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要求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厘清“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党建中难以回避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和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基本原则。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摆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出位置，具有历史继承的必然性、实践推进的必然性和发展趋向的必然性。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具体建构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方法论指导、内容逻辑、执行落实、制度效能等路径建构体系，以落实“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要求，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关键词：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方向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3-0040-11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20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将党的领导制度作为党和国家各领域各层面中的根本领导制度，突出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十三个战略部署中的第一位置坐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2]由此可见，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基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最高原则，并确保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彰显了把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摆在首位的必然逻辑，体现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体系建构路径的要求，这是由理论指导、历史演进、现实要求和未来发展等要素综合决定的。
一、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主要原则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原则是什么？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制度体系建构中难以回避的问题，也是保持政治明白、思想清晰、理论彻底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性地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不同领域的多重显著优势，而列在首位的便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3]，为此，需要厘清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确保中国社会主义方向这两个原则。
（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源于理论作出的本质规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里面并没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字眼，而是采用“权威”这一术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维护权威能够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这在1871年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有明确表述：“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4]恩格斯所做的这段阐释是基于工人阶级的立场，基于经济问题和现代工业条件的实际，与民主集中制度的权威、与少数服从多数和地方服从中央等制度相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党的建设中必然强调“权威”“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等要求，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文规定：“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5]162。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也源于历史经验的总结承继。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认识党的领导问题上出现过曲折，但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指导下，基于中国革命实际，总结出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论断。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领导权”的认识，在“由谁领导、听谁指挥”党内争论的基础上，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党要“建立领导的中枢”[6]81，支部建在连上和小组建在班上，“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6]88，这为全面建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奠定了基础。1938年中央就“发展党内民主与巩固铁的纪律”强调，“采取上级指定下级、命令下级的方法”是“在特殊情况下，为迅速解决问题与保证党的领导起见，党仍不放弃”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明确要求“全党服从中央”[7]710，在《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写入了“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7]764的判断。之后经过理论创新和实践检验，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这一判断并始终坚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8]。2018年宪法修正案与时俱进地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国家根本大法第一条，旨在强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会更加注重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突出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完善党和国家治理体制中的关键地位。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还源于发展趋向的现实要求。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專门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进行了阐述，即要求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突出引领力和号召力;要求在应对各种复杂性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突出组织力和战斗力;要求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突出政治领导力和战斗力。但当前党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一是要在遭遇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的强烈冲击下，矢志不渝地践行脱贫攻坚的政治承诺，展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决心，在2020年关键的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二是要抗击来自民族、宗教、边疆等社会问题和来自猖獗病毒、频发灾害等自然问题相互交织的深度影响，实现社会的稳定;三是要采取“让黑天鹅飞不起 灰犀牛冲不动”的风险防控措施，尤其是在大国博弈的诸多不确定中，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等。在各种挑战面前，如何继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满足人民不断增加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唯有竭尽全力，肩扛担子，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一部署，确保党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方能有效应对。
（二）确保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原则
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困境，社会各阶层都在寻求出路。基于中国工人队伍壮大和工人阶级斗争的实际境况亟需科学理论的指导，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事件的结合，“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9]1514。1919年底，杨匏安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研判论断是：“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10]168李达于1921年1月发表的《马克思还原》一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他概观“马克思社会主义”是革命的、国际的、主张劳动专政的，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学科的”五个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一部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引。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讲革命时期党领导的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11]，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党领导革命的“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12]，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新中国的任务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9]1437。
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在党的领导实践中不断前行。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了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一次大变革，建立起了从中央→六大行政区→省→地（市）→县→区并延伸到社会最底层，初步形成了“上下贯通、集中高效、具有高度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行政体系”[13]。1953年，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实际，毛泽东首次阐释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辩证关系，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指导相结合，切实推进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到1956年底，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14]。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自觉开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具有宏伟历史转折性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议，发出了“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号召。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作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论断，明确了要在新时期“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5]的重大使命。由此，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取得了辉煌成绩，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巨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时强调了“党是领导一切的”的宝贵经验，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6]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未来30年作出了“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旨在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20是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核心原则所在。
二、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摆在突出位置的多重必然
中国共产党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未来较长时期内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任务，要求“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其关键在于回答为什么要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摆在突出位置，进而确保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坚强领导核心地位的问题。
（一）摆在突出位置具有历史继承的必然性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摆在突出位置表现出历史生成的特质。党的一大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党的组织机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了“接受党员的手续”与各级各类委员会的成立要求，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体现了党的制度体系建构的初步启动，包括规定了党领导工会的制度、党领导出版工作的制度、党领导工人学校的制度、党领导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等。党的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纲》十五条有过十分激烈的讨论，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制度，“通过争论，有的统一了意见。分歧比较大的，则留待以后再作决定”[17]。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文指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8]由此，民主集中制成为贯穿中国共产党发展始终的领导制度。民主革命时期的集体领导制度、党的监督制度、“一元化”领导体制等相继形成并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和社会的各项制度、“一元化”领导体制、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等相继变革并深化。但无论怎么变化，党的领导制度建设始终摆在各类制度之首，为此，邓小平还明确指出了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等基本特征[19]333。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摆在突出位置符合承继发展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承接历史的必然，制度贯穿在十四个坚持中，包括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美丽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进祖国统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放在十三项战略性部署之首位，明确“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本次全会所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20]，旨在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十四项基本方略的第一条：“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1]20
（二）摆在突出位置具有实践推进的必然性
从纵向比较看必然性。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体人数变化比较分析。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党员人数57人，到2018年底突破9000万。与中国共产党全国党员人数曲折攀升趋势相随的是制度的不断坚持和完善。到目前形成了包括总规矩总章程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领导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包括领导决策制度、监督巡视制度、选拔任用制度、组织设置制度、党内生活制度在内的基本制度，以及各種规定、条例、准则，总体上形成了基本的制度体系[21]。概言之，党的制度建设已成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二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次转型比较分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任务及目标的明确和凸显，要求党员“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5]1，党组织或者党员在相当长时间的严峻革命形势下都处于秘密状态，“保守党的秘密”是党的重要制度。局部执政实践有一系列制度建设探索，比如中华苏维埃政权初步实践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22]，陕甘宁边区政府成功实践了根据地建设制度等。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讨论的有关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比如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立了一元化领导的制度;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为代表的党性教育制度;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党的制度建设有了新的指导思想。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70多年艰难发展道路上开创性地造就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两大奇迹”的创造是历史的必然，更是制度的必然，是源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体系效能，其间蕴含着未来持续推进的强大生命力。
从横向看必然性。经常会有将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比较，但大区和小区没有可比性。也经常会有将中国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比较，但大国和小国也没有可比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金砖五国、与西方七国的比较。金砖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大国，有诸多共同点，通过比较发现，中国的GDP总量最高，印度的GDP增速最快，俄罗斯的人均GDP最高，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最好的[23]。中国与西方七国的比较中，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4]，就发展速度而言，西方人士评价：“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国家像中国那样在如此多的领域同时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25]分析其中原因，诸多国家都认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统一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比如，俄罗斯谢尔盖·热列兹尼亚克表示，过去数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成就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高效率[26]。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就说：“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其他政党，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务实而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一道为实现远大目标而奋斗。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27]以上所述是坚持党的领导所取得成效的有力佐证，是坚持党的领导进行治国理政伟大实践的理性认同，中国实践应该再持续推进。
（三）摆在突出位置具有发展趋向的必然性
全面从严治党是确保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强调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促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19]322。其内涵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迅速发展生产力;始终紧紧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保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需要落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上，需要面对国际国内的来自各方面的全方位挑战，只有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实现“自身硬”并完成各项“打铁”任务。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启航之时，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19]341-34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全党必须“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17为此，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也要毫不动摇地把党建设得更加强大有力。
全面从严治党，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必然。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新形势下，党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要领导和团结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升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并将其摆在突出位置，这是应对风险挑战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也是解决问题、实现目标以提升党的领导水平的必然。
全面从严治党，要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实现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厘定的到21世纪中叶要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个宏大复杂的体系、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要以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来建设富强国家，要以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来建设民主国家，要以文明现代化的实现来建设文明国家，要以社会现代化的实现来建设和谐国家，要以生态文明现代化的实现来建设美丽国家，为此，要发挥党的统揽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摆在首位，有学者将之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的“一号工程”[28]。这项浩大的工程，其完成需要党的领导统筹部署。
三、堅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推进路径
“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需要从问题、方法、内容、执行、效能等若干方面进行体系的具体建构，以落实“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要求，这既是新时代党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规律的认识深化，也是推进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构的基本遵循。
（一）厘清建设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问题体系
厘清问题体系建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才有针对性。马克思曾深刻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9]。坚持问题导向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极为鲜明的特征，正所谓“读懂一个时代需要读懂这个时代的问题，改变一个时代需要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30]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构，第一是站稳立场问题，这是根本性的问题。立场决定角度和观点，立场错了，一切皆错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就是要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推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第二是明确原则问题，这是方向性的问题。原则决定方向和指导，原则错了，方向就错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就是以党的领导来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第三是厘定任务问题，这是目标性的问题。任务决定目标和步骤，任务错了，目标就偏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就是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第四是把握关键问题，这是着力点的问题。关键决定着力点和聚焦重难点，关键点找错了，着力点也就偏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就是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第五是推进落实问题，这是执行力的问题。推进落实了，制度就有效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就是要以党的领导推进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提升党在方向把握、大局谋划、政策制定和改革发展等方面的能力及定力。
（二）运用建设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方法体系
运用方法体系建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才有科学性。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觀与方法论为指导，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的理论成果进行制度体系建构，即是在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构中，对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研究立场、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步骤、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及其关系等基本问题进行自我反思和系统阐释，同时，也要求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主体、对象、目的、方法及其关系等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思考。
在对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研究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研究对象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内容包括前提、定位、建构等要点，其目的在于展开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整体性研究，运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中的具体方法。方法体系规定：坚持的基本立场就是人民立场，内涵为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实践的基本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内涵的基本观点。
（三）把握建设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内容体系
把握内容体系建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才有方向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出了系统性全局性部署，构成了内容框架体系和逻辑体系，如图所示。
明晰党的领导制度的内容体系及其关系摆位是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核心要点。“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确保发挥制度的规范和引领作用，它贯穿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整个过程。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是核心和关键，是“两个维护”的具体化，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是重点，旨在整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是站稳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制度是把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作为目标。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是着力于必须提高党自身建设能力与水平，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同时，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还隐含有将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统一，就是以党的坚强统一领导为核心，确保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四）做实建设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执行体系
建构个人层面的忠诚执行体系。“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31]，这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明确规定。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构和执行中，广大党员、干部应作表率。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党员自觉以支部为堡垒，及时、全力组织当地老百姓抗震救灾;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价”“让党旗在疫线高高飘扬”等，这些都是党员干部执行党章制度、发挥表率作用的鲜活例证。在“党章”的规范中，党员宣誓或重温入党誓词时，实现了个体融入组织和集体，融入不断追求真理的征程，融入为实现共产主义持之以恒奋斗的宏伟事业，蕴涵着严格执行制度的忠诚度。
建构群体层面的高效执行体系。加强党性修养的主题教育体系，以理论武装深度推进制度执行能力。制度执行力的提升需要思想上的清晰，思想上的清晰需要科学的理论武装，深度的理论武装需借力主题教育，即是以主题教育查补思想漏洞，补齐理论短板，推动党性教育机制常态化，引领党员干部念好马克思主义的“真经”，用对用准用好“精神武器”。以主题教育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确保思想上的坚定与行动上的自觉，实现思想上的统一与行动上的一致，进而将理论武装的效果转化为制度执行能力，将理论武装的成果转化为制度执行效力。
建构制度执行的约束监督体系。执行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需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保障监督的权威性、严肃性、有效性为原则，切实推进监督主体、监督时间、监督手段、监督形式的相互协调和有机统一，让现有制度真实地运转起来。此外，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有效执行也需要构建起约束监督体系，实现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结合，以落实制度体系内容、执行过程和结果的监督，真正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既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强化对某一方面制度执行的重点监督，也要建立监督的长效常态机制，实现监督的全覆盖。更需要强调的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党组织或者党员个人都要检视制度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以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五）注重建设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效能体系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宗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领导”二字就是“服务”，这个服务具有阶级性质，经典作家的界定是为无产阶级服务，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在今天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领导服务。中国共产党敢于应对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与挑战，关键是为人民办实事，而且为民办什么样的实事，办到什么程度，谁说了算，这需要广泛听取老百姓意见，也需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决定、来评估。制度效能在于真用，真用的核心就在于不断地运用到“为人民服务”中。
坚定“十二字”上下功夫的思路。“十二字”下功夫就是“把方向”，即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把握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就是“谋大局”，即是将远大目标与共同理想结合，谋划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局，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协同推进;就是“定政策”，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需要回答的时代性课题，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方位下的具体政策;就是“促发展”，即是落实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要求，促进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实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全面发展。
建立机构明确协作的职能体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应在统筹考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36项改革举措、开启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制度变革背景下进行，应以机构明确、职能明晰、分工协作为指向。比如，党的各级组织制度应以民主集中制为领导制度，以及应共同遵守各项具体规定，同时，党的各级组织又有不同的与权利义务相匹配的职能;一般党员“八项权利和八项义务”的职责和党员干部“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等。
释放党员个人和党组织的动力。动力释放是效能体系的重要一环，其标准就是看是否推动了党组织的进取、是否激发了地方和基层组织体系的力量、是否釋放了党员的积极性并增强了基层组织内部的力量，其关键在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否落实，并整合力量。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是党的生命线，通过组织推动，能够凝聚和发挥中国共产党统一整体的进取力量。同时，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和组织的一体在于坚持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遵循“个人服从组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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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谭桔华
收稿日期：2020-12-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建设思想文献挖掘、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ZDA041）
作者简介：刘吕红，女，四川资中人，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