文学性，能真正地打动读者，能经得起各种研读和探究，并最终被经典化。如果作品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的描摹状态，便无法走入文学的殿堂。目前中国打工文学的经典作品尚不算多，这个类型还有大片可开疆拓土的区域。
苏沙丽：没错，打工文学的经典之作并不多，艺术上也会有粗糙之感，眼下它的大势似乎已去，我们谈论更多的可能是城市文学。作为一位从乡村到城市、从西北到岭南，见证中国转型的记录者，您在写作工厂系列作品时，不只是在写打工群体，您对自身的感受与体验也毫不遮掩，因而我在您的作品中重新读到了知识者的漂泊经历及情感，并非是在刻意强调或渲染这样一种氛围，而是您自身的经历跟这个时代的迁徙者的命运有着共振效应，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置身在这样一个流动的时代当中，您怎样看待我们身上的这种漂泊感？
丁燕：我在创作“工厂三部曲”等关注农民工进城的题材之外，还创作了大量散文，集中描述了我在南迁生活中的种种遭际。我已出版了散文集《双重生活》，并即将于2020年出版散文集《西北偏北 岭南以南》，这两本书集中容纳了我的这类作品。我觉得我是个“极繁主义者”——我喜欢澎湃而饱满的表达，喜欢将看到的都说尽说透而不愿留白，我的创作更像油画而不是国画。我觉得这种风格和我从小生活在颜色浓烈的地方有关，新疆的大地和天空都是浓墨重彩、大红大绿，而新疆人的情感也都是大开大合、爱恨强烈，这些元素培育和塑造了我激越浪漫的一面，这种野性是到了岭南后才得以梳理，并最终被收束进东江之水中的。岭南的斜风细雨自有其特殊韵味，需长时间浸淫才能获其真谛。
我觉得作家必须有洞察“他者”的能力，还要有剖析自己的能力，因为聆听他人和审视自己同样重要。我注重从个体经历中提炼素材，并不是因为我自大地认为我的个人经历比别人更重要，而是我觉得作家要能从个体经历中提取与整个时代同频共振的经验，再把它描述出来。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家不仅要能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挣脱出来，更要能穿过小情小调的温情迷雾，对整个时代的方向有宏观把握，并以世界性的目光考量自己的生活。若没有大格局、大胸怀，纯粹地描述个人经历，只能陷入庸常，没有多少文学价值。
苏沙丽：我想，随着行走、迁徙获取的人生经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是一种不断生长的创作经验，这给予了您的文学创作第二次光芒或者说灵感。在城市及城市文学崛起之前，我们谈到的往往是乡土及地方性经验，“故乡”很容易就成为许多作家的写作根据地，而您在一种流动的现代性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阵地。当然，您作品中的内省、对自己心路的袒露，既是一种难得的“问题意识”，另一种乡愁，一种心底的良知，也是可以作为一种对照的文本，与您所观照的书写对象一起共同构建这个时代的精神面相。
二、人、城市与工业社会
苏沙丽：在《工厂女孩》《工厂男孩》中，“60后”“70后”“80后”“90后”这四代人，在您的作品中都被给予了充分关注与书写，他们在人生观、消费观，以及对今后人生的规划上都不尽相同，但却都无法逃脱漂泊离散的命运。若归去，家乡或许已经不在，与孩子、父母之间的亲人关系已趋破裂冷漠;若留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业制度的变迁，他们的优势无法让他们在城市获得更长足的保障。他们的经历及命运也许就是这个社会转型期必经的阵痛，也许也是每一代人匍匐向前必经的弯曲，对此您是怎样看待的呢？
丁燕：我的“工厂三部曲”——《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和《工厂爱情》——所关注的农民工，跨越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年龄上从“60后”到“90后”都有。第一代农民工的特点是吃苦耐劳，他们一心一意努力赚钱，为了补贴家用;第二代农民工的诉求更为多样性，他们渴望生活更丰富，渴望能留在城市。然而，因為我不是政治学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将自己目睹的人和事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至于解决农民工进城后遇到的那些系列问题，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程，它需要多方面的部门和多个专家来考量和论证，这个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是不现实的，因为农民工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然而，这并不表明文学创作就因此而丧失了意义。
在这样一个剧烈变迁的时代，我觉得作家不仅要关注现实、介入现实，更应该看到事件中人物内心的隐痛。我们的现实生活其实充满了很多无形的隔阂——很多市民在心理上是排斥农民工的，而大多数农民工学历低，没有话语权，所以，他们的经历和感受不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然而，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已然充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是一个不容被忽视的存在。
事实上，从第一代打工者到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都发生了很大改变。最终，打工者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要看整个社会的发展，如果仅仅只是解决了城市户口，对很多农民工来说并没有吸引力，乡村是农民的根基所在，那里有土地，也有亲人，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选择离开，所以，摇摆在城市与乡村的打工生活可能在未来的时日里不会很快消失。我觉得打工文学应该更进一步深化，写出更为复杂的人性和更加多变的生活现场。
苏沙丽：通过对这四代人的写照，您的作品中显示了关于中国传统伦理情感的变迁，如果说多年前费孝通在写《乡土中国》时，看到乡村精英的流失对乡村造成的损失是外在的，那么现代化、工业制度带来的流徙及情感结构的变迁则是对乡村内部的损失。在中国的语境里，乡村与城市有着无法剥离的互文性关系，这些年探访这四代人，亲身体验工业制度之后，您对乡村与城市的关联是否有新的看法？
丁燕：虽然我出生在新疆哈密的城郊，有着二十多年的乡村生活经历，深受乡村生活的熏陶，然而在经过“工厂三部曲”的创作后，我深深地感到城市取代乡村是不可阻挡的大势。在未来的发展中，城市依旧会像磁铁一样，吸附更多各类人群，其中也包括乡村农民。目前，中国城市化的程度还没有达到饱和状态，所以城市还具有相当大的魅力，很多农民离开乡村后，未来的乡村可能会呈现出地广人稀的状态。如果乡村农民变少了，可能更利于乡村实行规模化和机械化，而这个时候，城市要拿出足够的吸引力和诚意真正留住农民，让他们蜕变为市民，以维持城市机体的运转。事实上，城市和乡村是一个钱币的正反面，它们有着隐秘的制衡关系，最终，城市和乡村要在协调中共同发展，才会出现双赢的局面。
苏沙丽：您关注并采访过许多人，现在跟他们还有联系吗？或者说，他们在工厂或离开工厂的命运是否依然会进入到您后面的写作中？
丁燕：事实上，农民工在工厂的流动性很大，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跳槽的概率比上一代更高。最初，我和采访对象是通过手机建立联系，后来，我发现因为农民工频繁跳槽，所以，他们的通讯方式并不依赖于电话，反而更仰仗QQ，他们不喜欢微博和微信，故而在采访时，我通常会问他们要QQ号。但是，在采访后的一两年时间里，我和很多人都失去了联系。现在，当我用近10年时间完成“工厂三部曲”的创作后，我可能会暂时告别这个题材，在其他领域进行开拓。但这也不能保证，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日，我会重新再回到这个题材上。作家的创作有时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促成的，它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苏沙丽：现代化比较明显的标志就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在工厂系列作品及《双重生活》中，除了对人的观察，您也有对城市与工业社会的观察，一方面您是与之前生活过的北方城市有一个比较的视野，是地域、气候、文化、饮食等方面的比较;另一方面则是观察中国现代城市的形成。东莞是一个现代城市形成的样本，在您的作品中也有很多侧面的展现，从市容、当地居民生活及观念的变迁、工业制度、住房等来描述，这种记录可以说跟其他城市文学的书写是不一样的，能够让我们看到最真实也是最细微的城市、乡镇蜕变。您直面这些变化，是否有喜悦与担忧，能具体谈谈么？
丁燕：在未来的创作中，我会格外关注“城市”这个话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生活在城市的人口将会越来越多。现代生活的好处之一是人们可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生活的城市，而不一定非要生活在自己的出生地。对作家来讲，城市不仅是生活的地方，还是观察对象。其实，作家和城市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到现在为止，伦敦还是狄更斯的伦敦，因为没有人能比狄更斯更了解伦敦。我觉得自己和东莞有一种命定的关系，因为机缘巧合，我来到了这座城市，并最终定居了下来。在这10年里，我全部的创作都和东莞有密切关系。
在我看来，东莞是一座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它既不像“北上广深”这些特大城市那样具有很高的城市化程度，同时又和中国的内地城市大不相同。在东莞居住着830万人口，其中600万都是外来人口，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人愿意生活在这座城市，其核心秘密是什么？在我看来，探究东莞的城市秘密，就是探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秘密。我在《东莞转身》这部非虚构作品中写到，城市和人一样，都有独特的个性和气质，我的出生地是新疆哈密市，那是一个日照时间长、水果格外香甜的绿洲小城;我后来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是乌鲁木齐，它是新疆的首府城市，也是位于亚洲中心的城市，还是距离海洋最为遥远的城市;而我现在生活的东莞，是中国的新一线城市，工厂和酒店是这座城市的地标式建筑。同时，这里还蕴藏着深厚的岭南文化，在东莞的摩天大厦背后，也许就是拥有800年历史的古村落，这些村落至今仍保存完好。相较于那些特大城市，东莞是一个更加宜居、更适合写作的城市。
苏沙丽：我常在想，对于“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或者像南京、苏州等这些古城，我们的文学中有太多的描写，他们呈现的一帧帧城市意象，我们都已经很熟悉。而像东莞、佛山这样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城所呈现的城市品格及意象，还需要更深入地书写，城市文学发展到今天或许也仍然没有呈现出真正的中国城市文学的精神。这些城市不仅意味着中国式城市的生长与崛起，更重要的是，城市生活中折射的中国社会转型间的人性与人世变幻，需要社会学与文学的还原与勘探，这也是我认同您刚讲过的打工文学的不足，还有当下我们谈论更多的城市文学还有很大拓展空间的原因。
“东莞”作为您文学世界的背景，有一种难以抹去的灰色调，夹杂着社会及个体的精神伤痕，更具体地说，建立在工业制度及制造业、大量流动人口的新城市，或許就是当下一些城市的模型，也是当下中国城市的雏形。您对此的书写恰恰是社会学与文学的结合，让我们感知到了城市的外在与内里。因此，在我看来，“工厂三部曲”既是对社会与文学意义上“东莞”的塑形，也是对中国现代城市及工业制度的反思，不管是文学意象折射的精神创伤，还是社会意义上所表征的庞杂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而这种深度，也是目前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的。
三、文体与今后的创作
苏沙丽：关于工厂及底层经验的题材，郑小琼通过诗歌来表达，王十月则是用小说，萧相风用的是非虚构的方式，您之前是写诗的，面对这一题材，采取的也是非虚构的方式进行直录，哪怕是在《工厂爱情》这样的小说里，也可以感受到《工厂女孩》《工厂男孩》的叙事风格，是您主动选择了这样一种文体，还是您想要表达的内容让您不得不选择这样一种文体？在开始写作时，有过对文体选择的困惑吗？
丁燕：文体的转换和作家的境遇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我出生在一个绿洲小城，青年时期在一个边疆地区的多民族混居之城工作，之后当我来到厢式货车呼啸的海边城市时，感觉反差十分巨大。新疆人喜欢在葡萄架下吃饭，并且在吃饭时经常会载歌载舞，当我在东莞樟木头镇的街道上看到端着饭盒边走边吃的工人时，感觉十分刺目。那一刻，我觉得诗歌的篮子实在太小，无法承担我所目睹到的生活现场，面对这种突变，我觉得非虚构这种文体也许更适合表达。在岭南生活了五六年后，我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工厂爱情》，选择这个时候下笔，我的内心不会太胆怯，在今后的创作中，我可能还是会以非虚构类的创作为主。我觉得每个作家选择什么样的文体，其实和他的个性、生命经验、成长环境及接受的教育都有关系。相对于书斋型的作家来说，我曾有过多年的采访经验，故而在进入非虚构类型的创作时，感觉得心应手。
苏沙丽：《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工厂爱情》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工厂”系列作品，您目前与今后的写作有什么规划吗？是否可以提前说说呢？
丁燕：我刚刚创作一部书稿，名为《东莞转身》，是描述东莞城市转型的一部非虚构作品，我的散文集《西北偏北 岭南以南》将于2020年出版。我觉得作家的具体创作往往带有很明显的偶然性，所以，我很难预测自己将来要具体写些什么，那得看我会经历什么，但是，我创作的大方向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在未来，我的创作方向会从“工厂三部曲”继续向前延伸，将城乡巨变作为主要的观察点，考量其引发的“迁徙”现象，并围绕“身份焦虑”展开深入的创作。同时，我还会关注“城市”和“女性”这两个话题，以及由此而波及到的一些子话题。总的来说，我不喜欢凌空蹈虚式的创作，而更喜欢探究与个人遭际有关的话题，写作不仅是一种表达的本能和技巧，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怀，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写出这个时代的痛感，希望自己能摆脱女作家惯常的蜻蜓点水或阳春白雪的格调，而更沉郁博大，更具中性色彩。
苏沙丽：期待早日读到您的新作，也期待看到您更多的作品，再次感谢您接受采访。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 等）
猜你喜欢 东莞农民工工厂 2018年广东东莞荔枝收成看好世界热带农业信息(2018年5期)2018-11-09企鹅冰工厂小火炬·智漫悦读(2017年7期)2017-09-29我国2.8亿农民工月均收入3 275元企业文明(2017年5期)2017-05-31工厂危机科学启蒙(2015年4期)2015-04-14植物工厂数学大世界·小学低年级辅导版(2010年8期)2010-06-28公租房计划中不能少了农民工等５则时代风采(2009年18期)2009-11-09走进东莞凤凰周刊(2009年18期)2009-0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