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真”与“美”在当代艺术中同时存在，二者一隐一显，同出而异名，是同一艺术事物的两种共存属性。“真”重内涵，而“美”重外在。不同的艺术形式对“真”与“美”的追求往往有所取舍，在当代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真”与“美”的重要程度也有所不同。在当代艺术发展初期，反传统的观念艺术占据主导地位，“真”显得尤为重要;而在反美学思潮盛行的当下，重“真”不重“美”的观念导致了当代艺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美”的回归成为当代艺术发展的新趋势，同时也引发了艺术家们对“真”与“美”何者为重的新思考。
关键词：当代艺术;真;美;审美
“真”与“美”是艺术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二者在当代艺术中同时存在。在当代艺术发展初期，以达达主义为代表的艺术家认为观念性应该在艺术中占主导，使当代艺术出现重“真”不重“美”的倾向;近年来，在“反美学”思潮盛行的当下，艺术家们又开始呼唤“美”的回归。当代艺术中“真”与“美”何者更重要的问题引发学术界广泛讨论，本文将对此进行探究。
一、艺术中的“真”与“美”
若要探讨当代艺术中“真”与“美”何者为重，首先要对艺术中的“真”与“美”做出概念上的界定。“真”本意为真实，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艺术史家认为艺术是对现实中已存在的事物的摹仿。摹仿客观自然被认为是一种求真的手段。随着艺术的发展，艺术家们不再單纯地将艺术中的“真”等同于对现实生活中真实事物的临摹复制，艺术创作中的“真”更多指代一种观念上的意义，其中包含了作者真挚的情感表达，以及对社会现实或历史问题的深入思考。
与“真”相比，“美”的含义更加直观且多样。古往今来，许多美学家都对“美”是什么进行了定义和探析：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将激起人们审美情感的线、色组合称为有意味的形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美是理性与感性、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普遍与特殊的矛盾统一;德国美学家康德认为“美”分为自由的美和依存的美，美的形式越单纯越好[1]。简单来说，我们认为能够给观者带来审美愉悦的事物是美的，可以是从色彩、线条、质感等方面带来的直观的形式美，也可以是激起观者情感共鸣的情感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美”的认知也不尽相同。
“真”与“美”同出而异名，在艺术中同时存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美”即是“真”，对“美”的最高探索就是对“真”的追求。英国诗人济慈以“美”作为最高理想，他强调美与真的统一，并在其著作《希腊古瓮颂》中总结出“美即是真，真即是美”[2]。“真”与“美”作为同一艺术事物的两种共存状态，“美”更侧重于外在，而“真”更侧重于内在。不同的艺术形式对“真”与“美”的追求往往有所取舍，当代艺术也不例外，在当代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真”与“美”的重要程度也有所不同。
二、当代艺术发展初期对“真”倚重
当代艺术不能单纯按照时间去理解当代艺术，它是理性的、观念性的、带有先锋意识的艺术。在当代艺术产生之前，传统观念普遍认为优秀的艺术会给观众带来审美愉悦，因此优秀的艺术作品一定是美的。随着杜尚的达达主义在艺术舞台上拉开帷幕，这一情况开始发生改变，观念性的艺术开始占据当代艺术的主流。在极权主义笼罩的社会背景下，艺术家们渐渐意识到所谓的“美”不过是统治阶级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荒谬与丑陋才能震撼群众，消解“美”才可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
在当代艺术发展初期，艺术家们对“真”的追求使得“美”在当代艺术中的重要程度退居二线，甚至有些艺术家认为，当代艺术注重“美”会使其变得肤浅化、娱乐化，使艺术机构成为“快餐式”的消费场所。因此艺术家们开始关注不美的事物，甚至丑陋的事物，这些事物或许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但并没有引起公众的重视，一旦它们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呈现到观众眼前时，便会带来震惊、惶恐，甚至恶心的效果——这些作品很难说是“美”的。当代艺术家们不再满足于让自己的艺术作品与庸俗文化一同充当取悦观众眼球的玩物，而是更加看重作品直击心灵的深刻内涵，以及给观者灵魂带来的强烈震撼。因此，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形式上的“美”，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譬如杜尚的现成品艺术——《泉》，他将小便池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对抗博物馆，而将经典名画《蒙娜丽莎》加上两撇可笑的胡须，就是在以一种荒诞的恶作剧的方式挑战传统的艺术概念，来亵渎、解构经典的“美”。这种“造反精神”形成了独特的达达主义纲领，并逐渐成为流行于欧美世界的一种趋势，公众开始普遍意识到，在传统艺术观念下因为“不美”而被拒绝的事物，如今也可以被看作艺术。
当代艺术提倡“美”与“丑”的转化与融合，反对两者对立。对丑陋、怪异、畸形、神秘等种种极端不和谐的追求成为了当代艺术的主角，这种追求发端于当代的文明危机，和谐美的形式已经很难表达当代人的复杂心境。一切艺术都可以是“美”的，甚至“丑”也可以是“美”。在这种观念的渗透之下，垃圾、排泄物、昆虫、尸体等都成为了艺术的表现题材。这些大胆的艺术家拓宽了当代艺术的审美范畴，使当代艺术的形式变得更加自由。他们让观众试着去接受不美的东西，甚至是令人作呕的、丑陋不堪的东西。英国艺术家达明安·赫斯特常常利用动物尸体进行创作，他希望这些逝去的生命体在他的艺术作品中可以获得生命的永恒。例如他的成名之作《一千年》，他将一个玻璃箱分成两个部分，一侧孵化苍蝇，另一侧放置一个牛头;苍蝇若想活下去必须飞向牛头的那一边，但飞行的时候要经过一个放有灭蝇器的通道，苍蝇在飞向生的同时也在飞向死亡。苍蝇的尸体、腐烂的牛头，似乎很难让观众产生视觉上的愉悦，但十分震撼人心，并引人思索生命与死亡的问题。
泡在福尔马林中的虎鲸、蝴蝶尸体标本、镶满钻石的人类头骨，赫斯特一直在用他另类的作品挑战公众对艺术的接受极限。他的成功让大众开始重新思考当代艺术的美学价值，未必不美的事物就不能称之为艺术。
当代艺术在发展之初就有一种求“真”不求“美”的趋向，在这种观念下，审美变得更加多元，一切皆可成为艺术，不美的甚至丑陋的事物也可以成为艺术，人们开始用开放的美学视野去接受不美的事物，这种反传统的精神在当时很有进步意义。因此，当代艺术在这一发展阶段中，“真”比“美”更重要。
三、“美”的回归——当代艺术发展新趋势
当代艺术重观念、重理性、重内在，实现了对传统艺术的反叛，也使艺术创作变得更为自由。但如果一味地要求公众一定要接受不美的甚至丑陋、恶心的艺术，并认为这才是高级的、前卫的艺术，这是否也变成了一种新的范式或绑架呢？
正如中国艺术家史忠贵在其随笔中所说，“艺术就可以是丑的，甚至可以是任何东西、任何样式了，当然艺术的媒介就可以是任何东西了。这种哲学思潮的混乱进而在艺术上演进，就当然会荒唐地将小便池、粪便、垃圾等叫作艺术了。”[3]自达达主义开始，人们不仅接受了不美的，甚至丑陋的艺术，还深刻感受到了艺术对公众审美的渗透与诱导。这也引发了人们对“究竟什么是艺术”的新思考。
过分地追求“真”而抛弃“美”会导致当代艺术走入误区。腐烂的尸体、肮脏的排泄物，这些在40年前对观众的震撼是溢于言表的，但放在今天它的艺术张力微乎其微。千篇一律的操作使观众司空见惯，日渐麻木，有些艺术家甚至会选择更加极端、更加怪异的方式去博取观众的眼球。当代艺术以观念为核心，不重视外在，认为一切皆可以成为艺术，而这实际上滑向了一种谬误，“一切都是藝术”就意味着“一切都不能成为艺术”，如此演进，哲学会取代艺术，艺术将会终结。
面对鱼龙混杂的当代艺术乱象，艺术家们重新思考当代艺术是否一定要“不美”，“美”与“真”的极端对立是否造成了一种误导。在这个阶段，“美”的回归成为了当代艺术发展的新趋势。
最早提出“美的回归”这一理念的人是美国当代艺术批评家戴夫·希基，早在1993年他就预言，在未来的十年，“美”将回归，并向当代艺术中的反美学倾向提出强烈抗议，他认为由机构化的博物馆文化、干枯学院主义教育和僵化的意识形态构成的西方当代艺术，否定了艺术最吸引人的一面，也就是“美”的一面，枯燥乏味成了当代艺术最大的问题[4]。
90年代初期，“美”在当代艺术的实践中有了回归的趋势，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印裔艺术家安尼施·卡普尔，他的公共雕塑《天空之镜》就是一件集“美”与“真”于一身的作品，作品的主体是一面巨大的凹凸镜，一面映射碧空白云，一面呈现出过往的行人与四周的环境。这面倒置天地的镜子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虚幻空灵，若隐若现[5]，使观众仿佛沉浸在一幅可游、可居的画中，全身心地感受艺术与自然的馈赠。观众在不同的角度观看作品，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象，引人思考周围环境与自身的关系。丹麦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装置艺术《水钟摆》同样是一件注重形式美的不凡之作，在漆黑的展厅中，一条注水的软管从屋顶垂下，通过水泵的压力，水流在展厅中翩跹翻腾，宛如体态优雅的舞者。两侧的光源时明时灭，水流的呈现也时断时续，观者可自由发挥想象依循水声猜测水流的完整轨迹。这件看似唯美的作品不仅为观者带来感官上的愉悦与心灵上的宁静，还唤起了观众对未知的思索。这些艺术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观念强行灌输给观众，而是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具有冥思特质的空间，让他们在体味艺术之美的同时进行自我塑造。
虽然反美学理论家反对当代艺术转向景观化，因为他们认为当代艺术重视形式上的“美”会使展览娱乐化、浅薄化，使艺术沦为商业的副产品。但成功的当代艺术，无需刻意回避“美”的形式，而是要挖掘思想深度，给“美”赋予更加深刻的内涵。优秀的当代艺术，往往既能给观众带来审美愉悦，又能发人深省，这样的“美”并不肤浅。“美” 的回归，在反美学盛行的当下具有特别的意义，卡普尔等人的成功也为当代艺术家们带来了一些启迪。
四、结语
“真”与“美”在当代艺术中同时存在，二者一隐一显，是同一艺术事物的两种共存属性。“真”与“美”在当代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在当代艺术发展初期，反传统的观念艺术占主导地位，“真”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反美学思潮盛行的当下，重“真”不重“美”、“一切皆可为艺术”的观念，导致了当代艺术界的鱼龙混杂，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于是艺术家们又开始呼唤“美”的回归。
“美”重形式而“真”重内涵，过分重视外形的华美，则会流于表面;过分重视理念，则会使艺术陷入哲学的虚无，或是成为晦涩的说教。“真”与“美”本就不必对立，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往往能够实现“真”与“美”的统一，正如卡普尔等人的艺术作品，美的形式下蕴藏着深刻的内涵，既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又赋予了当代艺术成为永恒的可能。
参考文献：
[1]邵亮.新编美术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58.
[2]陈佳佩.人物画创作中“真”的研究：以《长大》系列创作实践为例[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20.
[3]李雨佳.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中的“审丑”观念：以曾梵志“肉联”系列为例[J].美与时代（下），2019（12）：107-108.
[4]邵亦杨.美的回归？——当代艺术的转向[J].美术研究，2018（6）：53-57.
[5]张译之.虚空之域：安尼施·卡普尔的非物质叙事[J].世界美术，2019（4）：2-10.
作者简介：杨越洋，天津美术学院艺术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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