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像昆曲那样主要流行于古代上层社会，也不像其他很多地方戏那样专属于某个地区、某个阶层，它是中国受众地域和群体都最为广大的一种艺术。这种雅俗共赏的品性，是与其形成、发展过程分不开的。京剧最早是来自民间的花部声腔，在涵纳了众多声腔的徽班中孕育而成，又在京城这样五方杂处之地生根发芽，在都市商业性茶园剧场中发展，还曾供奉于皇宫内苑、王侯府邸，因此草根的底子、都市的气息、皇家的气象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在岁月中经受淘洗、淬炼，成为中华民族的“国剧”。
成千上万的京剧剧目，以特有的艺术形式讲述了中华民族的故事，从盘古开天一直到正在展开着的当下生活。其中，绝大多数剧目是历史剧。无论是写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还是写金戈铁马的沙场拼杀，或者是写忠臣义士的家国情怀，都宣扬了儒家仁政、民本思想、尚义的精神以及君子的德行。还有大量的家庭伦理剧，如《三娘教子》《清风亭》《彩楼配》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剧目，宣扬孝道和节义，同样是儒家文化最为根本的价值观念。
京剧继承了古典戏曲高台教化的职能，传播了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文化。与此同时，京剧也表现出鲜明的民间文化特色，成为建构民间文化小传统的重要资源。在有关三国历史题材的剧目中，刘备及其蜀汉政权都是被赞美和揄扬的，因为他们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的践行者，其他政权及其主要人物大都被脸谱化，受到不同程度的讽刺和批判。但也有例外，比如《取成都》这个剧目，就直率地揭露和讽刺了刘备、诸葛亮等人的狡诈和虚伪，对失败的一方刘璋则表达了同情，还不乏赞美之词。伍子胥故事写复仇精神，《打渔杀家》写反抗精神，《四郎探母》歌颂超越政治的人伦亲情，同样表现出质朴的民间文化特征。这些例子，足以说明京剧融合雅与俗、精英与民间的包容性，因此有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和教育意义。
在艺术形态上，京剧也是发展得比较充分的一种戏曲艺术，其表演、服饰、化装、舞美诸方面都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舞台崇尚简约空灵，常常一桌二椅加上一些简单的切末，就构成了变化无穷的表演空间。这个舞台艺术空间的具体呈现，主要借助演员的表演，一个圆场，一句台词，空间就得到了转换;用手一指，可以立即呈现出皓月当空或春光明媚的场景……这种极为自由灵动的时空转换，以及“形神兼备”的表现手法，与中国绘画等传统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京剧接受了“中和”等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在剧情发展上冷热调剂、文武搭配、悲喜交融。文戏太多容易让人疲乏，就来一两场热闹的武戏调剂一下。即使是一部悲剧，也大多有令人欣慰的结尾，中间也不乏引人发笑的插科打诨。一部喜剧，其中也总有一些好人遭难、坏人暂时得逞的悲剧情节。
“对称”也是京剧表演艺术所遵循的美学原则之一，舞台上人物的站位，两个人物表演时的互动关系，一个人表演时左右上下之间，都构成了一种对称关系，给人赏心悦目之感。加上炫彩夺目的服装，色彩分明的脸谱，伴随着锣鼓的铿锵节奏摆出的各种有着雕塑感的造型（亮相），京剧艺术的形式之美、感官之美，就在简约空灵的舞台上绽放出来，既古朴庄重、周正典雅，又不失活泼明艳。
京剧艺术形成发展于波澜壮阔、复杂多变的近代社会。它有着古典艺术精神，同时也表现了新的时代风貌，它所承载、所表现的文化内涵，不仅是古代社会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还是古代文化与近代文化的交织。甲午海战之后，维新改良思潮兴起，正在发展着的京剧艺术也“咸与维新”。戊戌变法时期，据传京剧、河北梆子演员田际云曾经替维新派人士传递消息。这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消息，随着维新思潮的兴起，艺人地位的提高，很多京剧演员开始关心国家大事，追求人格尊严，近代以来的京剧演员与传统中完全被人作为玩赏对象的“戏子”截然不同，这成为京剧发展嬗变的重要动因。
田際云所排《惠兴女士传》等作品表现社会现实，宣传维新思想。与此同时，京剧演员汪笑侬编演了《哭祖庙》《党人碑》《瓜种兰因》等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的戏曲，这些作品对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瓜种兰因》这类京剧穿时装表演，这是京剧艺术表现当代生活的勇敢尝试，虽然现在看来还很幼稚，但表明京剧已是一脚跨在古代社会一脚跨入近代社会的剧种，也是近代文化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因此决定了其前途有着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梅兰芳延续晚清京剧的变革路径，在京剧表现现代生活、京剧新编古装戏发展这两个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与引领作用。尽管他自己认为《一缕麻》《邓霞姑》这些“时装戏”实验，没有很好解决内容与形式的冲突问题，但这种尝试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都是京剧艺人以艺术投入社会变革大洪流中的重要举措，也为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积累了一些经验。梅兰芳的新编古装戏获得了极大成功，首先是丰富了京剧旦行的人物类型，也丰富了京剧艺术的各种技术手段，最为关键的是极大地丰富了京剧艺术之美，这种“美”是民国建立以后，一种新时代、新生活的“美”。继梅兰芳之后，很多京剧艺人加入到新编古装戏、不断丰富京剧艺术之“美”的队伍中来。
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新编剧目，不仅是新时代“美”的体现，也是新时代新思想的体现，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民国时期盛行的新编戏或多或少都带有新文化的特色。在抗日救亡思潮中，梅兰芳有宣扬民族精神的《抗金兵》，程砚秋有反映他提倡的“非战”的和平主义的《春闺梦》，周信芳编演的《徽钦二帝》同样是表达抗日救亡主题。
不仅大都市的名伶在编演反映时代精神的京剧，还有欧阳予倩、田汉等戏剧工作者积极改造和发展京剧，使其适应时代的需求，同时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所从事的京剧改革。京剧因应时代的要求所发生的变革，使得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也包括京剧在新文化视野下，对世界其他艺术形式的吸纳和借鉴，不断丰富和完善了自身的表现技巧，比如对话剧艺术的借鉴，对西洋歌舞艺术的吸纳，以及声光电等新的科学技术的利用。
京剧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动态的，是未完成时的，其扎根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又沐浴着近代、当代社会的阳光雨露成长。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体现者，也是近代维新改良思潮、现代启蒙救亡的新文化运动的承载者和体现者。今天京剧依然随着时代一起前行，必然会有更新的气象。
吴新苗，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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